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第10章

2014-12-20 18:10
针眼
作者:肯·福莱特
来源:网络

　　戈德利曼和布洛格斯并肩走在人行道上。这是伦敦的一条商业街道，已经遭到了轰炸的破坏。这两个人看上去很不相称：教授弯腰曲背，样子像只鸟，戴着深度厚片眼镜，叼着烟斗，不顾往哪儿走，只管迈着短促的步子；而走路拖拖沓沓的那位年轻人，白肤金发碧眼，显得意志坚强。他身穿侦探雨衣，头戴奇形怪状的帽子，那样子就像一幅幽默画，只是缺少说明文字。

　　戈德利曼说：“我看‘针’是有来头的。”

　　“为什么？”

　　“就因为有那样的背景，他才能违背上司的命令，而且平安无事。‘向威廉致敬’值得注意，‘威廉’一定是指卡纳里斯。”

　　“你认为他们俩有私交？”

　　“总有个要人与他相好——说不定是个比卡纳里斯权力更大的人。”

　　“我感到这人后面是有背景。”

　　“能和大人物有私交的人，通常这种关系早就存在，要么是中学同学，要么是大学同学，要么是在参谋学院里认识的。你看看那儿。”

　　他们走到一家宽敞的空荡荡的商店门口，这儿曾经有个玻璃橱窗。现在窗框上钉了个粗糙的牌子，上面手写着：比平常更加敞开。

　　布洛格斯哈哈一笑，说道：“我也见过一次，那是在被炸的警察局门口，也有个牌子写着：规矩点，我们的门依然敞开。”

　　“这种小玩艺竟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他们继续往前走，布洛格斯说：“‘针’会不会真同某个要人同过学？”

　　“待在学校的人总喜欢拍照。肯辛顿——就是战前MI6所在地——的地下室那儿，米德尔顿家里收集了数千张德国军官的照片：有学校合影、有集体用膳的欢乐场面、有游行的场面。有与阿道夫·希特勒握手的场面，还有报上的照片——应有尽有。”

　　“我明白你的意思，”布洛格斯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那么‘针’在德国也会在类似伊顿和桑德赫斯特①一样的学校上过学。我们可能会弄到他的照片。”

　　①伊顿（Eton）：英格兰城镇，以有英格兰最大的公学伊顿学院而著名；桑德赫斯寺（Sandhurst）：英格兰城镇，附近有著名的皇家军事学院。

　　“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众所周知，间谍都怕拍照，但是他们读书时并没有当间谍。在米德尔顿的照片档案里，我们找到的将是一幅‘针’年轻时代的照片。”

　　他们绕过一家理发店外面的很大的弹坑，店本身丝毫无损，只是那根传统的红白花纹柱子倒在人行道上的碎瓦砾中。招牌挂在窗户上，写的是：我店修面认真②——敬请光顾并亲身体验。

　　②修面认真（a close shave）：双关语，也可解释为“幸免于难”。

　　“我们怎么可能把他认出来呢？谁也没见过他是什么模样。”布洛格斯说。

　　“不，有人认得他。在海格特那儿加登太太的寄宿店里，有人对他非常了解。”

　　那是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坐落在鸟瞰伦敦的小山头上。房子以红砖砌成，布洛格斯觉得，它是在表示愤慨，因为希特勒正在毁坏它的城市。这儿地势很高，对收报、发报来说是个很好的地方。“针”的住处想必是在顶楼。布洛格斯疑惑着，在黑暗的1940年那些日子里，他向汉堡究竟发了些什么秘密情报：飞机制造厂和钢铁厂的地图位置？沿海防卫的详细情报？政治舆论？安德森式掩体与沙袋？英国上上下下的士气？还是轰炸效果？“好啊，干得好啊，小子，你终究碰到了克里斯廷·布洛格斯——”他的自言自语被打断了。

　　有人开了门，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上身穿着黑夹克，下面穿的是条纹裤。

　　“早上好，我是伦敦警察厅的布洛格斯巡官。烦请告诉房主人，我想同他谈谈。”

　　布洛格斯看到那人目光中流露出胆怯，就在这时，后面来了个年轻的女人。她说：“请进。”

