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第33节

　　第二天早上，又是一个骄阳似火，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罗马天气。史蒂夫·兰德尔坐在蒙蒂家的凉爽的起居室里，等待着管家带来他翘首以待的东西。

　　所有的一切，可能维系于上夜他打给安杰拉·蒙蒂的电话。她和她姐姐一起早已离开家，直到子夜过后才给他回了电话。

　　他早就决定好，对他与弗鲁米牧师在“锦花大酒店”的会见，对牧师所揭露的她父亲的发现很有可能是赝品一事绝口不谈。他感到用弗鲁米的令人震惊的证明使安杰拉难堪没有道理，特别是还未对此事加以证实。

　　“这么说来，你明天上午就要去阿姆斯特丹了吗？”她曾问他。

　　“也许是下午，刚过午后，”他回答道。“明天早上我还有一件事要办。但是，它需要你的合作。”他犹豫了一下，继续若无其事地说道，“安杰拉，你父亲发病的那一天——实际上，是在他发过病，你把他送进医院以后——他的那些论文怎么样了？堆在他在大学里的办公桌子上和抽屉里面的那些？”

　　“在我们把我父亲安置在维拉·贝拉维斯塔医院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我姐姐去了罗马大学他的办公室——我仍然记得做这件事是多么令人痛苦，试想一下，当你爱的人已病入膏肓，而你去收拾他的东西的话——我们把他办公室内的一切文件都找出来塞进几个小箱子里了。”

　　“你把一切都保存下来了吗？”

　　“一小片，一张有字的纸都没有漏掉，等着他哪一天康复——尽管我们知道不太可能，但是这种想法使我们感觉好受点。我们没有心情去整理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把它们装进了箱子运到了家里，放进了贮藏室。从那以后我一直不愿意看见它们。”

　　“我能理解，安杰拉。哦，我想你不会介意让我看一下那些装在箱子里的东西吧？这件事倒是我离开罗马前想干的事呢！”

　　“哦，不，我不会介意的。没有多少东西，你可以来看看。”她停了一下，又说：“史蒂夫，你要找什么呢？”

　　“嗯，既然你父亲不能出席宣布日典礼了，我想我该找一些他做的笔记，以便我能在阿姆斯特丹为他宣传一下。”

　　安杰拉很高兴，“好主意！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出去，我要和我姐姐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出门。如果你愿意等到我回来的话……”

　　“不，”他急切地打断了话头，“我不愿浪费更多的时问。如果有人让我进贮藏室的话，我可以一个人做这件事。”

　　“我会通知露丝雷茜亚让你进去的，她是这儿的管家——她永远在家。唯一的问题是……”她的声音有些飘忽不定。

　　“是什么？安杰拉？”

　　“唯一的问题是你会读不懂我父亲的笔记的。他虽然懂很多种语言，但他总是用意大利文记笔记。我想如果我能在这儿的话——你不想被耽搁，是吗？——我知道，露丝雷茜亚能相当好地把意大利语译成英语。所以，只要你对哪一点感兴趣，你觉得哪些东西看起来重要，你就问她好了。或者将它们带回阿姆斯特丹，当我回来时我会帮你的。明天上午什么时候来这儿？”

　　“10点钟好吗？”

　　“好吧，我会让露丝雷茜亚等着你，她会给你把箱子里的文件拿出来的。你还想看档案吗？”

　　“你知道档案里有什么吗？”

　　“有他的演讲词，讲稿及发表过的论文。”

　　“他的私人信件呢？”

　　“他在发病的几个星期前就把它们清理出去了。他需要更多的空间放东西，就把信件全扔了。但是余下的档案里的东西，特别是他发表的论文，对你的宣传会有用的。”

　　“可能会吧，但马上干这事会花费太多时间，也许晚些时候，或许宣布日过后我们能一块儿把这些材料看一遍。”

　　“我将很高兴帮你的忙。这样，明天你只打算看看那些箱子里的东西？”

　　“是的，只看看那些从办公室里清理出来的东西。”

