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第6章

  • 2015-01-01 17:32
  • 西行漫记
  • 作者:埃德加·斯诺
  • 来源:网络

  四

  通过红色大门(下)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 Hai p'a 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 Hai p'a 等于官话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呢,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了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的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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