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黄金之乡

　　1814年，现今的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莫其逊先生，研究澳大利亚南海岸不远的由北而南的那条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和乌拉尔山有许多相似点。我们知道，乌拉尔山是一条产金子的山脉。因此，这位地理学家就推想：澳大利亚的这条山脉是不是也含有这贵重的金属呢?是的，他的推断不错。

　　果然，两年以后，有人从新南威尔土寄了两块金矿标本给他。他就决定劳务输出，送一批工人去新荷兰的金矿区。

　　在南澳最初发现金沙的是杜通先生。在新南威尔士最初发现金矿床的是佛白和斯密士先生。

　　这一轰动，世界各个角落的掘金人都来了，形成了“淘金热”。尤其是奥非尔城产金最多，发展最为迅速，真不愧《圣经》里那个金国同名。

　　直到那时为止，知道维多利亚省有金矿的人并不多。在1851年，在这个省才掘出金沙，不久，在四个地方同时开采。这四个地方是巴拉刺、奥文河、奔地哥和亚历山大，这些地方含金量很丰富。但是，当时开采条件不够，前三个地方开采量不大。而亚历山大，矿石质量高，分布均匀，具备开采条件。当时，它所产生的金子价格是每斤1411法郎，达到全世界市场价格的最高记录。

　　现在，由南纬37度引导这个小旅行队正走向这个金矿区，这是一个不知有多少人破产又有多少人发财的地方。12月31日，他们在崎岖不平、牛马难行的路上走了一整天之后，终于望见了亚历山大的许多圆圆的山顶了。他们当晚就在一个山坳里宿营，系好牛马，任他们随意在旁边吃点草。第二天，也就是1866年元旦，牛车又走在黄金之乡的道路上。

　　地理学家和其他人走过这座著名的金山，都感到十分欣幸。这山名用澳大利亚土语说，叫“吉坡儿”，不知有多少冒险家跑过这里，有强盗，有良民，有要人家命的，也有自己送命的。特别是1851年，在这个黄金年中，“黄金热”变成了流行病，象瘟疫一样蔓延着，不知有多少人以为得到了发财的机会，结果反而客死他乡。大家都说，上帝慷慨地撒下了千百万黄金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于是，那些应运而生的收获人便来收金了。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掘金高。”累死的人固然多，可是一锄头发了大财的也不少。看见倒楣的，大家都不说;看见发财的，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五湖四海。不久，各种野心家便纷纷涌向澳大利亚大陆。单说墨尔本这个城市，就来了5万4千名移民，他们是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军，是无恶不作的抢劫者。

　　在黄金狂的年代里，地方上的秩序混乱得无法形容。然而，英国当局以他们那种惯有的沉着，居然控制了这种局势。那些警察和士兵都不干抢劫的勾当了，并改邪归正。所以，爵士此时路过，不会再碰到当年那残暴的情景了。13年过去了，现在，金矿开采得井井有条，按严格制度控制着。

　　而且，年复一年的开采，这金矿被凿得“千疮百孔”，象是白蚂蚊钻得遍地皆是的洞眼，矿层渐渐地快采完了。

　　快到11点钟的时候，旅客们到了矿区中心。那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有工厂、有别墅、也有教堂、有银行和报馆;旅馆、农庄和游乐场也有;甚至还有剧场，那时正上演一部描绘本地风光的剧本，演得很好。这剧本叫幸运的掘金人，主角在剧末时满怀着失望的情绪掘下了最后一锄，而这锄挖出了一鸣惊人的大金块。

　　爵士好奇心也特别强，想参观一下亚历山大的采金区，他让艾尔通赶车先走，一会儿他就跟上去。这措施正和巴加内尔的意，和往常一样，自告奋勇地充当向导和解说员。

　　大家由他带领向银行走去。马路很宽，用碎石铺成，洒水车刚刚洒过水。什么“黄金有限公司”，“掘金人总办事处”，“块金总汇”等等的大招牌到处引人注目。劳动力和资本联合起来已代替了过去的单干形式了，到处听见机器的隆隆声。再往前走，一眼望去，地面上都是洞眼，不计其数。工人们抡着铁锄，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好象天空不断打闪一般。这些工人，各国都有，他们彼此并不争吵，一声不响地劳动着。

　　这时，巴加内尔说：“我们不要以为在大陆上就没增手空拳的财迷跑来单干找金子的。我们知道，大部分工人都是由公司雇佣的，因为他们非这样做不可，矿区是由政府出卖或出租的，没有钱就没有下锄的地方。但是一些既买不起，又不愿出卖劳动力的人，就不得不冒险单干了。

　　“他们用什么方法发横财呢?”

