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第34节

　　“我是他一个女儿的好朋友，说句实话，我昨天亲自见到了蒙蒂本人。”

　　莱布朗马上来了兴趣，但仍然有所防范，“你说见到了蒙蒂？如果是真的，告诉我，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好，兰德尔想，做第一个测试。“他在维拉·贝拉维斯塔别墅，我探望了他，与他的医生谈了话，他的医生是文图里博士。”兰德尔犹豫了一下，接着做第二个测试，“我知道你与蒙蒂教授共事的一些情况，关于在奥斯蒂亚·安蒂卡的发现。”

　　那双深陷的眼睛紧盯着兰德尔。松弛的嘴湿湿的且不断蠕动。“他给你讲到我了吗？”

　　“不是，没有直接谈到。实际上，他的记忆已经丧失了。”

　　“继续说下去。”

　　“但我得到允许拜读他私人的文件，他在一年多前与你在这儿会面的所有记录我都看到了。”

　　“所以你知道了那件事。”

　　“不错，莱布朗先生，除了那件事外还有别的。我作为宣传者和作家，好奇心被撩起了，你可以理解吧！我努力找你的行踪。我想与你在友好的气氛里说几句，我希望我听到的话会被证明对我们两人皆有益处。”

　　莱布朗把眼镜往鼻梁高处推了推，摩挲着自己长下巴上的胡茬，试图做出一个关于对待眼前这个陌生人的态度。他看上去被打动了，但仍然小心翼翼，“我怎样才能确信你没有撒谎呢？”

　　“关于什么的？”

　　“你说你见到了蒙蒂。到处有许多骗子，我怎样才能相信你呢？”

　　这是一个障碍。“我不知道我能给你什么证据，”兰德尔说，“我见到了蒙蒂，我们最后谈了话，大部分毫无意义，我就来到这儿。唉，我能重复什么呢？”

　　“我必须确信你见到了他。”这个老头倔强地坚持说。

　　“我真的见到了他。他甚至还给我……”

　　突然记起了当自己离开房间时塞在夹克口袋的东西，兰德尔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拿出来，展开在桌面上。他不知道这东西对莱布朗意味着什么，但它是他唯一拥有的关于蒙蒂的东西。他把这张纸放到莱布朗的面前。“蒙蒂为我画了这幅画，一条被矛刺的鱼，他给我作为分别礼物。我不知它对你是否意味着什么，但他为我画了这张画，给了我。这是我能给你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莱布朗先生。”

　　这幅画看来对莱布朗起了作用。他把它举起放在离双眼几英寸的地方，确切地说，是一只眼，因为现在兰德尔看到老头的一只眼被白内障掩住了。莱布朗仔细查看后，把画还给了兰德尔。“是的，我很熟悉它。”

　　“那么，你满意了吧？”

　　“我满意了，这画是我过去常画的。”

　　“你？”兰德尔吃惊地说。

　　“鱼，代表基督教。矛，代表基督教之灭亡。是我的希望。”他短暂地沉思了一下。“对于蒙蒂记住它毫不惊奇。这是他最后的记忆，我出卖了基督教和蒙蒂。他希望我死。如果是他画的，他就是这么希望。”

　　“别的人怎么会懂这些呢？”兰德尔用恳切的语调说。

　　“大概是他的女儿。”

　　“她自从蒙蒂教授最后与你会面后从未见到他神志清楚过。”

　　这个法国人皱着眉说，“可能吧！如果你见过蒙蒂，他提到过我——或者我的杰作吗？”

　　兰德尔感到无助了。“不，他没有提过你。至于你的杰作，你是不是指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

　　莱布朗没有回答。

　　兰德尔急忙说，“他以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詹姆斯。他开始背诵，用英语，一字一字的，背诵那些用阿拉米语写在第三号纸草纸上的东西，也就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页。”兰德尔停下来，试图回忆起他在贝拉维斯塔的磁带的内容，他在这个下午已重放了多次。“他甚至还填补了在第三号纸上缺漏的一部分。”

　　莱布朗表现出更大的兴趣。“那是什么？”

