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怕十三岁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爸爸：“外国人为什么害怕13这个数?”

　　爸爸解释说：“西欧、北美，也许还包括澳大利亚一类地方，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是有那么一种风俗，忌讳13，甚至害怕13，剧院里不设第13排，没有第13号，旅馆房间12号过去就是14号……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以为13这个数不吉利，其实没有什么道理。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个心理，有好多种解释……”

　　我正听得起劲，妈妈用筷子敲着碗边说：“行啦行啦，吃饭的时候还说那么多的话!”

　　爸爸不再说了。

　　我可不甘心。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宣布说：“我先不吃了。爸，你给我说清楚，外国人究竟为什么害怕13?”

　　妈妈生气了，她先冲着我说：“你一个小孩子，琢磨这些事干什么?”又冲着爸爸唠叨起来，“你也是，他才多大，你就跟他胡扯这些个没用的题目……”

　　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了：“爸，你倒是告诉我呀——外国人为什么害怕13这个数?”

　　妈妈一听，瞪了我一眼，随后便瞪着爸爸。

　　爸爸心不在焉地说：“其实他们也没有统一的解释。37爸反正就是那么一种迷信的心理。”

　　我心里结了个疙瘩。

　　自从我上初一以后，心里头结了无数个疙瘩。我提出的问题，老师、家长以及我所碰上的大人，不是不给我正面回答，就是他们也弄不清，这倒还罢了，他们竟常常责怪我不该提出那样的问题来，这就在我心里结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疙瘩。

　　哼，他们不回答我，我自己来解答!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个又一个疙瘩全解开!

　　电视上正播出一部电视剧，嘿，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别提多假了——那个女英雄身中数弹，可偏不死，她抿个嘴、瞪着双眼，扔出一个手榴弹去，“轰”的一声，不消说，五六个坏蛋反倒一下子全报销了!他们骗谁呢?那些个什么编剧呀，导演呀——骗小学生还差不离，我可是上了初一的中学生了，谁还信他们那一套!我立刻指着荧光屏说：“那几个坏蛋真是傻帽儿!就算开头没把那女的打死，见着她举起手榴弹了，也得赶紧补几枪呀，怎么能挤成一团干等着挨炸呢?”

　　妈妈一听就烦了，她指责我说：“你怎么能向着坏蛋呢?你这样下去还得了吗?是非不分，爱憎不明……”

　　可是电视剧往下的场面更滑稽：另一个女英雄，搞地下工作的，打扮得妖里妖气;坏人发现她了，来逮她，人家把手枪举起来了，她呢，把手里的扇子甩过去——那扇子上原来装着尖刀;刀尖一下子扎进了坏蛋的手背，坏蛋手里的枪掉在地下……

　　甭等我发话，爸爸先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他连连摇头说：“瞎编!唉，瞎编……”

　　我立刻跟上去说：“什么破节目呀，给他们一个‘大哄子’!”

　　妈妈这回冲着爸爸去了：“你瞧你给孩子都是些什么影响?跟你实说吧，小凯身上最近出现的毛病，十有八九都跟你这种影响有关!”

　　爸爸望着我说：“小凯呀，你对大人的议论不要照搬照套……比如这个电视剧吧，毛病确实很多，可他们的立意还是好的;再说，搞一部电视剧也很不容易……”

　　我可不服。许他说人家“瞎编”，就不许我给人家一个“大哄子”吗?

　　我觉得大人们——从老师到家长，从邻居到偶然遇上的人——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平等。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种反叛的情绪，大人不许我问的问题，我偏要问;大人不让我知道的事，我偏要知道;大人不准我干的事，我偏要干。

　　有一天我问妈妈：“妈，你究竟是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是真的打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吗?”

　　妈妈吓得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掉到地上，她一张脸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我仅仅是因为可怜她，才放弃了继续追问。

　　事后，妈妈严肃地教训我说：“小凯，你可不许胡思乱想!你可不能学坏啊!”说着，她双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我莫名其妙。我怎么可能学坏呢?我可不是不知好歹。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不过，我毕竟不愿意让妈妈伤心。我心里头其实很爱她，尽管她总叨唠我，把我当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看待。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再没问过那个问题。我任心头结着那么个疙瘩。那并不是个了不起的疙瘩。在我急着想解开的疙瘩里，还数不上它。

　　还有一天，我家来了客人——爸爸上中学时候的老同学，我得叫他马叔叔。马叔叔刚从法国回来，他好像是去法国参加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爸爸和马叔叔聊得很欢。谁知当我正听得出神时，妈妈忽然严厉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我老大不高兴地问妈妈：“叫我干嘛呀?”