　　铺着花砖的大厅里，散发着光蜡的气味。布洛格斯脱下衣帽，挂在架子上。老人去了屋里以后，那女人引着布洛格斯进了起居室。室内装饰得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送食物用的小车上，陈放着一瓶瓶威士忌、杜松子酒以及雪利酒——这些酒全都没有开过。那女人坐到了一把饰花扶手椅上，交叉着双腿。

　　“那位老人为什么怕见警察？”布洛格斯问。

　　“我公公是德国犹太人。1935年，他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到这儿来了。1940年，你们把他关在集中营里。他妻子面对这种情况就自杀了。他刚刚获释，从曼岛回来。他有封国王的信，信中对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歉意。”

　　布洛格斯说：“我们没有集中营。”

　　“已经有了，在南非。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反复谈论历史，可是却忽略了现实中的小事。对于令人不快的事实，我们太熟视无睹了。”

　　“这没什么。”

　　“怎么啦？”

　　“1939年，我们不能单独打赢对德国的战争，这是不愉快的事实，我们视而不见——看看产生了什么后果。”

　　“我公公正是这么说的。不过，他说起来不像我这么挑剔。我们能为警察厅做些什么？”

　　对于刚才的辩论，布洛格斯颇为欣赏，现在很勉强地把话题转到公事上。他说：“关于一桩谋杀案，是四年前在这儿发生的。”

　　“时间隔得太长了！”

　　“或许能发现一些新的证据。”

　　“这件案子我当然知道。先前的房东被一名房客杀死了。房东没有继承人，我丈夫从她的遗嘱执行人那里买下了这幢房子。”

　　“我想找一找当时住的其他房客。”

　　“好的。”那女人原来的敌对情绪此时已烟消云散。她那聪慧的面孔表明她在竭力回忆。她说：“我们来的时候，有三个房客在谋杀发生以前就住在这儿了：一个退休的海军军官，一个推销员、还有一个来自约克郡的年轻人。那小伙子后来参了军，和我们仍然有书信联系；推销员应召入伍，死于海上，我了解他的情况是因为他的五个妻子中有两个和我们保持了联系；那位海军军官仍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儿！”真是幸运的事。“请带我见见他。”

　　“一定。”她站了起来，“他已经上了年纪了。我带你到他房间去。”

　　他们走过铺有地毯的楼梯，上到二楼。她说：“待会儿你跟他谈话，我去找一找在军队的那个小伙子最近寄来的那封信。”她说完就敲了几下门。布洛格斯不无挪揄地想着：我的女房东不至于这样敲我的门。

　　室内有人说：“门是开的。”布洛格斯进了门。

　　那位军官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用毯子盖着腿。他上身穿的是颜色鲜艳的运动茄克，硬领下系着领带，戴着眼镜。稀疏的头发，灰白的胡子，往日的脸庞可能显得很健康，现在已经很松弛，布满了皱纹。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好像在回忆中过日子——屋里有几幅帆船油画、一个航海用的六分仪、一架望远镜，还有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在皇家海军舰艇“温彻斯特号”上拍摄的。

　　“你看看那边，”他说话时连头也不回，“你说说看，那个小伙子为什么不去参加海军？”

　　布洛格斯走到窗前，只见房子外面的街道旁停着一辆马拉的装面包的车。分发面包时，老马就把头伸到饲料袋里吃食。所谓“小伙子”是个女人，留着金色短发，穿的是男式裤子。她的胸部很有魅力，布洛格斯哈哈一笑，说道：“那是穿着男裤的女人。”

　　“天啦，果然是个女的！”军官转过身子，接着说，“你看，这年头真是说不清，女人穿男式裤子！”

　　布洛格斯自我介绍以后，说道：“1940年，这儿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们在重新审查。主要嫌疑犯是个叫亨利·费伯的人。我们相信，当时你也住在这里。”

　　“的确是！我能帮什么忙吗？”

　　“关于费伯这个人，你还记得多少情况？”

　　“印象非常清晰。那伙计个儿很高，浅黑色头发，话不多，但很会说话。衣着一向很寒酸——如果你以貌取人，那你就看错人了。我并不是不喜欢他——如果能进一步打交道我也不介意，只是他没有那个意思。他的年龄可能和你相仿。”