　　“当蒙蒂发现了詹姆斯福音书时，在纸草纸上有许多小洞。在第三张残片上，有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句子是：‘约瑟的另外的儿子，除主耶稣和本人外，还有……’接下来缺漏，然后又开始了，‘我仍然讲述那头生的、最受宠爱的儿子。’嗯，蒙蒂背诵了这些，而且他还填补了这些缺的部分。”

　　莱布朗向前倾了下身子。“他填的什么？”

　　“让我看看是否能记得起来。”他试图把那磁带在自己脑中再放一遍。“蒙蒂对我说，‘约瑟另外的儿子，除主耶稣和本人外，还有犹大、西门、乔斯、犹德……’”

　　“朱得，和所有在朱迪和伊杜米的范围外的人，我仍然讲述那头生的，最受宠爱的儿子。”莱布朗为兰德尔收了尾，向后靠在椅背上。

　　兰德尔盯着老人，“你——你知道？”

　　“我应该知道，”莱布朗说，他的嘴唇向上卷曲着，所以他的嘴变得更加干瘪。“我写的。蒙蒂不是詹姆斯，我是。”

　　对兰德尔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时刻，他一直在寻找它却又不是他愿意发现的。“那么，全都是撒谎——詹姆斯·彼得罗纳斯，所有的发现，都是谎言。”

　　“一个了不起的谎言，”莱布朗补充道。他左右看了看，又补充道，“一个赝品，历史上最大的赝品。”他端详着兰德尔。“我相信你见到了蒙蒂教授，但我不明白你想从我罗伯特·莱布朗的身上得到什么。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证据，”兰德尔说，“你说是赝品的证据。”

　　“你想要这些证据干些什么？”

　　“发表。把那些向轻信的公众灌输错误的希望的人揭露出来。”

　　罗伯特·莱布朗坐在椅子上沉思着，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他说，“还有别的人，”他轻轻地讲，几乎是自言自语，“别的人也想得到关于伪造的证据并且郑重地保证说一定要将教会的腐败及宗教的黑暗公之于众。这些人最后被发现和教会是一丘之貉，他们妄图遮住真理的光芒，将真相掩盖以便他们能永远保留他们的神话。如果我不信任他们，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给他们一个字。怎样才能让我相信你呢？”

　　“因为我受雇来为‘第二次复活’的事作宣传。我几乎受了骗，直到我开始发现疑问。”兰德尔坦诚地说，“我的疑问使我探求事实真相——大概我在你身上已找到了它。”

　　“你从我身上找到了东西，”莱布朗说，“但我还不能确认我从你身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我不能把我一生的心血随随便便地交给你，除非我确信——心里踏实的——它能大白于天下。”

　　兰德尔心想，自己这次遇上对手了，这是在弗鲁米以后又遇上的另一个难以对付的人。这小老头的疑心病与自己的一样重，即使不比自己更甚一筹的话。

　　这老头令人难以接受地过分对人灰心。自从普卢默将事情弄糟后，这老头几乎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人。究竟这世上有谁能让这老头相信他交出伪造的证据后不会让他一生的心血白费，而会得到回报呢？猛然，兰德尔想起了一个人——麦克洛克林。如果麦克洛克林在罗马的话，以他的声誉，也许会赢得莱布朗对他的信任。

　　突然，一个念头闯进兰德尔的脑海。

　　麦克洛克林和他的“万象曝光社”就在本地——罗马，几分钟的路程。

　　带着一股自信的冲动，兰德尔说，“莱布朗先生，我认为我能说服你信任我。跟我到楼上我的房间里去，我会给你证据。然后，我相信我能使你说出你的证据。”

　　他们来到了锦花大饭店5层兰德尔的房间里。

　　罗伯特·莱布朗，迈着一高一低僵硬的步子，越过了柔软的沙发，径直坐在兰德尔曾用作书桌的玻璃面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一坐下，眼睛就盯着兰德尔的一举一动。

　　兰德尔把衣箱又放在床上打开，在里面翻着，拿出一个标准尺寸的马尼拉纸档案夹，封面上打印着一条标签：“万象曝光社。”