　　妈妈说：“做功课!”

　　我宣布说：“我功课早就做完啦!”

　　妈妈说：“你上小学时候，做功课多细心呀!就说作文吧，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摆在格子当中;现在呢，可好，那一行行的字真叫‘龙飞凤舞’!我刚查了你作的作文，内容嘛，还可以，可字迹潦草得不行，你重抄一遍!”

　　我可不是上小学时候的我了，我皱皱鼻子说：“您甭跟我使计——我知道您干嘛把我叫过来，才不是为作文的事呢，您是不愿意我坐那儿听爸爸和马叔叔聊天!”

　　妈妈承认这一点：“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他们俩越聊越随便，你听了理解不了，没好处!”

　　怎么没好处?起码我知道了好些原来不知道的事。再说，我怎么就一定理解不了呢?为了证明我这一点，我得意扬扬地对妈妈说：“法国以前有个戴高乐将军，对吧?毛主席都说他了不起，对吧?毛主席还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呢，他也可愿意来啦，可是真叫遗憾——他还没来成，就逝世了……他个头特别特别高，咱们国宾馆里，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他要来呀，得给他特制一张大床，您听说吗?那得是一张特别特别长的床，床单、被子也得单给他做……不过，妈妈，戴高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得算好人吧?可马叔叔干嘛又说他是‘右翼’呢?”

　　“你瞧，”妈妈烦恼地摇着头说，“你灌进一耳朵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把你的思想全搞乱了!这些问题，只有到你大了以后，才能够弄清楚!以后再有马叔叔这样的客人来，大人说大人话的时候，你就别往里掺和了，你要自觉地到这间屋来，功课做完了，你看看课外书也好嘛!”

　　我觉得很委屈：“干嘛呀?以前你们倒不轰我，现在我长大了，反倒受限制，我不干!”

　　妈妈只是焦虑地望着我。妈妈不叨唠的时候比叨唠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我从她的眼光里看出来，她实实在在是为了我好。倒也是——我上小学那阵，当爸爸跟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就是在他们腿跟前摆弄玩具，耳朵里也留不住他们一句话，可如今就算我呆在这边屋里，他们那边偶尔飘过来的一句话，也总引得我心痒难熬……

　　还有一天，一个什么单位给爸爸寄来两张戏票，爸爸、妈妈开头挺高兴，可一看日期，就傻眼了——那个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大姨，是早就定好的，因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银婚纪念日”，也就是说，他们结婚整30年，所以要隆重地纪念一下，我们全家都要去大姨那里吃饭，不用说，一定会有好多好吃的菜，最后一定还有一只大蛋糕，说不定还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专门订做的——倘若爸爸、妈妈那个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戏，大姨非气疯了不行。

　　当妈妈把那装有戏票的信封往我家墙上的蜡染布信袋里一插时，我问：“什么戏呀?”

　　妈妈随口应答道：“不适合你们小孩子看的戏。对你来说，倒没什么遗憾的。”

　　哼，我都上中学了，她还总是左一声“小孩子”，右一声“小孩子”，谁说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谁说我分不清是非?谁说我不想学好净想学坏?

　　我暂时没吱声。可临到该去大姨家的那个晚上，爸爸、妈妈正穿衣服准备动身，并且妈妈还扬着嗓子喊我也快穿衣服的时候，我忽然皱着眉头，揉着肚子，哼哼唧唧地向他们宣布：“哎呀，我肚子有点疼，我不想去……你们去吧，反正我是个小孩子，去不去大姨家也无所谓……”

　　妈妈大惊小怪地赶紧用手掌来摸我的脑门，还一叠声地问我：“究竟哪儿疼?是胃，还是肠子?左边?还是右边?……”

　　爸爸扬起一只眉毛，怀疑地望着我。

　　我装得恰到好处，而且理由也越来越堂皇正大：“没什么，不要紧……可能是中午吃炸带鱼吃多了……不要紧的，你们放心去吧……再说，我还有3道代数题没做出来呢……你们回来给我带块蛋糕就成……我还想把英文复习一下，明天有测验……”

　　妈妈逼我吞了两片什么药，又埋怨了一顿爸爸不会买东西——“那种炸带鱼多半都不新鲜，以后别再买了!你呀，要么从来不给家里买东西，要么一买就瞎买……”——这才跟爸爸走了。

　　爸爸临出门对我了眼说：“小凯，你可得让我们放心啊!”

　　其实我有什么让他们不放心的地方!