　　布洛格斯忍着没有笑——就因为自己身为侦探，人们总以为他比实际年龄要大。他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军官接着说：“我可以肯定，案子与他无关。我多少还会看人——没有这点学问还能指挥军舰吗？要说那个人是个性躁狂，那我就是赫尔曼·戈林了①。”

　　①赫尔曼·戈林〔Goering（即Goring），Hermann，1893-19461：纳粹德国元帅，希特勒上台（1933年）后，曾任空军部长、普鲁士总理等职，负责扩充军队、发展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等，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刑前自杀。以好色闻名。

　　布洛格斯突然间把穿长裤的金发女人以及对自己年龄的错误判断这两件事连在了一起，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结论。他说：“你知道，如果警察找你，你始终得记住先要看一看他的证件。”

　　军官多少有点吃惊，接着就说：“对，那就看看你的证件。”

　　布洛格斯把自己的皮夹子打开，折过来，克里斯廷的照片露了出来。“在这儿。”

　　军官看得很认真，然后说：“照片照得真好。”

　　布洛格斯叹了口气。这老头儿几乎不明事理了。

　　他站起身，说道：“谢谢，我们就谈到这儿。”

　　“只要能用得着我，我随时尽力。我现在对英国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实在没用了，连参加地方军都无能为力。”

　　“再见。”布洛格斯一声招呼便离开了。

　　那位女人在楼下的大厅里，把一封信交给布洛格斯，说道：“那年轻人的通讯地址上是部队的信箱号码，他的名字叫帕金……完全可以找到他。”

　　布洛格斯说：“刚才那位军官，你知道，帮不了什么忙。”

　　“我也估计他没什么用处。但是，你的访问会使他今天过得很快活。”她说着就开了门。

　　布洛格斯一时冲动，竟然提出这么个问题：“和我一起吃晚饭好吗？”

　　一道阴影从她的面孔上闪过。她答道：“我丈夫仍然在曼岛上。”

　　“抱歉，我本来以为……”

　　“没什么，你这是看得起我。”

　　“我想要你相信，我们不是盖世太保。”

　　“我知道，你们不是那样的人。一个女人孤孤单单的，只有苦难。”

　　布洛格斯说：“我妻子也在轰炸中丧生了。”

　　“那么你就已亲身感受到，它是怎样激起你的仇恨的。”

　　“的确是，”布洛格斯说，“使你产生仇恨。”他往楼下走，那门也随后关了。天已经在下雨……

　　那也是在天下雨的时候，布洛格斯很晚才回家。他因为与戈德利曼一起研究一些新材料而耽搁了时间、此刻他往回走得很匆忙，以便到了家里还可以和克里斯廷在一起待半个小时，然后她就要出门开救护车。天黑了下来，空袭已经开始。在夜间开车，克里斯廷所见到的情况实在太可怕了，她连讲都不敢讲。

　　布洛格斯为她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夸她，说她要胜过两个男人——她开起车来驾轻就熟，在灯火管制下的伦敦如风驰电掣一般。碰到拐弯，她用两只车轮一绕就过去了。周围是熊熊烈火，她还吹着口哨，有说有笑。大家都说她无所畏惧。其实布洛格斯了解得更清楚，她还是害怕的，只不过不肯表现出来而已。他从早上他起床，而她回来就寝时她的目光中看出了这一点。她任务完成后可以休息几个小时。他明白，她并不是不怕，而是富有勇气。他感到自豪。

　　他从公共汽车上下来，雨下得更大了。他把帽子往下拉一拉，把衣领向上挺一挺。走到一家烟草店门口，他进去买了烟，是为克里斯廷买的——她像许多女人一样，最近也开始吸烟。店主人只能卖给他五支，因为货源不足。他把这五支烟放在伍尔沃思牌的胶木香烟盒子里。

　　一名警察叫住了他，要查他的身份证，又耽搁了两分钟。一辆救护车从他身旁开过，与克里斯廷开的那辆车很相似，其实那本是水果卡车，征用以后漆成了灰色。

　　离家渐渐近了，他心里有点紧张。爆炸声越来越响，他听到了轰隆隆的飞机声。今天晚上，东区再一次遭到轰炸了。他要在莫里斯防空掩体里过夜。又听到一颗大炸弹的响声，离他太近了，他加快了步伐。今晚也只得在防空掩体里吃晚餐了。