　　挂上电话，他对自己的谎言感到内疚。但他知道不能告诉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至少暂时不能。只有一件事了，他必须找到罗伯特·莱布朗。

　　上一天，一边听着弗鲁米的话，所有的想法集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那就是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莱布朗，并且有一条线索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它。

　　文图里博士无意中提供了这个线索的前半部分，那就是蒙蒂教授经常与人们在大学外会面并且在他发病前夕他刚刚与某个人会面回来。

　　弗鲁米牧师说出了它的后半部分，在那个致命的日子里，蒙蒂教授也许在什么地方与一个名叫罗伯特·莱布朗的人见了面。

　　这两个情况汇总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提示——虽然不明显，并且是出于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断——但它无论如何是一种提示，是关于莱布朗行踪和有关事实的唯一线索。

　　现在正是上午，兰德尔在蒙蒂家中的客厅中等待。这是一幢老房子——外观上很像是两层居室——并且已被重修和装饰得格调明快。客厅里安放着金黄与翠绿条纹的威尼斯茶具，豪华又舒适。管家露丝雷茜亚用优雅的英语以接待安杰拉的未婚夫的礼节和热情迎接了他。这个女管家年纪已不小了，胸部肥大，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罩衫，罩衫穿在她身上就像一顶帐篷一样。她给兰德尔端来咖啡、蛋糕，还递给他一本意大利语——英语字典和词组手册，这些书都是安杰拉留给兰德尔的。然后，她就跑出去为他找那些装着蒙蒂教授办公桌的文件的箱子。

　　兰德尔走到圆桌边——圆桌上放着托盘——自己倒了杯咖啡。最重要的是——他想——安杰拉和她姐姐保存的她们父亲的这些文件，而且自从她们父亲被发现在桌边精神错乱以后这些文件原封未动。那么，紧要的问题是，一年零两个月以前——去年5月，蒙蒂教授是否真正离开了大学到外面会见了罗伯特·莱布朗。如果这样的话，蒙蒂教授，作为一个繁忙的有许多约会的人，是不是把与莱布朗会面的情况记了下来？或者他是不是出于疏忽没有记录？抑或他出于恐惧而没有这样做呢？

　　兰德尔开始喝咖啡时，露丝雷茜亚抱着一个满满的纸板箱又出现在门口。兰德尔放下茶杯去帮她，但在他到之前，女管家已把箱子搁在了脚边。

　　“你看看这个。”露丝雷茜亚咕哝着，“我再去搬另外一个。”

　　她离开房间，兰德尔蹲下身子，然后盘腿坐在了铺着地毯的地板上。他把箱子边核反折过来后就慢慢地开始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他对那些放在文件夹里的什么研究论文、玛瑙笔架、钢笔、空白的黄纸片之类一概不感兴趣。

　　一个有许多私人会见的教授通常会将它们列出会见单子来，用某种方式记下，记在类似台历或专用记事本上。兰德尔不知道意大利用什么来记录这类东西——他不想问安杰拉——但是肯定记在什么上，某个记录，甚至是秘书的一条记录，除非蒙蒂教授把任何事都记在脑子里。

　　又翻过好几份文稿，有的是还没有公布的演讲稿或讲义的打印稿，还有一些没有答复也许再也不会答复的信件。

　　兰德尔小心翼翼地向箱子深处翻着，在离箱底下有一半距离时，他的手里抓住了一个皮革封面的小册子——酱紫色，一个大纸夹把封面和里面厚厚的纸页夹在一块儿。封面上烫金印着意大利文的书名：记事册。

　　兰德尔的心跳加快了。

　　他打开记事本翻到夹子所夹的纸页。

　　日期是5月8日。

　　在这一页列着当天早上，下午和晚上的各个钟点，每个钟点都有一个空格。有几个空格被填满了，很明显是蒙蒂教授亲手用他那支黑钢笔写上的。

　　兰德尔的眼睛顺着这一页慢慢地往下看，推敲着每一条记录（用意大利文写的）：

　　10：00……参加教授会议。

　　12：00……与教授们共进午餐。

　　14：00……在办公室会见波希教授。

　　他在意——英字典里查阅着那些关键的词语，但这几个活动程序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日子仅仅有一个教授会议，与一些同行共进一次午餐，还有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一个外国的教授（明显是个德国人）。