　　我才不会胡来呢，我最瞧不起那些流氓小偷和不好好学功课的坏学生了，大人恐怕我跟他们学坏，他们就是不明白，像我这样的瞧着“格涩”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其实跟那号家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

　　等爸爸妈妈走了一刻来钟，估计他们已经乘上公共汽车了，我这才行动起来——换下拖鞋，穿上外套，出得屋去，锁上屋门，然后一溜烟地跑下楼梯……

　　我兜里揣着那两张戏票。我不过是要去看那出所谓不适合我看的戏而已。

　　我就不信我看不懂那出戏。大不了是出外国戏。要么就是出古装戏。什么了不起的!我可知道英国好几百年前就有个大戏剧家叫莎士比亚，我也知道“卧薪尝胆”是怎么一回事儿……再说我兜里有好几毛零钱，除了坐车、吃糖葫芦，足够买上一份说明书，那种只能让大人牵着手进剧场、不懂说明书有什么用处的时代，对我来说算是彻底结束了。

　　我来到了剧场门口。门口贴着大广告。一看广告我却“二乎”了。

　　原来当晚上演的是无场次话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最后我当然没看。不是我不适合看那出戏，是那出戏不合我口味。你当我还是小孩，凡戏都能耐着性子看么?我得挑那我乐意看的看。

　　我长大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不再那么神圣。同时又觉得周围的一切格外神秘。

　　上小学的时候，我对老师——不管是哪一位老师——全都有一种畏惧感。

　　上了中学，我可开窍了。现在我知道，老师跟老师可不一样。不光是性格、年龄、长相什么的不一样。他们学历不同，挣的工资也大有差别。

　　比如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要搁在小学，我可不敢小看她。可现在我对她的“老底”一清二楚：她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比人家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差两年的学历，工资才挣四十多块，你说她有什么了不起了?我们班也真倒霉，人家初一(3)班的王老师是三级教师，一月挣一百好几呢;初一(4)班的齐老师不光大学本科毕业，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们班的呢?“你们班主任是谁呀?”一有人这么问我就发烦，我敢把眼一白，撇撇嘴说：“你管是谁呢!”

　　开学不久，杨老师布置大扫除，她一本正经地宣布：“要爱护爱校里的一切公物……”

　　我立即举手，她很吃惊，让我站起来：“罗世凯，你有什么问题?”

　　“您说，学校里的一切公物都得爱护吗?”

　　她望着我，微张着嘴，莫名其妙。

　　我扬扬得意地继续问：“学校后门那儿垃圾箱里的垃圾，我们也得爱护吗?”

　　她和全班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妙问镇住了，一时全场哑然。

　　我幸灾乐祸地望着杨老师，看她怎么回答。

　　她的脸开始涨得发红，生气地对我说：“罗世凯，你不要无理取闹，谁让你去爱护垃圾了?”

　　我不慌不忙地反驳说：“咦，不是您说的要爱护学校里的一切公物吗?那些垃圾难道不是学校的，而是我们哪个私人的?”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杨老师气得脸蛋上的肉直抖。她用黑板擦敲敲讲台，让同学们安静下来。

　　我等待着她当众发火，但她竟把冲到喉咙的火气压下去了。她静默了几秒钟，然后用强硬的语气对全班同学说：“我们说爱护公物，指的是爱护公共财物，‘财物’的意思就是指有价值的物品;垃圾是废物，不是财物，没有价值，所以当然不能去爱护它，而应当把它清除掉!”

　　我想大多数同学一定立即被她征服了。我一时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涵养和口才。

　　杨老师对全班同学讲完，又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严厉地问我：“罗世凯，你听懂了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反抗到底不可。忽然我灵机一动，梗着脖子继续争辩：“垃圾可以用来压成建筑材料，电视上演过那样的节目，有一种机器，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压力，把拉圾压成一块一块的建筑材料……所以垃圾也有价值，也是财物……”

　　同学们被我引得又活跃起来，教室里立刻充满小声的议论……

　　杨老师这回可真气坏了，她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她挥手让我坐下，宣布说：“好，开始扫除吧!扫除完毕，请罗世凯同学到校长室去一趟!”

　　什么?到校长室去?不是到年级教师办公室去，而是到校长室去?哼，她以为这就能把我吓倒吗?我才不在乎呢!

　　在大扫除的时候，我干得比谁都欢。我要让杨老师知道，我提出那样的问题，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大扫除，更不是我故意捣乱。瞧吧，我才不是坏学生呢，我能既不怕累，也不怕脏!

