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第14节

　　米德尔顿一家离开德国的前一天晚上，海莲和莫斯卡穿过市区散步，顺便看看米德尔顿；海莲家在库弗斯坦大街，出了门海莲停下来，和门口的妇女招手，莫斯卡耐心地站在她身边，彬彬有礼地微笑着。

　　他们俩动身到市中心去，海莲建议说，“到红十字会给桑德斯太太买些冰淇淋来，”莫斯卡只是看了看她。

　　“一周之间你们便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他说，“到底是咋回事？我知道，你把你的饭分给了她，又把我们的糖和咖啡也分给了她。现在米德尔顿家走了以后，你要节省一点，小宝贝。买来不容易，你知道吗？”

　　她对他笑了笑，“我要是知道你介意，我不会这样做的。我明白你想让我得到所有的东西，可我不能那样；沃尔特。我一做肉，淘味充满整个大厅，马上我就想到桑德斯太太她在起居室里只能啃红薯干，这也太悬殊了，此外你瞧，我也太胖了。”

　　“胖不是吃起来的，”莫斯卡说。’海莲笑着推了他一把。他向海莲咧开嘴笑着说，“可你块头够大的了，你已经穿不上我的衬衫了。”她现在穿着安·米德尔顿给她的一件蓝色的孕妇服。

　　莫斯卡挽住海莲的臂爬过一段碎石坡地，踏上人行道。两旁的树枝叶繁茂，落日的余辉偶尔透过树叶投射在他们的身上。海莲若有所思地说，“桑德斯太太的确是个好人，也许你不会这样看待她，可你和她谈起话来，妙趣横生。她把我的活差不多都接过去做了。这并不是因为我送了她东西，而是她天性乐于助人，喂，说呀。给她买些冰淇淋好吗？”

　　莫斯卡笑着说，“当然可以。”

　　莫斯卡走进红十字会，海莲在外面等候。回来的路上，经过警察局，从康特利斯卡波公园外面，往下坡走，一群人挡住了去路，一个人正站在公园的长条凳上，提高嗓门指手画脚地在演讲。他们俩停下来，莫斯卡把那盒冰冷的冰棋淋换到右手里，海莲扒在他的肩上。

　　“我们人人有罪，”那人高声演说着，“这种无神的时代，在这片无神的土地上，谁会想到耶酥基督？我们饮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得救，反而不信基督了。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他的血洗涤了许许多多的罪行，以至于困乏了，老天爷对我们厌倦了，他还能忍耐多久？什么时候耶稣的血能够拯救我们？”他又停顿一下，声音变得柔和了，带有恳请的口吻。“对耶酥的爱远远不够，耶酥的血尚不足以拯救我们。相信我吧，救救你们自己，救救我，救救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救救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姐妹兄弟，救救我们的祖国吧。”他的声音变得沉稳，恳切，说理性强，动作挥洒自如，说话自然亲切感人。

　　“你们看到的是块满目疮痍的土地，这块大陆，上帝基督比我们看得深远，他看到宇宙间灵魂的摧残，邪恶占了上风，撒旦这恶魔得意洋洋地扫视世界，面对别人的死亡，他眉开眼笑，自人之初，他对其所见所闻无不幸灾乐祸。”。

　　飞往机场的飞机从头上掠过，摩托的吼叫声打断了他的演说。他是一个体态瘦小的人，鸡胸脯，由于他昂首挺胸，加上一双圆溜溜、闪闪发光的乌黑的小眼现出愤怒的神色，越发突出了他的畸突的胸部。他又继续说下去。

　　“向你自己刻画一下无辜的众生。两极的冰雪莽原到处寻不见人的足迹，但却完整无缺。在非洲的丛林里，太阳从上帝那里得到无可计数、各式各样的生命，一切相安无事。”此刻，演说人不遗余力地遣用浮华的词藻，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几乎从他的小脑袋上暴凸而出。“野兽的尸骸在枯枝烂叶中腐霉，在中国的肥沃的土地上，对于撒旦连鳄鱼都不以笑脸相迎，而在我国的城市里，在许多众所周知的文明中心，又有什么呢？毁灭。荒山石岭，生命决不会从中繁衍，只是一块破碎的石英石而已，无边无缘。”

　　他停了一下，期待著称道的和声，事与愿违，从人群的不同方向却爆发出令人惊诧的叫声。“谁准许你这样说的！你经过军政府批准了没有？”三四个男性的声音这样大声的斥责着。这位演说家于时惊慌失措起来。