　　“就是‘跳坑’法”，巴加内尔回答说，“比方，我们这帮人，无权在矿床上开采，然而，只要运气好，一样可以发大财。”

　　“怎样发财呢?”少校问。

　　“‘跳坑’呀!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怎么跳法呢?”少校又问。

　　“‘跳坑’吗!这里有个风俗，常引起凶杀和骚乱，但主管当局无法取消。”

　　“快说呀!真吊人家的胃口!”

　　“我现在说着呢!这里大家公认的，任何一个采矿区，除重大节日外，只要24小时无人开采，就变成公地了。若是上帝保佑你，谁占据了谁可以随便开采。因此，小罗伯尔，你若运气好，找这样的一个矿床，它的所有权就归你了。”

　　“先生，不要教我弟弟有这样的坏念头。”玛丽小姐不高兴了。

　　“小姐，别生气，我是和他开玩笑的。他会做掘金人吗?永远不会的!掘地、翻地、播种施肥、最后收获，这才是正经人干的事情。和地老鼠一样在土里乱扒、瞎钻，想找点金子，这是走投无路的人干的勾当!小罗伯尔不会去做的。”

　　他们参观了主要矿场，只踏过一段细沙铺成的马路，然后到了银行。银行是座高大的建筑物，屋顶上竖着国旗。爵士一行人得到银行总监的接待，并请到里面参观。

　　银行里存放着很多下面各公司搜集的金子。银行总监指出金子的许多奇异标本，并说明各种采金法的详情。这种生金大抵是两种形状：卷金和分解金。它们都是矿石块，金子和泥土混在一起，或者包在硅石的外皮里面。所以，开采时要以土质的不同使用地面开采法或深度开采法。

　　若是卷金的话，它常分布在急流山谷和干沟深处，根据体积大小，分成层次，上面是金粒，下面是金片，最下面是薄块。

　　若是分解金的话，它的外部石皮被分解掉了，就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金团”。有时，一个金团，便是一个富翁的家资。

　　在亚历山大，金子往往分布在粘土层中，和青石片层的各层夹缝中。幸运的人往往能在这种地方找到大片的金块层，这里是“金窝窝”。

　　参观完各种生金标本之后，他们又来到矿物陈列馆。澳大利亚的土壤所赖以构成的各种矿物质都分类陈列着。澳大利亚富有的并不只是金子，澳大利亚大陆象个巨大的聚宝盆，所有的珍宝都在陈列馆里体现。在玻璃橱中有闪闪发光的白色黄玉，足已与巴西的黄玉媲美，有宝贵的石榴石，有鲜绿的石帘石，有玫瑰色的红宝石，此外，还有亮晶晶的金红石，还有投龙河两岸产的小粒金刚钻。总之，各种各样的宝石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不需外求。这里什么也不缺，就差把它们作成首饰了，一旦做成，准保珠光宝气，抢购一空。

　　爵士谢了总监的招待，告辞出来，又去参观矿床。

　　巴加内尔是个把发财置之度外之人，然而，他每走一步总要往地上看看，好象要找什么宝贝似的。旅伴们和他开玩笑，他也不在乎。他时而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研究一番，又带着鄙视的神气丢掉。整个参观中都是如此。

　　“啊!地理学家，你丢什么东西了!”少校取笑他说道。

　　“可不是吗!在这生产黄金石的地方，我总感觉到丢掉什么东西似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想找块金子带走，最好重一点。”

　　“要是你找到了，怎么办，我的巴加内尔先生?”爵士问。

　　“啊!要是找到了，我就把它献给祖国呀!存到法兰西银行里。”

　　“银行会接受吗!”