　　临到参加清除学校后门的垃圾时，我更表现得积极，一边用铁锹往车上铲垃圾，一边吆喝着，一会儿嚷：“我可不能爱护你呀!”一会儿叫：“你可不是没价值呀!”逗得班上的男生全都不住地哄笑。

　　扫除完了，我去校长室。要搁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听“校长室”这三个字，我没准就得吓个半死，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怵，校长又怎么着?校长这官可没多大，上头还有教育局管着他呢，再说就是教育局局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还有教育部吗?部长上头也还有人管他，你看，都有人管，他们谁也不敢错待我，要是错待我呀，我就往上告他们!

　　我敲了门，喊了“报告”，得到允许，这才进去。别以为我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

　　我们校长姓吴，瘦高个儿，戴副眼镜，看样子比我爸爸大不了多少。

　　他请我坐，我便大摇大摆地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他给我倒了杯开水，我说了声“谢谢”，也便大模大样地端起来喝了几口。

　　我等着他开训。他却仿佛全忘记了杨老师所告的状，而是跟我闲扯开了。他问我来学校报到那天，对校园的总印象怎么样。我说印象不错。他缓缓地摇头说：“不见得吧。你不觉得失望吗?——咱们学校的楼太旧了!”我点头承认，是有点失望。我问他：“不是说咱们学校要盖新楼吗?”他点着头说：“的确。过两个月就开工。”我见他说这话的时候愁眉苦脸，不禁奇怪，忍不住问：“盖新楼不是大喜事吗?您干嘛好像不高兴似的?”他叹口气，好像跟我商量似的说：“要盖新楼，就得先把东边的旧楼拆了呀。这样，初二和高一两个年级，恐怕就得按二部制上课了。对他们来说，这可是学生时代的损失呀!可不安排他们上二部制，又怎么办呢?”不知怎么的，多半是吴校长那推心置腹的神态语气感动了我，我拍拍胸脯说：“干嘛让初二上二部制呢，让我们初一的上二部制吧，我们都不小了嘛，是不放心吗?怕我们没有自觉性?不上课的那半天满世界跑，胡闹?”吴校长沉思地说：“其实二部制对哪个年级都不利，都会有个别的学生因为这原因变坏……可是综合各种因素权衡起来，还是不能让初一的学生上二部制，因为你们这个年龄，还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最容易……”我截断他的话说：“您以为我们最容易变坏?因为我们还小?”吴校长望望我，和蔼地笑着说：“那倒也不是。说实在的，我还是倾向于想另外的办法，比如说，租一批活动房，不过，那样操场又没有了……也许，我们可以把体育课拉到护城河边去上?”

　　我一听就嚷起来：“嘿!您想得倒美!人家会罚您的款的!——现在园林局把那些地方全管起来啦，您当能随便在那儿跑百米哇?”

　　吴校长点着头笑了起来，笑得直咳嗽，他赞许地说：“你真是一针见血!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罚款，是吧?”

　　我们俩聊得挺欢，吴校长还拿出新的图样来给我看，忽然杨老师来了。显然，吴校长跟我交谈的情景让她大为吃惊。

　　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使我尴尬起来。

　　吴校长却若无其事，他招呼杨老师“快坐”，又对她说：“罗世凯同学也主张我租活动房。至于体育课怎么上，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没想到，杨老师一开口，反倒是和校长表扬我：“刚才同学们一致反映，大扫除当中罗世凯表现得特别好，尤其是不怕脏，积极地清除垃圾……”

　　我真想跟她说：“我那么提怪问题，跟您抬杠，不对……”可就是说不出口。干嘛非我得认错呢?我只是低着头，假装正在研究新楼平面图中的一个细节。

　　这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吴校长的话语：“罗世凯，你是班上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男生里头，你是有代表性的一员，希望你一定从各方面支持杨老师的工作，就像从各方面支持我这个校长的工作一样。从小学到中学，是人生从童年时代向少年时代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它的意义，不比中学毕业以后，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那个阶段意义小呢!”

　　啊，敢情人生有好多阶段：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

　　吴校长的话，让我动了心。可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改不了跟大人抬杠的劲头。你说东，我偏要说西。你让我往南，我偏要往北——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大人让我往南是有道理的，我也偏要先往北拱一段，然后再悄悄地朝南拐。

　　我忽然变得爱照镜子了。上小学的时候，镜子对我毫无意义——除非公园里花钱才让照的哈哈镜——我那时候甚至记不清家里究竟有几面镜子，可是现在我不仅充分地利用着洗手池前的小镜子、爸爸妈妈屋里那大立柜上的穿衣镜和妈妈那梳妆匣上的椭圆形镜子，而且，我那磁铁开关的塑料铅笔盒中，也有一面专供我使用的小镜子。现在不用妈妈督促，我就能主动把脸洗干净，而且绝不让耳朵背后留有污垢;我一个月里至少在洗澡堂里洗两回澡，过去总是爸爸带着我去，现在，对不起，他叫着我的时候，我总是“没工夫”，而我去的时候根本也不约他。在澡堂淋浴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仿佛我身体里窜进去、流动着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