　　兰德尔的目光继续下移，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

　　16：00……Appuntamento Con R．L．da Doney．Importante

　　兰德尔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开始翻译。

　　16：00就是下午4点钟。

　　R．的意思是罗伯特。L．意思是莱布朗。

　　Doney就是多尼公司世界闻名的户外咖啡店，就坐落在锦花大酒店的外面。

　　Apptameuto Con R．L．da Doney．Importante意味着“在多尼与罗伯特·莱布朗会面。重要。”

　　带着一阵发现的狂喜，兰德尔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自己一直在找的东西。

　　去年5月8日的下午，蒙蒂教授曾记载他自己要在多尼咖啡店与罗伯特·莱布朗会面。据弗鲁米说，就是在那里，莱布朗向蒙蒂教授透露后者的伟大发现只不过是个赝品，也就在那里，蒙蒂教授给自己埋下了走向精神错乱的祸根。

　　这是最近发现的一个很微妙的线索，但却是个真实的唯一线索。

　　兰德尔把记事本放回箱子，急忙将另外的一些论文堆在上面，跳了起来。

　　露丝雷茜亚正好又抱着一个箱子走进客厅。“这个盒子里面，只是一些科研著作、期刊，没有别的什么了，”她嚷道。

　　兰德尔快步穿过屋子走向她。“多谢了，露丝雷茜亚，我不需再看了，我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非常感谢你。”

　　他匆匆往雷茜亚脸颊上来了一记响吻就冲向门边，雷茜亚瞠目结舌地望着他离去。

　　兰德尔在锦花大酒店门前的通道前跳下出租车，大步穿过旅馆前边的空地，穿过一群在阳光下闲聊的懒散的司机，站到了人行道上浏览着四周——就在这里，一年零两个月前莱布朗向蒙蒂教授进行了毁灭性的透露。

　　多尼咖啡厅分为两部分，餐厅部分在门里面，是该酒店一层向前伸出的部分。咖啡厅的桌子全部摆在门外，占据了从旅馆行车道边到街角的全部空问。

　　多尼咖啡厅由两长排桌椅组成。一边是一排排桌子靠着餐厅的外墙，另一边，一排排桌子靠着永远拥挤的大街，那儿有停放和行驶的车辆。

　　当兰德尔站在骄阳下打量着咖啡厅时，他不禁对多尼咖啡厅那两个带边饰的用来挡日的蓝色遮阳篷大感兴趣。此时正是星期六接近中午的时间，这里对他来说正是个好地方。

　　只有为数不多的旅客坐在桌边——大部分是观光客，兰德尔这么猜测。此情此景简直是一幕宁静的生活画面，那些客人即使是新来的也是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兰德尔想，这可能是罗马的天气所致。罗马6月将尽时，讨厌的灼热看来要把任何雄心壮志和积极主动都熔化成液汁似地。

　　带着他现在掌握的一些粗略的信息，兰德尔思索着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一年零两个月前，他想如果罗伯特·莱布朗提出要与蒙蒂教授会面，那么，一定是莱布朗选定多尼咖啡厅作为他们会面的地方的，如果是莱布朗选择多尼这个地处闹市、人人皆知的地方，那一定是由于他熟悉这个地方。如果上述是真实的话——也可能不是真实的，但让我们假定——那么，罗伯特·莱布朗本人肯定对多尼咖啡厅的工作人员熟识。

　　兰德尔端详着几个梦游般的侍者，他们身穿带蓝肩章的白夹克，硬硬的衣领下打着暗蓝色的蝴蝶领结，下身穿着黑裤子，手捧淡紫色的菜单或者是空空如也的托盘。靠近餐厅入口处站在最后一排桌子之间有一个人倒背着双手，是个年纪大一点的意大利人，脸上带着权威的神情。他穿着正式——西服外套，浆过的衣领，蝴蝶领结，夜礼服裤子——并且看起来精神十足。一定是餐厅领班，兰德尔想。