　　海莲和莫斯卡无意中发现他们俩已经挤在人堆里，身后簇拥着一大堆人。他们的左边是一个上身穿蓝色洁净衬衫，下身穿一条厚厚的工装裤的年轻人。怀中抱着一个六七岁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双目好奇、恍榴地看着什么，一只袖子贴在前面。面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看得清袖子是用针别在绣花的连衣裙上面的。他们右边是一位抽着烟头的老工人，那年轻人也夹在人群中喊着，“谁准许你这么干的，你经过军政府批准了没有？”而后他又对莫斯卡和那位老工人说，“现在人人都在痛骂我们，说我们失败了，就连这个恶棍也这样骂我们。”莫斯卡穿着便服向海莲微笑着，他很高兴被人当作了德国人。

　　这时，那位演说家抬手慢慢地指向天空，用；种庄重声音说：“我是从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得到的许可。”残阳以其即将熄灭的火红把他举起来的手染得又亮又红。夕阳西下了，柔和的夏日的朦胧薄幕象一支边缘残缺的矛枪由地平线跃然举起。这个城池的魔幻般地毁灭呈现在眼前。讲演人鞠躬施礼表示感谢。

　　他翘首朝天，挥动双臂示意拥抱，“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吧。”他大声疾呼，“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吧。抛开你的罪孽，不要再酗酒，不要再私通，痛改赌博的恶习，为鄙裕的输赢而角逐是毫无价值的，骂信基督，心诚会得到上帝的拯救。写信基督，心诚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你犯了罪已经受到了惩罚。重罚就在你眼下、悔过未晚，不要再犯。”

　　他的大声疾呼停了下来，喘了一口气，听众们被震住了，被由瘦小身材的人发出的巨大音量威慑回来，他又恢复了先前的声调。

　　“你们都想一想，战前你们过得是怎样的生活？难道你们不相信，眼前的苦难，你们目击的毁灭，全都是上帝对你们犯罪的惩罚。”

　　“女孩子与敌兵私姘，男孩子向别人讨烟抽，口里还喷着烟雾。”他轻蔑地学着他们吐烟的样子。“在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竟然有人到乡下行窃，讨价还价地做粮食交易。上苍是空虚的。我们招致毁灭。仟侮吧，我再重复一遍，忏悔，忏悔。”他的话神奇地回荡着，“驾信上帝耶酥基督，这一天神，唯一的上帝，笃信一个上帝，信基督。”

　　他停住，而后用—种恫吓责骂的语调向他们大声呵斥，尽凶狠诅咒之能事。“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该永远下地狱。我发觉你们中有入笑，你们怜悯你们自己，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受这等罪？你们是否会这样发问？”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声嘲笑他说，“不是上帝，是美国的炸弹干的。”听众发出二阵笑声。

　　那人依然站在板凳上等着他们平息下来，透过瞑瞑薄幕，窥探着人群，粗野地，带辩解地指着一个穿黑服的妇女说，“你这个女人，是否在耻笑上帝，你的丈夫和孩子在哪里？”他又指着莫斯卡身边的青年，“瞧，”他朝着听众说话，大家也都转身朝着他指的方向望去。“这儿还有一个嘲弄者，是年轻人，德国的希望。由为他犯了罪，他的孩子断了肢，他竟敢嘲笑上帝的愤怒。你等着，看着你的孩子；等着瞧吧！”他又怀着恶意，指着听众一味发泄。

　　那个带孩子的年轻人把孩子放下，对海莲说，“请关照一下这孩子。”人们看着他穿过人群直奔站在板凳上的那个演说人，猛地一击，将他打翻在地。跪在他的胸膛上，抓住一撮头发，把他乌鸦般的小脑袋直往水泥地上叩击。

　　等那年轻人住了手，听众已纷纷而散，那年轻人抱起孩子径直朗康特利斯卡波公园走去。仿佛变魔术，霎时人们就无影无踪了。可那演说人还静静地趴在地上，此刻已是夜阑星稀的时分了。

　　过路人把他扶起来，血不住地从他厚厚的卷发头上流出，许多股细流顺着前额流下，好象脸上带了一副红色的面具。莫斯卡挽着海莲的臂沿着大街而下。莫斯卡发觉海莲象是病了，大概是看见血的缘故，他说，“今晚你最好与桑德斯太太呆在家里。”后来他似乎向海莲辩解没有参与那件事，他说，“这根本与我们无关。”

　　莫斯卡、利奥以及埃迪·卡辛围坐在米德尔顿家的起居室里，家具是和房子配套的。所以有现成的椅子可坐，其余的东西都装在木箱子里，靠墙摆放着。

　　“看来你明天真要去纽伦堡参加审判吗？”戈登问利奥，“你什么时候动身？”