　　他拐了弯，走到自家住的街道，看到的是许多救护车和消防车。他立即向前跑。

　　他走的街道这边，大约在街的中段，落下了一颗炸弹。肯定在他家附近。天啦，不是我们家，不——

　　一颗炸弹正好击中了房顶，房子夷为平地。那里围着邻居、消防队员和志愿兵，他拼命往人群处跑，一边叫：“我妻子平安吧？她跑出来了吗？她在里面？”

　　一位消防员看着他说：“老兄，里面的人一个也没有跑出来。”

　　抢救人员都在瓦砾中查找，有人突然一声大叫：“就在这儿！”不一会儿他又说：“天啦，这是无所畏惧的布洛格斯呀！”

　　弗雷德里克一个箭步冲到那人面前，就见到克里斯廷身上压着一块又大又厚的砖墙。看得见她的面孔，她两眼紧闭着。

　　那位抢救人员在叫喊：“伙计们，快往上吊，快点！”

　　克里斯廷在呻吟，身子微微颤动。

　　“她还活着！”布洛格斯叫着，立刻跪了下来，把手伸到那块砖墙边缘要搬动它。

　　抢救人员说：“孩子，你动不了。”

　　但是断墙被提了起来。

　　“哎呀，你会伤了自己呀。”那人说着，急忙弯下腰去帮他抬。

　　断墙抬离地面两英尺高，他们就用肩支撑着，克里斯廷所受的重压终于搬走了。帮忙抬的来了第三个，第四个。大家齐心协力抬起了断墙。

　　布洛格斯说：“我去把她抱出来。”

　　他顺着砖墙的斜面往下爬，把妻子抱在怀里。

　　“不得了啊，墙在下滑。”有人在叫喊。

　　布洛格斯紧紧抱住克里斯廷，迅速从下面逃脱出来。他一脱险，众人就把断墙扔下，纵身跳开。断墙倒在地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砰咚声。布洛格斯突然意识到，断墙正是这样压到了克里斯廷身上；他明白了：她会死去的。

　　他抱着妻子，一上救护车，车子立刻就开走了。临终前，她曾睁开过一次眼睛，说道：“没有我，你们也会打赢这一场战争的，小伙子。”

　　往事已过了一年多，此刻他从海格特下坡，往伦敦的碗形地带走去。雨水和泪水交织在脸上，他想到间谍曾经寄宿的那幢房子里，那个女人说出了一条伟大的真理：这只能激起你的仇恨。

　　在战争期间，孩子长大成人，成人就去参军，参军后得到提拔。像比尔·帕金，曾经在海格特的一家寄宿店住过，当时才18岁，他父亲在斯卡伯勒那里开了个皮革厂，他应该在那儿当学徒；可是就因为战争他到了部队，人们都以为他21岁，他被提拔为中土，此刻正奉命带领他的先遣班穿插过一片又热又干燥的森林，前往一个已经受降的意大利村庄，那儿仍然硝烟弥漫。

　　意大利已经投降，但是德国并没有。正是德国在保卫意大利，与英美联军对抗。盟军这时正进军罗马，帕金中士这个先遣班势必要长途跋涉。

　　他们越过了森林，到了山顶，匍匐着身子，遥望着山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了双筒望远镜，叫骂开了：“他娘的，老子怎么就不能喝他妈的一杯茶。”他早就喝酒、抽烟、玩女人，还像所有的士兵一样说话粗鲁。他不再参加祈祷了。

　　那些村庄，有的有防守，有的没有。帕金意识到这种防卫战术很明智——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村庄没有防卫，因此靠近村庄时不得不提防，一提防就耗费了时间。

　　山脚下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供隐蔽的东西——只有几处小灌木丛，那个小村庄与山脚相连。有几幢粉白的房子；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木桥；还有一个广场，周围的房子更多一些，广场那儿有镇公所，还有一座钟楼。从钟楼到木桥一带一览无遗。如果敌人真的进来，他们就会待在镇公所里。田畴一带，干活的人不多，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他们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某个党派的：法西斯党人、黑手党人、科西嘉人、游击队、共产党人……甚至也可能是德国人。只有战争打响了才能分辨出他们属于哪一边。