　　“你能读懂英语俗语吗？”兰德尔问道。

　　“我能读得像读古阿拉米语一样好。”莱布朗说。

　　“那好，”兰德尔说，“你听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万象曝光社’吗？”

　　“不，没有。”

　　“我也是这么想，”兰德尔说，“它没有被广泛宣传过。实际上，我被要求给他们做第一次大型宣传会。”他绕过床走向莱布朗，手中拿着文件夹。“这是我与一个叫麦克洛克林的人的来往信件，他是‘万象曝光社’的主任——在他与我在纽约会面之前。这里面还有关于我们会面的记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你会听说更多关于他的事，他是专打抱不平的人，是邪恶的十字军，他喜欢暴露邪恶，就像你们国家佐罗一样。”

　　“佐罗，”莱布朗咕哝着，那声音简直像在爱抚这个名字。

　　“我们总是有这种人。他们人数极少，经常受到权势者的欺压，但他们并没有沉默或者被灭绝，因为他们是公众良知的代表人，就像托马斯·佩因、亨利·梭罗。再近一点是尤普登·辛克莱、林肯·斯蒂芬斯、拉尔夫·纳德，他们不断地将工商业大亨们骗人的鬼把戏公之于众。喂，麦克洛克林和他的同事们可以说是他们的继承者。”

　　罗伯特·莱布朗一直在人神地听着，“他们干些什么？这个麦克洛克林和他的学会？”

　　“他们已经彻底调查了一个不成文的阴谋，一些美国的产业和公司合谋使一些发明和产品不能与公众见面。他们挖出了证据，说明一些大产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钢铁工业，仅举几例——行过贿，甚至付诸暴力，以便使一些发明，诸如一种能代替汽油的便宜的药片，一种永不磨损的轮胎，一种使用一辈子的布料，一种能永远使用的火柴等等不能与公众见面。这只是开始。在第二个十年，他们准备深入调查电话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军工企业、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合谋欺骗公众的事件。他确信公众权利正受到不守规矩的自由企业的侵害。他主动出击去揭露一切针对公众的阴谋，并且，你会知道，我就是他召来帮他搞宣传的。”

　　兰德尔把文件夹放在莱布朗面前的桌子上。

　　“就是这个，莱布朗先生，这是唯一我拥有的说明我正从事这件揭露谎言、寻求真相的东西。请读一下，然后决定你是否信任我。”

　　莱布朗拿起文件夹打开。

　　兰德尔向外走去。“我要离开你15分钟。我想到下面的酒吧喝点东西，你想要吗？”

　　“你回来时我可能已经走了。”莱布朗说。

　　“试试看。”

　　“给我拿杯酸味威士忌，浓点。”

　　兰德尔离开了房问。

　　出门后，他迅速地离开了，他内心祈祷着，向楼下酒吧间走去。

　　将近20分钟过去了，兰德尔回到五楼他的门前。他走进房间，后面跟着的侍者手端托盘，托盘上是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和一杯酸味威士忌，他不知他是否会不得不把两杯都喝下去。

　　但是罗伯特·莱布朗还在那儿，仍然坐在桌边，夹子合着放在身旁。

　　兰德尔让侍者退下，把那杯酸味威士忌递给老人，莱布朗接过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那是一种奇怪的，听起来很苍凉的声音说，“你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我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写那本假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的。故事不长，但却是空前的。这个故事必须得公布——你，兰德尔先生，要成为它的使者——把关于这基督新生的谎言的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

　　莱布朗驼着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用一种毫无感情的单调语气向坐在他对面的兰德尔讲述着他未被遣送到法属圭亚那殖民地前的青年生活。

　　莱布朗用了半个小时讲述他在蒙特帕纳斯的贫穷卑贱的少年时代。那时他就发现自己具有诈骗和伪造的才能，于是他在巴黎过着小错不断的生活。他不断地被捕、判刑、释放。最后当他妄图以伪造政府文件而得到永远的舒适的自由时，他被法国安全机关发现。

　　尽管兰德尔在24小时前听说过一遍这些情况，但他还是认真听着，因为莱布朗是他的信息源泉。兰德尔不想让他这位好不容易才赢得的密友知道不到24小时前，他刚刚从弗鲁米那里听过这些事，等待着莱布朗讲出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非常想知道。