　　“嗯，晚上，”利奥答道，“我喜欢夜间开车；”

　　“到那里就把证词交给那些杂种们，”安·米德尔顿说。“必要的话就瞎说一通，不过你要知道，他们有种种渠道搜集情况。”

　　“我没有必要去说谎，”利奥说，“我的记忆力很好。”

　　“我想为我上次过于粗鲁的行为表示歉意，当时你也在这儿。”戈登·米德尔顿说。

　　利奥摆摆手，说，“不，我明白。我父亲是一个共产党人，政治犯；我母亲是犹太人，这就是我被赶走的原因。可是，我父亲是搞政治的。当然啰，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定条约后，他失去了信心。他认识到，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

　　在屋子的一角，那位坐在摆着棋盘的桌子旁的教授刚刚还面带微笑，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谈论，一听这些不得体的话马上变得大惊失色。带着这种惶恐不安的心理，他看到戈登·米德尔顿勃然大怒的样子，不想再听他的慷慨陈词了；一切过激的行为都会使他不安的。于是他托辞道，“我得走了，我还要上课。”他和戈登、安一一握手，最后说，“祝你们交好运；顺利到达美国。自结识你们以来，我一直很高兴。”

　　戈登送他出门并诚恳地说，“我希望您不会忘记给我写信，教授，我指望您能随时告诉我德国所发生的一切。”

　　教授点了点头，“当然，当然。”实际上他早已暗下决心不打算与戈登以任何形式保持联系。与一个共产党人有联系，再清白无辜，风云莫测没准也将会给他造成不幸。

　　“请等一等，等一等，”戈登又把教授让回屋里。“利奥，我才想起，教授不是要在周末去纽伦堡吗？你开车送送他好吗？不然，他迟到了，校方会找他的麻烦的。”

　　“不，不，”教授十分激动地说，“不需要，请不要费心。”

　　“没有什么费心的。”利奥说。

　　“不，”教授说，此刻他内心更加谅谎不已了，“我预购了车票，一切都准备好了，别费心，这会过多地给你们带来麻烦。”

　　“那么，好吧，请便吧，”戈登不再坚持了，随即把他送到门外。

　　戈登回到室内，莫斯卡说，“什么事使他那样激动？”

　　戈登瞟了利奥一眼，说，“他很正常，不过他儿子被指控为小战犯而入狱，会不会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德国法庭正在审讯他？绝不是他所借口的职业问题，看来情况不会太严重，我猜测他当时那恐慌的样子，准是伯利奥发觉，再联想到集中营的事。这当众不可能，利奥，你不介意，是吗？”

　　“不会的；”利奥答道。

　　“我想让你知道！”戈登说，“明天；我要去他那儿，当面和他约定时间，我想明天晚上你会让他振作起来的，一旦他知道你谅解他，他会乐意的，你说行吗？”

　　“当然行”利奥说，“真有意思，你倒挺关心那个老头的。”

　　安·米德尔顿煞有介事地注视着利奥，但从他那惯于欺骗的神态中并没有发现讥讽的意思，他是诚实的，安笑着说，“戈登总是关心他的皈依者。”

　　“我还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呢，安，”戈登慢悠悠地说，“但是我觉得他能听得进我的意见。”戈登稍停后用一种沉稳而又有点挑衅的语调说，“我认为皈依者这个词用在这儿欠妥。”大家都不说话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莫斯卡问利奥。

　　利奥咧开嘴对他笑着说，“别耽心，我不会错过的。”

　　“错过什么？”安·米德尔顿问道。

　　“我要作教父，”利奥说，“我把礼物都准备好了。”

　　“多可惜，孩子出世的时候我恰恰不在这儿，”安说，“太可惜了，海莲今晚也不会在这儿，我希望她病得不会太重。”

　　“不会的，”莫斯卡说，“她刚刚散步太久了，她要来的，我没让她来。”

　　“我们毕竟不象那样高贵，沃尔特，”安虽是开玩笑但带有一些恶意。埃迪·卡辛坐在屋角的靠椅上，打着吨，这会儿把眼睁开。他不喜欢走访已婚夫妇，并且讨厌那些和丈夫一起呆在自己家里的妻子们。他也不喜欢安·米德尔顿。她很俗气，个性又强，对他有些瞧不起。

　　莫斯卡朝她笑着说，“你分明知道我是正确的。”

　　“你不关心别人，她就是气你这一点，”戈登说，“我倒是不想关心别人。”

