老红领巾的故事

　　人的童年，充满五彩的幻想和天真的好奇心。牧人的孩子穿得简单，一件黑山羊皮袄，由母亲、大哥、二哥传下来，到我这儿已是补丁摞补丁，里边不穿布衫，光膀子套进去，再扎个撕成三股辫的破旧腰带，便算裹好我瘦小的身躯。但裹在里面的那颗小小的心很不安稳，每天在野外放牧羊羔和牛犊，面对那蓝得出奇、深不可测的天空，忽聚忽散、无限变化的白云和覆盖沙蒿柠条、连绵不绝的沙梁，以及那滩头跳荡的岚气，头顶爆炸的雷声和从脚下升起的彩虹，总不断地奇想、妙想和遐想，甚至追着那自由飞翔的鹤或鹰，苦苦琢磨如何制作一架供人使用的飞行器，而且在脑子里反复画那飞行器的形状。

　　我们那个地方，虽说是个老区，但直到1950年末才结束战争，所以从小到大脑子里装满了关于父辈们南征北战，母亲带着孩子们东躲西藏的故事。父亲退伍带回的战争物品包括一颗颗军用铜扣，在我眼里显得那样神圣和珍奇。一天，我到滩上放牧牛犊，发现草丛里有只小皮匣，顿生猜疑，断定那是故事里讲的炸弹。于是立即卧倒，先扔去土块和马粪蛋引爆，再用木棍去挑，最后确定没有危险才动手打开看。原来是路人丢失的一副崭新的风镜。

　　也许我的这种好奇心所致，在趴着看大哥假期里做作业或帮参加扫盲班的母亲认字记字的过程中，我也学会了蒙文字母和不少单词。所以1958年上学时，在一年级只呆了几天就升到二年级，成了我们班五十来名学生里年龄和个头最小的学生。我想这年该是我告别童年进入少年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冬天，我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

　　我已记不清入队的具体日子，但却清楚地记得通知我被批准入队和在队旗前宣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的情景。教室里生着炉子，燃料是干羊粪，每次加羊粪时冒出来的烟气虽然有些呛人，但给人以暖烘烘的亲切感。墙上挂着上面缝着黄色五星和火炬的队旗，队旗的边上有个三角型缺口，辅导员老师讲，我们戴的红领巾就是从那上边剪下来的。我们一起入队的有六七个人。我想一面队旗上剪一幅红领巾，这么多的红领巾需要剪多少面队旗呵!?

　　戴了红领巾，我那颗与荒风、野草、飞鸟和羊羔、牛犊为伍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收回去了，好像有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时时刻刻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不敢有丝毫的顽皮和淘气，有时倒显得过于怯懦。一次全校做早操，我憋尿不敢报告，竟站在队列里遗尿，搞得好长时间里让人骂“协楞”(尿痞子)。

　　那时，正值大讲“三面红旗”。我们学校二年级以上的都是大跃进的力量，参加了我们公社几乎全部各类生产大会战，如锄地、打草、收割、打机井、打醉马草、平整土地等等。这些生产点互相间的距离一般都有二三十里，为了节约白天的时间，(因为那时有个口号，叫“一天等于20年”，“15年赶上英国”。)常常是夜间集体行路，而且还要背着背包。我因年龄小，累得常常在行进中睡着，不是磕倒就是不会拐弯走出队列，结果每次醒来时都是班主任老师在背我走。

　　解放前，我们那偏远地区，牧民的孩子没有上学机会。所以，翻身后首先想到的是送孩子上学，不管这孩子有多大。不过刚解放我们母校建校时(1951年)，并不是所有该上学的孩子都上学。因为在牧区，孩子是羊群的主人，不能丢下羊群去上学，至少弟兄当中必须有一个留在家里放羊。直到人民公社成立，牧民的牲畜都入了社，才把这些孩子从羊群里解放出来。所以，1957年和1958年上学的孩子特别多。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那个班共50来名学生，最小的我，8岁多，最大的有20多岁。大龄学生有他们感兴趣的事，课堂上不像我们只知道一心一意听老师讲课，因而有个别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他们打叉的作业经常和我打对勾的作业并排挂在墙上展览，有时还把他们和我叫到老师讲桌前，一大一小，一高一矮，进行比较。起初，我觉得挺好玩也很自豪，但很快就不敢了。因为其结果真正难受的是我。一下课老师走了，我就成了他们手中的猎物，给我吃“格托儿”(用手指倒刮头皮)，逼问还丢他们脸不，还不准我告状，有时也逼我替他们写这画那或刻印章什么的。这些虽然苦了我的皮肉，但也使我多学到了一些知识和窍门，而且在默默忍受中锻炼了我的承受力、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使得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遭受挫折和磨难时不至于彻底崩溃。