　　“所以，就这样，”罗伯特·莱布朗说，“伪造政府文件被发现后，由于我在法国因为小罪已入狱4次，我就理所当然被归入不可救药、无廉耻之心的一类人里。我被判送到法属南美圭亚那充军，在那里我将度过我的余生。这个殖民地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魔鬼岛——那里有5座监狱，其中有3座分别建在3个小岛上，只有最小的那个不足1200码的小岛，才叫做魔鬼岛。这个岛是专为政治犯建的——像阿尔弗雷德·德里弗斯船长，他曾被以涉嫌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而被关在这里。这个监狱里最多时也没有超过8个人。离圭亚那海岸9英里海面上的另外两个岛叫做罗亚岛和圣约瑟夫岛。在大陆上的两座监狱离凯银市不太远，叫做圣劳伦监狱和圣让监狱。我被送往圣约瑟夫岛上。”

　　莱布朗的嗓子干了，开始有点沙哑。他把那杯酸威士忌端到唇边，喝了一大口，然后清了清嗓子。

　　“你在哪一年被送到法属圭亚那的？”兰德尔问。

　　“那时还没有你，”莱布朗咕哝着说，“1912年。”

　　“那里跟书上写得一样差吗？”

　　“比书上写的恶劣多了。”莱布朗说，“当逃出去的罪犯写到这里时，他们只是写到这里的残酷和他们所受的痛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浪漫化成一部传奇故事。事实上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什么魅力十足的地狱。只有照片才精确地描述这里：干燥的断头台。在那里你每天都受刑且欲死不能，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比死还难以忍受。普罗米修斯是比圣彼得更伟大的殉道者。1912年，我乘拉马蒂聂号轮船被运往圭亚那，没有住在船舱里而是呆在铁笼里，还有90个人在船的右舷。建这个充军地最初的想法是让罪犯自我觉醒，自我拯救。你可能难以置信，这些岛屿的官名竟叫作致意——拯救群岛。但是，正如所有的宗教组织一样，字的初衷被败坏了。当我被发配到这里时，它的哲学是——一旦一个人做了罪犯，他就永远是个罪犯，谁也拯救不了他。他是个野兽，应该把他折磨致死，永远不允许再次干扰社会。”

　　“但现在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意志力，”莱布朗狠狠地说，“我有理由活下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但不是在刚开始时。刚开始时，当我还以为自己是个人并试图表现得像个人样时，他们提醒我，我只是个动物，连动物也不如。我该怎样说刚开始的两年呢？说生活残忍——说它不是人的生活，这都仅仅只说了其中的万分之一。听着，白天蚊子成群地叮你遍布全身的脓疮。小虫子在你的指甲下面咬着，红蚁啃着你的双脚。夜晚那些吸血蝙蝠吮吸着你的鲜血。经常患痢疾、发热、血毒症、坏血病。你瞧。”

　　莱布朗张开嘴，把嘴唇往后缩。露出廉价的假牙上面红里透蓝的牙床。“我怎么失去的牙齿？它们是因为一种坏血病才掉的。我每次吐痰都要吐出两、三颗牙。我被列入渣滓一类，也就是说我永不得离开殖民地。在圣约瑟夫岛，我从早到晚在太阳下面用锤子砸石头。如果我反抗，我就会被投进隔离室。你知道孤独在这个岛上意味着什么吗？监狱里有3个分区——常规监狱、隔离室和疯人院——其中最无人道的就是隔离室。我会被投进一个水泥坑中，这个坑8英尺宽、12英尺深。没有顶，只是有铁条在上面封着。在坑里有一个木凳，一个便壶，一条两年换一次的毯子。腐败的空气和人粪便的恶臭足以使你窒息。在隔离室里，每天必须在水泥坑里呆上23个半钟头，只有半个钟头让你到院子里换换空气。常规监狱也好不了多少，有时还更差些。特别是一到夜晚，当你想在木头小床上睡一觉时，那些性反常者和同性恋者就会袭击你。一天又一天，总是一样的饭。早餐除了咖啡外别无他物，一点热水加上几片捣碎的菜叶就可以叫汤。一片硬面包，三盎司腐烂的牛肉是午餐，晚饭是干豌豆或者发霉的米饭，我瘦得皮包骨头。拳打、脚踢、鞭子抽，被看守折磨，那些看守是邪恶的哥萨克人，野兽般的外籍军团士兵或以前的警察。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自杀，死后被放在竹林中的墓地以求解脱。后来，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不管怎样，我这么认为——于是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那个传教士，”兰德尔想起来了。弗鲁米曾提到过一个法国的天主教传道士，他曾在莱布朗最绝望的时候与他交上了朋友。