　　帕金说：“行动吧，下士。”

　　沃特金斯下士回到森林里，消失了五分钟以后又出了森林，沿着一条肮脏的小路往村里走。这时他头戴便帽，用一条邋遢的毯子裹在军装外面。与其说他在走路，不如说他在踉踉跄跄地前行。他肩上扛着一包东西，那里面不外乎是一袋洋葱，要么是死兔之类的东西。他来到村边，钻进一家低矮农舍的阴影中，不见了。

　　不一会儿，他又露了面，紧紧靠墙站立着。站在那地方，村子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他朝山顶那边看去，对他们连连挥手：一次。两次、三次。

　　先遣班匆匆下了山坡，进了村。

　　“中士，所有的房子里都没有人。”沃特金斯说。

　　帕金点点头。这不能说明什么。

　　他们越过了村庄里的房子，走到河边。帕金说：“该你露一手了，‘笑面人’，这儿的密西西比河，游过去。”

　　二等兵赫德森，绰号叫“笑面人”，他把自己的装备卸下，整整齐齐地堆在那儿。他脱下钢盔、靴子和短上衣，接着溜人了狭窄的小河。他游到很远的对岸，上岸以后就钻进村里的房屋中。这一次大家等他露面的时间比上一次要长，因为他要检查的范围比较大。后来，他从木桥上返回原地，报告说：“要是那里有什么人，那他们一定躲藏起来了。”

　　他把装备又重新带上身，先遣班从木桥上走进村庄。他们沿着街道两侧走向广场。忽然一只鸟儿从屋顶上飞起来，帕金吓了一跳。经过那些房子时，他们还踢开过几家大门，里面都空无一人。

　　他们停在广场的边缘。帕金朝镇公所那儿示意着问道：“‘笑面人’，那里面去过了吗？”

　　“去过，长官。”

　　“这么说，这村庄已在我们手里了。”

　　“是这样，长官。”

　　帕金迈步向前，要穿过广场。突然间爆发出一阵枪声，子弹像冰雹一般在他们周围落下。有人在惨叫。帕金巧妙地躲躲闪闪着跑动。在他前面的沃特金斯痛得大叫一声，紧紧抱住自己的腿。帕金把他抱起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咔嚓一响从他的钢盔上滑过。他迅速跑到最近的一幢房子那儿，撞开了门，倒在屋里。

　　枪声停息下来，帕金不顾危险地探头朝外看，只见广场上躺着一名伤员，是赫德森。他还在动，又响了一枪，他不动了。帕金在骂：“狗娘养的。”

　　沃特金斯一面料理自己的腿，一面也在骂。帕金问道：“子弹还在里面吗？”

　　沃特金斯一声大叫：“哎哟！”接着就乐得嘴巴开了花，把手里拿着的东西举起来说，“没有了。”

　　帕金再次探头朝外看。“他们都待在钟楼，里面不会有多大地方，人也不会很多。”

　　“可是他们能开枪。”

　　“是呀，他们阻挡着我们。”帕金眉头紧皱着问，“带炸药了吗？”

　　“带了。”

　　“我们要试试。”帕金把沃特金斯的包打开，取出了炸药。“好给我一根导火线，10秒钟引爆。”

　　其他的士兵都待在街对面那幢房子里。帕金对他们高声叫喊：“喂！”

　　对面的门缝里挤出一张脸，应了声：“中士？”

　　“我要外出去投西红柿。我一声叫喊以后，你们就要用火力掩护。”

　　“好！”

　　帕金点了一支香烟，沃特金斯给他递去炸药包。帕金一声大叫：“开火！”接着他就用烟头把导火线点燃，冲到街道上，抡起臂膀，把炸药包向钟楼猛掷过去。他躬着身子迅速撤回到屋里，班里的士兵已经开了火。一颗子弹击中了一块木板的边缘，碎片溅到了他的下巴。接着，就听到炸药的爆炸声。

　　他还没来得及向外看，就听到街对面有人在大声高叫：“炸得好！”