　　1961年，对我们母校是个不平常的一年。那年夏天，我们学校突然来了个“上山下乡，支援生产第一线”的运动，我们班凡是超过13周岁的学生全部取消了学习资格，赶出了校门。(其他班也一样，只是根据班级的高低，年龄规定各差一岁。)我非常想念我那个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包括那些大龄同学。他们是多么渴望学习，渴望知识，渴望文化，渴望美好，渴望甩掉旧社会留给他们的愚昧帽子呵!然而有人却害怕他们这种渴望，进而歇斯底里地扼杀他们这种渴望。放暑假的那天，把全校学生召集在一起，宣布已决定下乡学生的名单。从高年级到低年级，连一年级都有，念了好半天才念完。

　　队列里开头是喧哗，接着是厌烦和抗议，最后却变成了绝望的抽泣声。会一散，偌大的校园变成一片哭泣声，尤其是女同学，哭得更是死去活来。他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将要永远地告别学校，告别让他们睁开眼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告别尚未学成的学业，特别是少先队员们，还要告别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他们自然要哭，怎能不哭呢!?

　　这是上午的事情。下午，所有已变成牧民的下乡同学，都捆绑好行李背着，无精打采地走出校门，走向四面八方。他们的眼睛，瞅着脚尖，不敢抬头，不顾左右，也不向任何人道别，只是走出去很远才偷偷地但却无限深情地朝着学校望一眼。我的宿舍里住着8个同学，除了我都是下乡对象。其中一个叫邦好莱，少先队中队长，是我们的画家，画什么像什么;一个叫包恩道恩，也是中队长，特聪明，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此外还有一个大队委员，一个小队长。午饭后，他门回到宿舍打点行李。但打好后谁也不动了，他们坐在各自的行李卷上，一言不发，默默对视着。

　　他们的胸前都戴着红领巾，忽然其中一位猛地揪下胸前的红领巾，捏在手中，像一道命令，于是其他几位也照此办理。他们摘下红领巾，怔怔地看着看着，那早已哭红的眼睛又湿润起来，渐渐地泪满眼眶，终于“哇”地一声，用手里的红领巾捂着脸，大声哭起来。这时在一旁的我也哭了。我至今也解释不了当初为什么要哭，我只知道当时没法不哭，而且必须得哭，如果不哭可能要伤害我朝夕相处、见不得又离不了的大龄同学们的心，因为将永远地对不起他们。

　　过了许久，他们不哭了，将那被泪水沾湿的、皱皱巴巴的、边角已起毛的红领巾，用一双双还没有长大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抚平，折叠好，同那些可爱的旧课本，一起塞入行李卷内。就这样，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起有一部分充满求知欲、很可能是未来栋梁的红领巾队员，被中止了队籍和被剥夺少先队生活权利的事件。他们呢，只好将那最心爱的火红的红领巾和自己流不完的泪水，永久地埋藏在心灵深处。我相信他们当中肯定有人至今还保存着那刚刚戴上又被强行摘掉的红领巾。

　　我的母校，一个好端端的，建校刚10年，充满生机的学校，敲响了文明的丧钟，由300多人变成百十来人，由热热闹闹变得冷冷清清。我们班50来名学生只剩下我们6人，不成一个班，便到另一个学校，将3个公社学校剩下的学生合并成一个班，还不到20个人。但令人费解的是，那两所学校也搞过“上山下乡”，但不像我们狠，他们留下来的学生，年龄有的比我们已经下乡的学生年龄还大出二三岁。

　　现在人们常说“文化革命”是一次空前的浩劫。但1961年在我们那儿发生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绝不亚于“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文化断层，对于那些出生于旧社会的、对新生活充满憧憬的、胸前的红领巾拂面也拂心的一代人，是一次无情的、残忍的、沉重的打击。它，极大地影响了刚刚翻身的、偏远牧区牧民们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普及，造成了本不该有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的一代人的愚昧。哦，我那可爱的队友和同学们哪!谁能理解你们当初的酸楚，和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愈来愈加深的心灵悲哀呢?!

　　然而更可悲的是没过5年，又一场运动剥夺了在1961年的浩劫中幸存的、刚刚迈进中学校门的其他同学的学习权利。这些孩子们似乎压根儿就不能与知识和文化结缘，也步前一次“上山下乡”同学的后尘，回到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重新拿起了牧羊鞭。当然那些尚未退队的少先队员们，也和上次一样被强行摘掉了红领巾。

　　回想起来，我的那个母校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尽管是1951年建校的老资格学校，但直到“文革”，竟没有培养出一名大学生，哪怕是刚进大学校门的!也就是说那么多学生没有一个能从小学顺利地念到中学和大学。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老红领巾的艰辛而坎坷的经历。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明的太阳照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虽然当年的老红领巾们未能都登上知识的殿堂，但他们的后代成了新红领巾，继承父辈们的夙愿，走尽天下校门，念尽天下学问，攀登着现代科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