　　“当然会接受，就说作为建设铁路的公共基金。”

　　大家对巴加内尔的爱国热情大加赞美，海伦夫人祝愿他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金块。

　　他们一面开玩笑，一面逛着周围的矿区。到处都是工人在规则地、机械地工作着，但并没有劳动热情。

　　游览完毕，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坐坐，等着和牛车会齐。既坐酒馆，当然不得不吃点东西，因此，巴加内尔叫老板来点当地饮料。

　　侍者送来了一杯“诺白勒”。所谓“诺白勒”，就是英国那种水酒，不过酒多了水少了，里面又加些糖而已。这里喝法太澳大利亚式，欧洲人受不了。所以旅客接过酒杯，又兑了一瓶水，因此，“诺白勒”又变成英国水酒，酒馆老板看了很惊讶。

　　喝了酒之后，大家又谈那些掘金人，否则，就没有谈话的机会了。

　　巴加内尔对所见到的一切都很满意，但他又遗憾，如果是当年亚历山大采金的时代来参观，或许更有趣些。

　　“那时候，”地理学家说，“地面被挖成一个一个的小洞，遍地是挖洞的蚂蚁，那是些很厉害的蚂蚁，到处疯狂地挖洞。但是没有远见，他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挣来的钱不是吃掉了，就是喝掉了，我们坐的这个小酒馆就是当年人家说的“地狱”。掷骰子时有时也动起刀子，警察无法制止时，只好由军队来镇压。毕竟，军队把这帮人征服了，规矩多了，每个人也开始纳税了。当然征收不困难，但社会秩序比加利福尼亚还要混乱。

　　“采金这一行，谁都可以干吗?”海伦夫人问。“是的，夫人，干这行不需大学文凭，只要健壮有力就行。一些被贫困逼得背井离乡的人，大都身无分文，有钱的带把锄头，无钱的带把刀，但不论有钱无钱，都带着那种做正经之事的人决不会有的狂热。于是金矿区出现一种怪现象了，普遍地是帐篷、船篷、草棚，还有泥土、木板、树叶搭成的小屋。正中间是总督府的雕檐大厦，上面竖着英国国旗，还有各种公务人员住的蓝布帐篷，换金小贩，收金坐商的各种店铺。那些商贩都赚得是巨富和穷人的血汗钱，真正发财的还是这帮人。那帮长胡子穿红羊毛衫的掘金人，整天在水里泥里生活，漫天是不断的锄头声，遍地是死尸的腐臭味。一团令人窒息的灰尘，象云雾一般笼罩着那些可怜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很短，要不是澳大利亚气候好些，来一场伤寒病准保使他们10个死掉9个半。那些冒险家拚着命，辛苦大半辈子，发财的只是少数，一二百万人却在绝望中死去。

　　“你能不能把采金子的方法讲讲，巴加内尔?”爵士问。“法子再简单不过了，”巴加内尔说，“初期的采金人只是淘金，现在，不同了。开发公司直接找到金脉，到那里去采金片、金叶、金块。但是，淘金人只会淘金，所谓沙里淘金，如此而已。他们先掘地，把认为是出金的土层挖起来，然后用水冲洗，把金子和沙子分开。这种冲洗工作有一种美国传来的工具，叫做‘克拉得尔’，就是一种摇床。形状象一个2米长的盒子，一种无盖的棺材，里面分成两层。上层是一面粗铁丝网，接着又是几层细铁纱网。第二层下部分很窄。淘金的时候把含金的沙土放在第一层上，用水冲洗，用手搅动。石块留在粗纱上，碎金和细纱，依体积大小，分别留在各层细纱网上，土则变成泥水，冲到第二层的末端了。这就是普遍用的淘金机。”

　　“虽然简单，但毕竟是一种工具。”船长说。

　　“为了便宜，都购买二手货，”地理学家回答，“真正没有，也可以不要。”

　　“不要，又用什么代替呢?”玛丽小姐问。

　　“就拿个大盘子代替，用盘子簸土和簸箕一样。不过，簸出来的不是麦粒，却是金粒。起初采金的第一年，许多采金人没花什么本钱就发了财，还是捷足先登有福气，那时遍地是黄金。就在地面，多极了。溪水就在矿床上流着。几乎墨尔本的街道上都有金子，铺路都用金沫子。所以，在1852年的一个月，从亚历山大运到墨尔本的黄金就价值8百23万法郎。”

　　“差不多等于俄罗斯皇帝的年俸啊，”爵士说。

　　“那这皇帝也太可怜了!”少校补充一句。

　　“有没有一下便发财的?”海伦夫人问。

　　“也有几次，夫人。”

　　“你说得出来吗?”爵士说。

　　“1858年，在巴拉刺，人家找到一块金子重573两;在吉普斯兰有一块重782两;1861年又有一块重834两。最后，在这里，一个采金人发现一块金子重65公斤，以722法朗半斤计算的话，这一块就值22万3千8百60法郎!一掘头掘出11000法郎的年金，数量相当可观了!”