　　帕金迈步出门，看见古老的钟楼已经坍塌了。烟尘渐渐朝废墟上降落，楼里的钟还发出了不协调的鸣声。

　　沃特金斯说：“你打过板球吧？刚才那一手简直漂亮极了。”

　　帕金往广场中间走。把被炸死的人的残肢凑在一起看，似乎有三个德国兵。他说：“这样的钟楼根本就不牢固，我们齐心协力对它打个喷嚏，它也会倒下来。”他走开了。“又是一大，又是一美元。”——这是他听美国兵常说的一句话。

　　“中士，无线电的声音。”话务员说。

　　帕金回转身，从话务员手里接过话机。“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上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已经弄清了他的真实年龄。

　　“大人物要你回伦敦。至于原因，你不要问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工作由你的下士代理。马上回到基地，途中有一辆小车接你。”

　　“是，长官。”

　　“命令还指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冒生命危险。听明白了吗？”

　　帕金咧着嘴在笑，他想到刚才的钟楼，想到了炸药包。他答道：“明白。”

　　“好，快出发。你这小子时来运转了。”

　　布洛格斯思忖着：人们都称他是孩子，但那是因为人们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参军。现在，他毫无疑问已经长大成人。走起路来，他步履矫健，充满信心；看待周围的事物，他目光犀利；在上级面前，他表现得很尊重，但又不拘泥。布洛格斯知道他在年龄问题上说过谎话，但并不是从他的外貌和举止上看出来的，而是因为一旦提到年龄时，他就有点儿小别扭——布洛格斯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审讯人员。

　　一开始，当帕金听到要他看照片时，他很有兴趣。现在，在米德尔顿先生那灰尘满面的肯辛顿地下室里，他已经待到第三天了，开始时的兴趣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枯燥无味。最使他恼怒的是不准抽烟的规定。

　　布洛格斯大概更觉得厌烦，他不得不老坐在一旁，始终盯着帕金。

　　有一次，帕金说：“把我从意大利召回来，帮忙破一桩四年前发生的谋杀案，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案子可以等到战后再办。另外，这些照片上的人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我必须对案子保密的话，你最好对我说。”

　　布洛格斯说：“这桩案子是要你保密。”

　　帕金又继续看照片。

　　照片非常陈旧，大都变黄、褪色了。许多都是从书籍、报纸和杂志上收集的。米德尔顿先生想得很周到，为他提供了一个放大镜。帕金有时候拿起镜子，对着一群人的合影仔细打量一张张小面孔。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布洛格斯就心跳加快，一直到帕金把照片放下拿起另一张时，他才归于平静。

　　吃午饭时，他们去了就近的一家小酒店。啤酒很淡，战争时期的啤酒大都如此。但是布洛格斯仍然认为：让帕金这样的小伙子喝两品脱是明智的——要是照他的兴趣，他会咕咚1加仑。

　　“费伯先生在个性上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人，”帕金说，“你不至于相信是他作案吧。应当明白，那位房东太太模样儿还是挺不错的，她自己就有那个意思。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当时要是懂得这种事，我自己就可能和她搭上了。不过我那时才——18岁。”

　　他俩吃了面包和奶酪，帕金还吃了一打腌洋葱头。回去时，他们在酒店外面停留了一会儿，好让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帕金说：“听着，那伙计可是个大汉，生得英俊，说话很得体。他穿的衣服很不像样子，骑着自行车，身上也没有钱，所以我们当时没把他当一回事。我看他可能是在巧妙地隐蔽自己。”他抬起眼睛，好像在询问对方。

　　布洛格斯说：“有可能。”

　　那天下午，帕金找到了费伯的照片，不是一张，而是三张，其中有一张在九年前照的。

　　米德尔顿先生有底片。

　　1900年5月26日，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米勒-古德（也就是费伯）出生在西普鲁士一个叫奥尔恩的村庄。父亲在那个地区是个殷实的地主，这个地主之家已相传好几代。父亲在家中是第二个儿子，海因里希也是第二个儿子。排行第二的都是军官。他的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其父母生下她时就想把她抚养成为贵族的妻子，结果如愿以偿。

　　海因里希13岁时进了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军校；两年以后，他调到了声望更大的格罗斯-利希特菲尔德军校，它位于柏林附近。两所军校都纪律严明，都用棍棒、冷水澡和粗劣食物来铸造学生的头脑。不过，海因里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研究了历史，而且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了该校本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成绩。