　　正当我跟杨老师相处得不错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吴校长来班上宣布：“你们的杨老师病了。她需要住院治疗。也许还要动手术。以后由彭老师来代她的课并担任你们的班主任。”

　　这位彭老师一开始很让我们兴奋——他有四十来岁了，听说挣七十块的工资，不消说学历、年龄都比杨老师强;而且他讲话比杨老师风趣，头一堂课就把我们逗得不断发笑。可是几堂课上过去，我就发现他备课没有杨老师认真，他那些逗趣的话其实全不是什么知识，正经该传授的知识他却讲得含含糊糊，而且有时候也还把知识讲错。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故意凑到讲台跟前向他提问，在他回答我的时候，我根本没听他的，只是注意观察他那摊开的备课本——嗬，他还让我们把字写工整呢，瞧他那教案，潦草得跟鸡爪子扒过一样!这几秒钟的印象，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刺激——敢情不一定挣工资多的，课就一定讲得比挣工资少的好。

　　当晚在家里看电视，新闻里有一段开一个什么科技方面的会议的报道，当画面上现了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专家时，我故意大声地发表议论说：“嗬，呆头呆脑——甭看资格老，其实不一定有什么真学问!”

　　妈妈一听就急了，训斥我说：“你怎么张口就这么反动?你跟谁学的?”

　　我理直气壮：“谁反动?我有我的看法，许不许?”

　　妈妈决定立即压下我的气焰，她宣布说：“不许!你还不到对这类事有你的看法的时候!你应当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许胡思乱想，更不许胡说八道!”

　　我扬起下巴，冷笑着。恰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便故意又大声议论说：“其实孙中山特别喜欢蒋介石。北伐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呢!”

　　妈妈简直是打算把我扭送派出所，她用两个拳头捶着她的膝盖说：“你还要犯浑是不是?你不当上小反革命不甘心是不是?你就这么浑下去吧——早晚有一天你给咱们家惹祸!”

　　爸爸一面劝她一面劝我：“你也用不着上这么高的纲，别急成这模样——小凯呀，你不要故意惹你妈着急、生气。过去，老师跟我们教给你，让人知道蒋介石是大坏蛋，这个结论是推不翻的。这是就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总作用下的结论。当然啦，你现在大一点了，知道的也就多一点。你知道孙中山先生信任过他，他当过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当过北伐军总司令……也就是说，在他背叛革命之前，他也曾经有好的一面，那么，你应当怎么想呢?你不应当觉得原来大人告诉你的结论不对，只应当懂得：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一成不变的……”

　　“行啦行啦，”妈妈打断爸爸的话说，“你越讲那些个越长他说反话的习惯!他这种乱说乱道的习惯说到底都是你纵容出来的!你就这么纵容下去吧!”

　　眼看他们就要对吵起来，我只好跺跺脚说：“好啦好啦，我不说不问了还不行?快看电影吧!”

　　电影里播出那部影片本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结果大家情绪都受了影响，兴趣大减。

　　第二天上彭老师的课，我比往常更注意挑他的错。他在讲解“阴森”这个词语的过程中，为了增添同学们的兴趣，举例说：“法国巴黎，有个巴士底狱，嗬，那里头呀，又黑暗又潮湿，可瘆人啦!你们看过电视连续剧《双城记》里头，有的镜头就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

　　听到这儿，我立即把右手高高举起。

　　彭老师把我叫起来：“你有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可你讲错了，”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巴黎，巴士底狱早在二百来年前就让人民给拆了，拆得一块砖头都不剩……”

　　彭老师耸耸肩膀说：“是呀，那又怎么样呢?”

　　“你讲错了!”我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大声地宣布说，“你说《双城记》有的镜头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这根本不可能。巴士底狱早就没有了，现在那地方是个广场，叫巴士底广场、广场当中有个高高的纪念碑、上头有个自由神的塑像，背上有一对翅膀……”

　　彭老师很是狼狈。可他绷着脸瞪着我，不愿意当着全班同学认错。他想了想，敷衍地说：“巴士底狱拆没拆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现在弄清楚的是‘阴森’这个词的含义，而巴士底狱的景象确实最适合用‘阴森’这个词来形容……”

　　他挥手让我坐下。我没坐下，而是环视全班同学说：“他讲得不对。巴士底狱肯定早就拆了。我爸爸的老同学马叔叔前些日子刚从巴黎回来，我当面听他讲过巴士底广场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