　　兰德尔顺着人行道向前走去，突然进入荫凉，顿感异常惬意，他接着坐在一张空桌子边，面对着通道。

　　时间不长，一个侍者注意到了他，从容缓慢地走到桌边，递给他一份淡紫色的菜单。

　　打开菜单，兰德尔问道，“领班在吗？”

　　“在，”侍者招呼那位衣着正式的年纪大点的意大利人，“乔利奥！”

　　乔利奥，那位领班快步走上前，拿起钢笔，打开预订簿，“你有什么吩咐，先生？”

　　兰德尔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菜单。上面每道菜都印了两次，一次用意大利语，一次用英语。他看了一下一份叫葛拉提的菜，在它下面找了一份柠檬果汁——500里拉。

　　“我想要果汁——柠檬的。”兰德尔说。

　　乔利奥把那张纸撕下，递给后面那位逗留在旁边的侍者，把菜单收了回去。

　　“事实上，”兰德尔说，“我还要一些东西，但与你们的菜单无关。”兰德尔亮出钱包，抓出3张大面额的1000里拉的钞票。“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想得到一些消息。也许你能帮帮忙。”

　　那位领班职业的表情僵硬的脸上显示出一丝感兴趣的迹象。他的眼睛盯着兰德尔手中的钞票。

　　“如果可能的话，”领班答道，“我将非常乐意为你效劳。”

　　兰德尔折好钞票并塞进领班热乎乎的手中。“乔利奥，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5年了，先生。”他把钞票塞进口袋，嘟囔道。

　　“去年5月你在这不在这儿？我是说没有度假或干别的什么？”

　　“嗯，是的，先生。”他现在变得很热情、优雅和友好，“那时还没到旅游季节，但是很忙，太忙了。”

　　“那么你很有可能在值班了。我会告诉你我想知道些什么，我正在做一项调查，我想见一个人，别人告诉我他经常来这里。我的一个朋友去年5月在这里碰见了他。我听说我要找的这个人是咖啡厅里的常客。你认识这儿的常客吗？”

　　乔利奥微笑着说，“自然。这不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且熟识我们忠实的顾客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每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然后还知道一点关于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这个职位才报酬丰厚。你想知道谁？”

　　“他是个法国人，但居住在罗马，”兰德尔说，“我不清楚他来这儿的次数如何，但我听说他确实来过。”兰德尔屏住呼吸，然后说出了那句他曾经祈祷过的能成为像“芝麻开门”一样神奇咒语的话，“他的名字叫罗伯特·莱布朗。”

　　领班看起来毫无反应，“莱布朗，”他慢慢地重复着。

　　“罗伯特·莱布朗。”

　　乔利奥正绞尽脑汁在想，“我想一下，”他支吾着，好像怕不得不退回自己所得的小费似的。“这个名字没有记载。我所知的我们的常客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兰德尔的心沉下去，他试图记起弗鲁米对莱布朗的描述，“如果我告诉你他的长相的话，你可能……”

　　“请讲。”

　　“有80多岁了，戴副眼镜，脸上皱纹很多，驼背，大约和你一样高。这就是罗伯特·莱布朗。有印象吗？”

　　乔利奥很委屈地说，“很抱歉，可那么多人怎么能……”

　　兰德尔记起了别的什么事情，“慢着，有一点你肯定留意过，他的步伐，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很久以前他失去了一条腿，就装上了一条人造的。”

　　立即，乔利奥眼睛一亮，“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法国人，因为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是一个地道的罗马绅士。但他不叫莱布朗，实际上，我不知他的真名，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当他喝多了酒时，他就打趣，告诉我们他叫托蒂，恩里科·托蒂。这是一个本地的笑话，你懂吗？”

　　“不懂。”