　　“大约离圣劳伦10英里，靠近了马洛尼河的地方有一片林中空地，四周是沼泽地和浓密的丛林，”莱布朗继续说，“这里有政府机关，看守居住的小屋，一个锯木厂，一个医院，一个监狱，还有一座特别的小屋，这个地带叫做圣让营地或圣让监狱。由于这里有300多名带着他们的脓疮、伤口和深陷的眼睛的犯人，这儿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他们睡在满是脓水和粪便的地板上，吃的是捣碎菜叶汤和生香蕉。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把丛林中的树砍下，然后像马一样被驱赶着将这些木头拉到村子里。当我被遣送到那里时，奇迹就出现了，我有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样的地狱般的洞穴里吗？”

　　“是的。因为开阔地中那座特别的小屋。我提到过它，是吗？”

　　“你提过。”

　　“那是营地的教堂——我所知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岁亚岛上没用过的小教堂算上的话。除了斜屋顶是木制的外，其它部分全是石头垒成的。四面墙上备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当然，它只是一个供外国看守、法国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里面还有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莱布朗停下来，努力唤起对这位牧师的记忆，最终他说，“他叫帕奎因，佩里·帕奎因，一位从里昂来的虔诚的身材瘦小的法国传教士，他主管着圣让教堂。他也常到医院里探望囚犯，不时也探视一下大陆和岛屿上其它监狱的犯人。”

　　“你说他是整个殖民地唯一的传教士？”

　　“唯一的一位，”莱布朗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自我修正道，“不，当我刚到时，还有别的传教士。不过后来，他们都被驱逐了，除了一个人——只有佩里·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传教士为什么被赶走了呢？”

　　“因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诉我的，原来那些传教士决定拯救圭亚那被剥夺自由的绵羊——他们这样称呼我们——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红十字军祈祷会来引起世人对囚犯苦难的注意。这激怒了法国政府，这些传教士被召回，并且一切宗教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传教士被允许留下来。”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

　　“是的，”莱布朗说，“他在圣让有自己的教堂，由于这教堂除了祭坛和一些木凳外没有装饰器具，宗教气氛不够，这个帕奎因神父决定改变一下教堂的面貌。他想嵌入彩色玻璃窗，想在墙上绘上圣像以使这个圣所更加超俗引人。他需要一个艺术家。他听说在圭亚那的8000囚犯中只有我以前是个艺术家时，他要求把我从圣约瑟夫岛转到大陆上的圣让。当然，我不是艺术家，也从来没有做过艺术家，除了在伪造的银行支票上涂过法国美景外没画过其它什么。但是由于他们知道我曾伪造过一本有插图的中世纪《圣经》，官员们就把我推荐给他。于是我从被那些野兽般的岛屿的看守的监禁下脱身成为这个传教士的助手。多大的变化啊！我简直难以相信。”

　　“怎么变化的？”兰德尔问。

　　“帕奎因神父除了具有宗教的狂热倒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对我很好，很欣赏我的创造性的天才。我不再受到残酷对待，他们仁慈地对我，我有就医的关照，干净的囚服，略好点的饭食。由于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建议在新开的窗户上装饰上希腊或拉丁文的《新约》上的格言，并在教堂的四壁绘上古代基督教的象征物如鱼、羔羊，还有其它的许多建议。这个传教士很激动，就给我看了整个图书馆的书籍：各种版本的《圣经》、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米语的《圣经》，还有图解的教堂的历史和其它类似的典籍。我全神贯注地钻研每一木书，领会每一个字，不只读一次两次，而是读个没完。我花了一年时间装饰那座教堂。教堂赢得了参观者的交口称赞，传教士也把教堂和我引以为荣。在这个过程中，在教士的指点下，我明白了我唯一的希望来自圣父、圣子、圣灵。我头一次隐约有了过像样生活的愿望并想活下去返回故土重新做人。可我已被判终身在此——就是这样。由于这位传教士，我有了生的愿望。后来，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被赦免，获得自由。”