　　“这些金矿一发现，世界黄金产量增加多少呢?”船长问。

　　“增加太多了，十九世纪初叶每年世界的黄金产量不过4千7百万法郎，现在，估计产量上升到9万万多，近乎10亿了。”

　　“因此，在我们脚底下，也许会有许多的金子吧?”小罗伯尔说。

　　“有啊!孩子，也许有几百万两。不过，我们之所以把它踩在脚底，因为我们并不看重金钱。”

　　“那么，澳大利亚可算是‘得天独厚’的地方了。”

　　“并不是，出金子的地方绝不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这地方养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过着富丽堂皇、骄奢淫逸的生活。我的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是出产金子，而是出产铁，因为铁可以制造生产工具用来劳动生产，不断地锻炼着人民的身体和能力。”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旅客们跨出了产金区，同时，也就走出了塔几坡区的边境。现在，马蹄正在达尔零西区的多灰尘的路上，几小时之后，路程已走了一半了。这样顺利的旅行，再有半月就可以到达吐福湾的海滨了。

　　目前，大家身体还吃得消，牛马也不觉苦。地理学家说澳大利亚的气候特别“养人”，这话总算兑现了。潮气少得很，甚至没有，天气也不算太炎热。

　　不过，自康登桥惨案以来，旅行队的戒备严了许多，以前的预防措施根本不用了。现在规定：首先，打猎的人不得跑得太远，不要看不见牛车。其次，夜晚宿营轮流看守车子。早晚枪上都装上子弹。显然有伙强人在荒野中出没，已搅得他们心中不安宁了。

　　不用说，这些戒备的措施没让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知道，因为爵士不愿让她们担心。

　　这种戒备自然必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乱子。而且也不只哥利纳帆一行人顾虑到这一点，一些城市居民和牧畜站上的“坐地人”也时刻提防流手偷袭。天一晚，家家闭户，狗拴在院子里，稍有动静便狂吠起来。牧人们傍晚集合牛羊群时，没有一个不佩带枪的。这种戒备并不过分，那件血案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如此。甚至有些平时开窗睡觉的平民，一旦夜幕降临，便把门窗紧闭了。

　　就是地方当局也很小心谨慎，许多宪兵队被派往乡下，特别要保护邮车。以前邮车在大路上奔驰，尽管放心。就在这一天，爵士一行人穿过公路时，看到一辆邮车急驰而过，后面扬起大片灰尘。虽然和闪电一般，一晃而过，可爵士还是看见车子上坐着警察，马枪闪闪发光。当年黄金热的时候，欧洲的社会渣滓都被倾泻到澳大利亚大陆上来，现在这种戒备的情况仿佛又回到了那种混乱的时代了。

　　走过基莫公路一公里之后，牛车钻进一片桉树丛林。这片丛林大得跨好几个经纬度，旅客们钻这种丛林，自百奴衣角出发以来，还是第一次。

　　大家看到这些60米高，臃肿的树皮有15厘米厚的大桉树，不禁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树杆很粗，约有6米，上面还流着有香味的树脂，它一直挺到离地45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下，没有枝杈和随便生出的芽蘖，甚至没有一个疙瘩破坏这些树杆的侧影，就是木匠用刨子也难刮这么光净。

　　这些大树，一连就是几百棵，和排柱一样，粗细均匀。柱顶到了极高的高度才开始分杈，但枝杈左右对称，枝头都是互生叶。叶子里垂下一朵朵大花，花托好象覆盖着的孟钵。

　　在树林中，空气自然对流，吹起来的风把土地上的潮气吸收尽了。树和树间，是等间距，空隙也不小，牛群、马群可以通行无阻。这片桉树林不象原始森林一样，树枝密集，荆棘横生，甚至有许多倒下的树干，到处是纠缠不清的藤条，开发的人要进去，非得用火、用刀不可。而这一行人所踏的地面是浅草平铺，树顶翠绿，在地与天之间是疏疏落落的“撑天柱”，一眼望不到尽头。树荫不算多，因此也不凉爽，但是林子里有一种特殊光亮，就仿佛隔了层轻纱透过来的。树影很规则，地面上的闪光也很明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仙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澳大利亚的森林和欧洲大陆上的森林就是不一样，土人把这种树叫“塔拉”，属于种类繁多的桃金娘科——澳大利亚植物界代表。