　　乔利奥对他解释道，“你驾车进入波格斯花园，穿过停车场，就会看到许多塑像，其中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基座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男人英雄赤身的雕像，这个男人只有一条腿，斜倚在一块岩石上，一条腿向外伸直，另一条腿的余部在岩石上歇息。基座上刻着恩里科·托蒂。这个名叫托蒂的男子，尽管只有一条腿，还自愿报名加入意大利军队参加奥匈战争，他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们不再拒绝了，就把他带去加入了意大利军队，他战斗得很勇敢，成了英雄。所以我们的这个一条腿的顾客开玩笑说许多年前他是个英雄，他的名字叫托蒂。所以，这是一个唯一的名字。”

　　“托蒂？”兰德尔说，“嗯，念起来与莱布朗一点儿不相似，是吗？可能他有许多名字，”他看到乔利奥咧开嘴露齿而笑，他想知道为什么，“乔利奥，怎么了？”

　　“还有一个名字，我刚刚想起来，真蠢，只是……”

　　“你是说这个托蒂还有别的名字？”

　　“我真蠢，太蠢了。那些在街面上混的女孩儿，你知道，他们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很穷且惹人怜悯但又聪明地装出一副优雅的样子。他们叫他——”乔利奥咯咯地笑着——“Duea Minimo，意思是空空公爵，这就是她们取笑他的名字。”

　　兰德尔兴奋地抓住班头的胳膊，“就是这个名字，这就是他的另一个名字，托蒂——空空公爵——罗伯特·莱布朗，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很高兴，”乔利奥说。他想要的那3000里拉的小费保住了。

　　“他还来多尼咖啡厅吗？”兰德尔想弄清楚。

　　“哦，是的，很忠实，几乎每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都来。下午5点钟他就准时来吃甜点心，喝波诺德酒或聂葛罗尼酒，然后开玩笑，读报纸。”

　　“昨天他来过这儿吗？”

　　“昨天我没在他来的时候值班，尽管今天我在。我给你找一下。”

　　乔利奥走到站在较远地方的3个侍者旁，问了他们几句，其中两个笑着不住地点头。

　　班头返回来，微笑着，“是的，这个托蒂——你说的莱布朗——昨天按惯常时间来了一个小时，很有可能，今天下午5点出现。”

　　“太棒了，”兰德尔说，“真是太棒了。”他又从钱包里翻出一张5000里拉的支票，塞给不知所措、大喜过望的班头说，“乔利奥，这对我很重要。”

　　“请……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只要我能做，我会很乐意效劳。”

　　“请这样办，我想在4点45分时坐在这里。当托蒂——或莱布朗——来时，替我把他指出来，余下的事我来做。如果他凑巧来早了，给我房间打电话。我就呆在锦花大酒店。我叫史蒂夫·兰德尔。你不会忘了吧？史蒂夫·兰德尔。”

　　“我不会忘记你的名字的，兰德尔先生。”

　　“还有，乔利奥。我们的朋友莱布朗——每天他怎么来这儿呢？我是说，是坐出租还是走来呢？”

　　“他总是步行来。”

　　“那么他一定住在附近，住在近处。拖着条假腿他是不会走太远距离的，是吗？”

　　“对。”

　　“好了，”兰德尔站起来，“感谢这一切，乔利奥。四点三刻见。”

　　“可是，先生，你的柠檬果汁？”

　　“都是你的，是我赠给你的！今天的甜点心我早已吃过了。”

　　他在锦花旅馆五层的套房里度过了焦虑不安的5个钟头。

　　他试图不去想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衣箱放在床上，打开，取出自己的通信记录。在靠近房间唯一的窗子边的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上，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这些信件上。

　　他写了一封作为儿子的例行公事般的信给在奥克城的父母，其中提及了他的妹妹克莱尔和舅父赫尔曼。又写了一封短信给自己在旧金山的女儿朱迪，信中的关于游览的篇幅远远多于关于父亲对女儿慈爱的篇幅。他又着手写一封给“万象暴光社”的麦克洛克林的信，信中解释说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情况——兰德尔集团公司不能接受他那项业务了，但信没写完他就将它撕掉，扔进了废纸篓。