　　莱布朗又吞下去一大口酸味威士忌，然后继续他的谈话。

　　“那是1915年的事情了。整个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片战火之中。圭亚那殖民地行政长官将这里平常表现较好的人召集起未——我属于表现好的，因为帕奎因神父是找的监护人，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自愿组成该国陆军的一个特别营——步兵——在欧洲西部战线上抵抗该死的德国兵，我们会被考虑在战后予以宽大释放。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没有吸引力，几乎没有人报名，帕奎因神父问我为何不抓住这次机会，我告诉他我们的想法。神父替我们向当局咨询了一下，回来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如果我愿意为法兰西而战，如果我能说服我的囚犯伙伴也这样，法国国际部都会保证战争一结束就赦免我们，还我们自由。实际上，帕奎因神父向我保证：‘作为一个主的奴仆，以救世主耶稣的名义起誓，我本人保证你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你听我说，只要你自愿战斗，你就会被赦免。你会重获公民权和自由。我跟你这么说，不仅代表法国政府，而且以教会的名义。’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了——政府是什么东西！只有神父和教会确实可靠、值得信任。这样，和其他囚犯一起，我们答应自愿去服役。”

　　兰德尔觉得难以置信，“莱布朗先生，你是说魔鬼岛殖民地有一支特别部队被送回法国与德国人战斗？”

　　“千真万确。”

　　“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历史记载中读到它呢？”

　　“你马上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没有被广泛传播，”莱布朗说。他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在那个部位他的残肢与假腿连在一起。莱布朗想了想，又开始讲，“在神父的鼓励下，我们摁了手印成了步兵。从圭亚那我们乘船出发，于1915年7月我们在马赛港登岸，重新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国土。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团，我们在魔鬼岛的看守则成了我们的军官。我们拥有士兵的一切权利，除了一种权利——在军中我们从来不准请假，我们被称为魔鬼岛远征军，只接受享利·皮丹将军的领导。”

　　“你们参加真正的战斗了吗？”

　　“直接参加了，我们被派往费兰德斯打壕沟战。我们一直留在前线，从未有一些松懈，一呆就是3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人们难以想象。我们开始有人怀疑，但因为这里条件要比魔鬼岛好，况且神父又保证给我们自由，我们继续留在那里，像猛虎一般战斗。由于我们被监视着不能有一些懈怠，我们1800名囚犯中2。”3的人战死沙场了。我们幸存下来的人继续战斗。还有6个月战斗就要结束时，我的左腿被德国人的炮弹炸烂了。腿被截去了，可我的命保住了。为了自由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当我在野战医院苏醒过来时，我认为这完全值得。当我痊愈并且学会拖着一条木制假腿走路时，停战协定签订了，和平降临了，战争也结束了。我还年轻，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和另外600名魔鬼岛远征军一道，我们庆贺我们返回了巴黎，在巴黎我们等待着大赦命令的宣布。但我们却被带到桑德监狱，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去质问我们的神父佩里·帕奎因——他受命做我们的随军神父，我问他这如何解释。他赞扬了我并感谢我所做的牺牲，甚至还像对待儿子一般拥抱了我，他向我保证，以救世主的名义，桑德监狱只是我们被释之前的暂居之处，本星期内我们就能得到自由。我如释重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一周过去了，突然，一天清晨，我们以前的哥萨克看守，还有无数新的看守涌入桑德监狱包围了我们，他们手持明亮的刺刀和上膛的来福枪将我们赶上火车，运到马塞港。在那里，我们被迫穿上了囚服并被告知，出于国家安定的考虑，我们必须全部返回圭亚那囚犯居住地——服完我们的刑期。暴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脑门对着无数个枪口。我瞟了一眼帕奎因神父，我对他大声呼喊，他却毫无怜悯之心，他只耸了耸肩。我依然记得我们乘囚船离岸前我干的最后一件事：我向那个神父挥动拳头，大声叫骂，‘什么教会！垃圾！大粪！滚你妈的基督！我会报复的！’”