　　在这翠色的苍穹下，树荫之所以不密，暗影之所以不深，是由于叶子生长得出奇的缘故。没有一片叶子是平面向着太阳的，都是刀口式的叶边侧身向着太阳。眼睛迎着太阳光望去，只能看到奇特的树叶侧面。所以，太阳光线透过叶丛能达到地面，就和透过百叶窗子一样。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都感到稀奇。当然，只有地理学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立刻回答说：

　　“这里使我奇怪的倒不是树叶子的离奇，大自然造物，自有道理。而植物学家命名就莫名其妙了，他们把这种树叫‘有加利’。”

　　“‘有加利’是什么意思?”玛丽小姐问。

　　“这是桉树的学名，来自来于希腊文，原意是‘有庇荫之利’。那些植物学家故意拿希腊文骗人，叫人不易发现这个错误，其实很明显地‘有加利’树毫无庇荫之利。”

　　“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不用说了，”爵士说道，“请你快告诉我们叶子为什么这么长吧。”

　　“由于地理学和植物学的原因，”地理学家解释道，“你们一定看出，这一带空气干燥，降雨量又少，土壤晒干了，树木体内的汁液也不会太多。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就得设法避开阳光，保卫自己，防止蒸发过胜。所以，它们侧面对着太阳，不让正面晒着。没有比树叶子再聪明的了。”

　　“也没有比这些树叶再自私的了!”麦克那布斯反驳说，“这些叶子只顾自己，也不替行人考虑一下。”

　　人人都赞成少校的说法，只有巴加内尔不赞成，他抹着额上的汗珠，却还认为在没有阴凉的树林走路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尽管如此，桉树叶子这样的生长，毕竟得不到人们的好感。如果穿过这片林子需很长时间，烈日当空，毫无庇荫，行人自然难以吃消。

　　牛车在这无边无际的桉树林中挪动着，没有碰到一只野兽，一个土人。只有树上的几只鹦鹉与他们为伴，在枝头为他们唱进行曲。有时一群鹦哥穿过远处的树隙，五色斑斓地一闪而过。总之，在这座其大无比的翠色庙宇中，到处是死一样的沉寂，只有马蹄声，轻轻的人语声，辚辚的车轮声和艾尔通赶牛的喝吆声搅着这片无边的幽静。

　　天色已晚，爵士一行人就在几棵被火烧过不久的桉树下支篷宿营。这几棵桉树象工厂里的大烟囱，树干被火已烧空，从脚一直通到树顶，外面只剩一层树皮，而树还仍然活着。虽然如此，“坐地人”和土人这种烧树的坏习惯终久会毁灭这片森林的。奥比尔得地理学家的建议，就在一棵空心树干里生火做饭了。刚点了一点火，火苗就往上窜，烟一直冲到树顶的叶丛中。夜里由艾尔通、穆拉地、威尔逊和船长轮流值班，直守到日出的时候。

　　1月3日，人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漫长的路径，好象永远走不完。然而，傍晚时分，树丛渐渐稀疏了，再走几公里，在小片平原上出现了一族整齐的房屋。

　　“是塞木尔!”地理学家叫，“一过这个小镇，我们就出维多利亚省的边境了。”

　　“地位显赫吗?”夫人问。

　　“只不过是个简单的村子，正在变成一个市镇。”

　　“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个象样的旅馆吗?”爵士问。

　　“我想没问题。”

　　“那么，我们快去吧，我们要让女客们今晚住得舒服些，我想，她们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会，我和玛丽都喜欢。但有个条件，不要离路线太远，免得耽误了行程。”

　　“一点也不远。我们也疲乏了，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明天天一亮便启程。”爵士说。

　　晚上9点钟，月亮已从东方升起，透过一片雾气，倾射出万丈光芒。天渐渐黑下来。全队人马走在塞木尔镇的马路上，巴加内尔在前面领路，他好象对未见过面的东西都很熟悉。这或许是他的本能，他一直领大伙到了康倍尔旅馆。

　　牛马和车子安排下来，旅客们被领到相当舒适的房间里歇息。

　　10点钟，大家吃晚饭，奥比尔以总管家的身份对晚饭检查一番。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已去镇上跑了一趟了。他们只三言两语说了一下夜游的印象。实际上他们并没看到多少东西。