　　由于他再次疏忽了与他的律师写信，所以他考虑给纽约的萨德·克劳福德打个电话。尽管一点也不饿，但还是叫来服务员订了一份清淡的午餐。但是端上来的却是蘑菇炖鸡加番茄酱、胡椒。这些东西由于自己不断增长的焦虑连一半也没吃完。

　　他本想让安杰拉知道自己仍在罗马，最后还是决定不打电话，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会不得不再撒谎，不然会使她内心充满忧虑的。他也考虑过给在阿姆斯特丹的乔治·L·惠勒打个电话解释自己缺席的原因，因为《国际新约》发行宣布日6天后就要来到，但他打定主意推迟这个电话——惠勒难免要发火——直到他碰到罗伯特·莱布朗。

　　尽管他努力不去想莱布朗，但发现无济于事。他在旅馆房间里踱着步直到他弄清楚脚下的波斯地毯每个花样的每个细节、大理石面写字台上的每条裂缝以及自己面容上每一条皱纹——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梳妆台上椭圆形镜子里看见自己映出的脸部。

　　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复活”的总部去干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的是领教信仰的意义。然而，他已化了自己一半的时间，是要把自己可能相信的事物彻底摧毁。

　　就这样，这一切都是从博加德斯的那个所谓的致命的错误引起的。或许正如安杰拉和其他与自己接近的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的生长完全是自己的多疑导致的。

　　所以，最终一切都落在了罗伯特·莱布朗这个人身上。不管怎样，他一定得在莱布朗身上找到最后的答案。

　　上面是兰德尔在楼上自己房间里的思索。他现在仍在想着这些东西。当他又一次烦恼而又焦灼地坐在多尼咖啡厅的一张桌子边时，他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是否想让莱布朗出现。他只是确信自己希望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遭遇尽快结束。

　　兰德尔在过去的一刻钟里至少看了10次手表盘上那些慢慢、慢慢移动的指针。5点过6分了。他又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当他举杯时，他从眼角瞟见班头乔利奥向他溜过来。

　　乔利奥压低声音说，“兰德尔先生，他来了。”

　　“在哪儿？”

　　“我身后，这一排，我身后第三张桌子边。你会认出他的。”

　　乔利奥走到一边，兰德尔转过头来看。

　　他就在那里，正像弗鲁米所描述的那样，但要更甚一点。他看来更矮，比兰德尔想象的背更驼。头发梳得干净利索，肯定染过。枯槁的面容，满脸沟沟坎坎，戴着一副铁架、浅色镜片的眼镜。他穿着一件旧华达呢大衣，绒毛已磨光，大衣松散地披在他的双肩，两只空空的袖子自由地悬着，就像时髦的意大利人和胸怀抱负的年轻演员一般。他看起来虽然老迈，但并不虚弱。他面前桌面上的毕叽桌布上仅放了杯饮料，他正聚精会神地看报纸。

　　接着，兰德尔离开了自己的桌子。

　　到达目的地以后，他搬过一张空椅子，故意放在莱布朗对面坐了下来。

　　“罗伯特·莱布朗先生，”他说，“我希望你能让我有幸敬您一杯并做一个自我介绍。”

　　莱布朗满是皱纹的脸从报纸上面露了出来，他深陷的灰眼睛充满了警惕。他湿润的嘴唇由于假牙装得不合适，涎水外流而湿湿的。“你是谁？”他咕噜着说。

　　“我叫史蒂夫·兰德尔。我是搞宣传的，是从纽约来的一个作家。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与您见面。”

　　“你想要什么？兰德尔——你这么叫我，你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名字？”

　　这个法国人的神情非常冷淡而傲慢，兰德尔知道自己得趁热打铁。“我了解你是奥古斯图·蒙蒂教授的一位朋友，你们是一项考古发现中的搭档。”

　　“蒙蒂？你知道关于蒙蒂的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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