　　兰德尔不相信地摇摇头，“真有那回事吗？”

　　“千真万确，真的，就是那样的，现在巴黎的国防部或司法部的档案里就有记载。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圭亚那的魔鬼岛忍受蚊子、虫子、蚂蚁、酷热、沼泽、苦力、踢打——简直不如动物。但这一次，我有了活下去的更好的理由，那就是报复——对血肉之躯的人类来说，再也没有比报复更强烈的动机了。报复心如蛇蝎的政府吗？报复那些满口谎言，两面三刀的教士吗？不！我要报复宗教对我的所有欺骗——这才是生活的大敌——比毒品、鸦片还要甚——带着对仁慈的基督的虚假的空谈。我的信仰被粉碎了，就像我的身体一样。在我们的囚船在圣劳伦——德——马洛尼把我们卸下时，我就设想了我的妙招——对所有兜售什么基督的人以致命一击——我的骗局会把教会对我的欺骗扳平。我设想了初步的形式：伪造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文。1918年，我再度回到圭亚那那年，到1953年由于殖民地条件差给法国带来恶名，法国清理委员会将殖民地放弃这35年中，我周密地准备我的复仇。”

　　震惊、着迷但仍怀着同情的兰德尔继续听老人讲述着。

　　作为一个模范囚徒，莱布朗被给予了比他人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在凯银雕刻椰子壳、做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盗窃、且伪造中世纪手稿（他与一个看守合伙将手稿寄往巴黎，看守提成30％，手稿通过看守卖给销售商），他无所不干，只为攒更多的钱买研究宗教的书。他还能买进材料来伪造银行支票，这些支票被折价卖出以换得钱来得到昂贵的宗教书籍来研究他的课题。

　　在第二次监禁的35年中，莱布朗使自己成了一名精通耶稣、新约、古阿拉米语、希腊语、羊皮书和纸草纸书的专家。1949年，由于他表现良好，终于获得了自由。不需呆在监狱，但必须留在殖民地。用粗劣的暗蓝外套换上已烂成布条的囚服。莱布朗搬进离圣劳伦不远、马洛尼河边的一个小棚屋里。他继续靠制作纪念品和伪造手稿维持生计。到1953年，殖民地被放弃，终身囚徒被送回法国的政府监狱继续服刑，莱布朗则和其他自由人一起，乘船返回了马赛，最终在法国的土地上被给予了自由。

　　重新在巴黎安家以后，莱布朗继续他的地下伪造生涯。他伪造银行支票、护照来挣钱以谋生和买那些贵重的他自己长期计划的骗局需要的材料。当他一切就绪时，他就永远离开了法国。在把一只塞满伪造材料的箱子偷运进意大利后，他跟着进了这个国家，在罗马找了个寓所开始实施他那令人生畏的伪造计划。

　　“但你是怎样梦想骗过那些学者和神学家的呢？”兰德尔想知道。“我知道你能精通希腊语，可我听说阿拉米语简直如天书一般，况且它是一个已消失的语种——”

　　“没有完全消失，”莱布朗微笑着说，“它目前在库尔德人的边境上的穆斯林、基督徒中依然存在。至于阿拉米语本身，就像你说的那样，就像天书一般——它现在是，以前也是，但我花了40年时间研究它，这个时间比我用在学法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我研究过文献学、词源学、语言学的学术刊物，上面刊登的论文是西莫皮特拉修道院的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和牛津的杰弗里斯博士之类的最权威的专家们撰写的。我还研究书籍，像德国的佛朗兹·巴桑达编的《圣经阿拉米语语法》。最重要的是，我是靠抄写来获得知识并进行研究的。我亲手抄了上千次，直到我能用这种语言得心应手地写作。它确实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不过经过努力，我总算精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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