　　然而，如果一个细心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塞尔木街上有某种程度的骚动：一簇一簇的人群不知在谈论什么，你一言，我两语，显得紧张不安，有人在高声读着当天的报纸，并加以推敲、讨论。这种迹象，没有逃脱少校的眼睛。他跑得不远，甚至没出旅馆大门时，便觉得街上的气氛不对头。他和那健谈的旅馆经理狄克逊谈了十分钟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他一声不响。等吃完晚饭，两位女客回房休息了，他留下其他人，说：

　　“大家知道康登桥血案的凶手了。”

　　“抓到了吗?”艾尔通赶忙问。

　　“没有。”少校说，并没有显出那水手长焦急的情绪。

　　“太可惜了!”艾尔通又补充了一句。

　　“那么，那血案是谁作的呢?”爵士接着问。

　　“你看报纸好了，”少校说着，递给哥利纳帆一张报纸，是昨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你看了日报就知道那警官猜得不错。”

　　哥利纳帆于是高声读着下面的新闻：

　　1866年1月2日，悉尼消息——大家还记得，12月29日夜间，在康登桥上曾发生一起特大铁路事故。火车11点45分过吕顿河时，康登桥居然是开着的。

　　失事的搜劫以及距康登桥半公里守桥员尸体的发现，证明了这惨案是由一个罪恶的预谋造成的!

　　果然，据调查结果得知，6个月前西澳伯斯的拘留营准备将一批流犯移送诺福克岛，途中这批流犯逃脱。康登桥惨案是他们所为。

　　这批流犯共29人，为首的叫彭·觉斯，他是最狡猾的匪徒，在几个月前，不知乘什么船到达澳大利亚，虽然官厅通辑他，却一直未抓获。

　　希望城市居民、乡野移民及牧民们各自提防，并协助辑捕，将有关消息随时报告本殖民地总监!

　　殖民总监米彻尔

　　爵士读完这个通告后，少校转向地理学家，对他说：

　　“巴加内尔，这次相信了吧，澳大利亚可能有流犯。”“越狱流犯，自然难免，”巴加内尔辨解说，“但正式收容的流犯的确没有呀!”

　　“无论如何，这里有了流犯已成为事实，”爵士发表意见，“不过，我想，不一定有了流犯，就得改变我们的旅行计划，你说是吧，船长先生?”

　　船长没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怕中止旅行会使格兰特姐弟难过;另一方面又怕继续前行会出差错。所以他犹豫不决。

　　“如果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不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我倒不在乎这些亡命之徒。”

　　爵士听懂这话的含义，接着说：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去找格兰特船长了。不过，因为与女客们同行，不太方便，我们先到墨尔本，回到邓肯号上，然后再乘船去东海岸寻访失踪船员的踪迹也许稳当些。你的意思呢，少校?”

　　“我在发表意见之前，想听听艾尔通的看法。”

　　水手长被指点发言，只好从命了。

　　“我想，”他说，“我们距墨尔本320里，如果有危险的话，向东和向南一样。两条路上都是人迹罕至，一片荒凉。而且，我不相信30来个强人，我们这群手中有武器的男子汉就对付不了。因此，要是我，除非有更好的计划，否则继续前行。”“说得对，艾尔通，”地理学家附合说，“我们继续前进，或许能找到格兰特船长的影子。若是转过头来向南，我们就背离格兰特的踪迹，越走越远了。再说，一批伯斯来的逃犯，有勇气的人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的。”

　　这样一说，不变的原定计划举行表决，全场无异议通过了。

　　“我还有一点建议，爵士，”艾尔通又说。

　　“说吧!”

　　“派人送个命令给邓肯号，叫它开到东海岸是不是可以?”“恐怕不合适吧，”船长回答，“我们到了吐福湾，再发命令也不迟。要是发早，万一出现意外迫使我们回墨尔本，我们会后悔找不到邓肯号了。而且，船坏得不轻，此时也修不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等等再发命令为好。”

　　“也好，”艾尔通回答，他并未坚持他的意见。

　　第二天，旅行队离开塞尔木镇。大家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付外来事故。半小时后，大家又进了向东延伸着的桉树林。哥利纳帆宁愿在旷野里旅行，因为旷野比树丛中好，强盗不易隐藏埋伏。但是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老牛拉破车”，只好在单调的林中小路上走了。晚上，沿安格尔塞区北境走了一程之后，牛车就过了东经146度线。大家就在墨累县边境上宿了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