　　在他的学生履历中，另外记载的只有三件事：在一个寒冬，他和学校当局作对，结果夜里溜出校门，步行150英里到了婶婶家；有一次摔跤训练，他把教练的手臂给摔断了；他曾因不服管束而受到过鞭笞。

　　1920年，他在韦塞尔城附近的弗雷德立克弗尔德中立区作为见习少尉服役了很短时间；1921年，他在梅茨军校参加了象征性的军官训练；1922年，他受任少尉。

　　（“你先前是怎么说的？”戈德利曼问布洛格斯，“在德国类似伊顿和桑德赫斯特一样的学校上过学。”）

　　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执行公务跑了五六个地方，时间不长，每到一处似乎都是以总参谋部候选人员的身份去的。他继续保持着一个长跑运动员的特色。他不与任何人深交，一直不结婚，也不参加纳粹党。国防部一位中校的女儿怀了孕，他不明不白地受到牵连，因此在晋升中尉时受到拖延，但在1928年还是得到了晋升。在和上级军官的交谈中，他已养成了习惯，仿佛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由于他是一名事业蒸蒸日上的年轻军官，又因为他是普鲁士贵族，因此他那种平等的习惯也获得了谅解而被人们接受。

　　20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与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成了朋友。奥托是他父亲的哥哥，因此他有好几个假期就在伯父家的庄园里度过，地点在奥尔恩。1931年期间，阿道夫·希特勒也是那庄园的客人，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当上总理。

　　1933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且到了柏林，任务不明。查到的他最近期的照片上注的就是那个日期。

　　后来，根据公开发表的消息，这个人似乎无影无踪了……

　　“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猜想，”珀西瓦尔·戈德利曼说，“他受到德国反间谍机关的训练，在无线电收发报。密码、绘图、盗窃、讹诈、破坏以及暗杀等方面都学有所长。他大约于1937年到了伦敦，有宽裕的时间使他以一种身份隐蔽下来——或许他有两种身份。间谍活动中，他那孤独的秉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战争爆发以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杀人的许可证。”戈德利曼看看桌上的那幅照片，接着说，“这家伙相貌倒挺俊。”

　　那是一幅在第10届汉诺威步兵营运动会上5000见米长跑运动队的合影。费伯手捧奖杯站在运动队的中问。他前额很高，平头，长下巴，小嘴巴，蓄着一道很窄的小胡子。

　　戈德利曼把照片递给了比尔·帕金，问道：“他的外貌是不是变化很大？”

　　“变得老多了，不过这可能是他思想有……包袱。”他若有所思地认真看了看照片，又说，“头发比原来留得长些，但小胡子没有了。”他把照片又推到桌子那一边。“不过，这肯定是他，不会错的。”

　　“档案里还有两份东西，所说的两件事都是猜测。”戈德利曼说，“第一，有人说他可能在1933年进了情报机关——一个军官的履历突然不明不白地中止了，人们便做出这种惯常的设想；第二，谣传说，他在斯大林身边，作为被信任的顾问工作过几年，化名是瓦西里·赞可夫，不过这一谣传并没有得到可靠消息证实。”

　　“这不可能，”布洛格斯说，“我不信有这种事。”

　　戈德利曼耸耸肩，说：“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的确有某个大人物劝告斯大林，要他把军官中的核心人物干掉。”

　　布洛格斯连连摇头，换了个话题，问道：“下一步我们该如何行动？”

　　戈德利曼沉思以后，答道：“首先，我们要把帕金中士调到这儿来，因为据我们所知，真正见过‘针’的人只有他；再说，他了解很多情况，不能冒险把他送到前线，他可能会被俘，受到审讯。其次，把这张照片用最先进的技术冲洗出来，请照片修整师把头发变得浓厚一些，去掉小胡子。然后我们就能把照片向下分发。”

　　“要下通缉令？”布洛格斯心存疑虑。

　　“不是。现在我们要悄悄进行。要是把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他准会听到风声，会逃之夭夭。暂时只是把照片分发到各地的警察局。”

　　“还有吗？”

　　“如果你没有别的意见，我认为就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