　　莫斯卡说，“戈登，我不同意，但是我要瞅个机会。在这个基础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将被遣送回家，因为你有一张共产党证。我压根不懂政治，我参军时还象个孩子。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现在还是不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对你很尊重，因为你是一个刚强的人。你知道，情况不妙，很复杂。你以为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从，那就错了，我不会相信以种种原因强迫我做他想要我做的事的那种人，当然也包括美国军队、共产党、俄国，还有那个肥胖的杂种上校，我不会完全相信他们的。”他又转向埃迪·卡辛说，“我到底说了些什么？”

　　埃迪干巴巴地说，“尽管你不让海莲来，你还是喜欢她。”大家都笑了起来。

　　戈登没笑，他那美国佬的长脸上毫无表情，他对莫斯卡说，“既然你说了那些话，我也想说一说，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对你说的，沃尔特。”稍停，他揉搓着他那双骨瘦如柴的大手，接下去说，“我知道你对我的所作所为会有何想法，也许你不能自圆其说。你说我错了，可我自信，不管出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我会控制自己的。我相信人类的竞争，最终人类的生活会是异乎寻常的美好。我还相信这可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达到完美的地步。你寄一切希望于你祟尚的少数人的身上。相信我，那样做是荒唐的。”

　　“是吗？为什么？”莫斯卡低下了头；当他再抬眼注视戈登时，他发觉，他的双眼射出愤怒的光。

　　“因为那些人包括你自己在内，受到一种力量的控制，尽管你不愿意和这种力量发生联系。你在一种低水平上，在一个狭窄的个人的圈子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样一来，你将把你所关心的人置于可怕的危险境地。”

　　莫斯卡说，“这是关于影响我生活的控制力的说教。天哪，难道你认为我懂这些吗？我认为一切说教都无济于事，别人也休想劝动我，让我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突然之间转个大弯。我可不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论是在空军基地或在军营外的部队宿舍，还是在地下餐厅工作的克劳特人每天都会告诉我：“当我们并肩战斗，反对俄国人时，他将会多么地高兴。说了这话之后，总指望我能给他一支烟抽。我想在俄国人那方面情况也是一样。你明白我高兴什么？”他靠立在戈登身旁的桌边。由于激动和酒力，他的脸涨红了。“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有使一切都烟消云散的好机会。咱们大家都陷入恶劣的处境之中，不是吗？”

　　“哈哈！”安。米德尔顿兴奋地直拍巴掌。

　　埃迪·卡辛哈哈大笑说，“我的上帝，好一个演说家，”利奥显得有些震惊。

　　莫斯卡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对戈登说，“瞧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

　　戈登也一直在微笑，心里想：自己怎么老是忘记莫斯卡毕竟年轻。他感到很惊讶，在莫斯卡沉默不语时，闪烁着一种年轻而不够成熟的坦诚。于是他转移话题，“海莲怎么样，那小家伙呢？”

　　莫斯卡没回答，安起身斟酒，利奥说，“戈登只是说说而已。”

　　莫斯卡似乎没听到利奥的话，对戈登说，“我负有责任。”这儿只有埃迪，卡辛感觉莫斯卡有些教条，似乎他靠教条生活。莫斯卡又笑着对他们说，这一次倒不象刚才那样生硬。”“我已经负有责任，”他摇摇头说，“只好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安·米德尔顿问利奥：“你还没品出味来吗？”

　　“我明白”利奥说，“我还小的时候，到布肯瓦尔倔集中营去，在那里，我见到我父亲，我们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拿沃尔特来说，他也在改变，我让他委曲点，实际上就是让他向他的德国邻居说一声晚上好。”

　　几个人都笑了，莫斯卡却烦躁地说，“我真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集中营里蹲了八年之久，出来的时候依然故我。。我要是你，如果克劳特人那样斜着眼睛看人，我非打发他去医院治疗不可，他要是龇一龇牙；恼了我，我非把他的蛋子踢破。”

　　“唉，算啦，算啦，”安讥讽而不安地说。

　　“你也太不象话了，”莫斯卡说，但对安他还是付之一笑，安一直在咒骂那些在黑市里鬼混的人，她曾经被他们骗过。

　　利奥慢吞吞地说，“你忘了我是半个德国人，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也是人。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后来我生活得挺好，我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是对别人残酷了，我伯会有辱于这种生活。”

　　“你说得对，利奥，”戈登说，“我们需要更为理智，而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应当用理性，用符合逻辑的行动去改造世界，共产党是相信这一点的。”

　　对于戈登诚挚的纯洁的信仰是无可非议的。

　　利奥一直盯住他，“对于共产主义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父亲就是一个共产党人，集中营根本没能折服他的精神。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这个消息传进了集中营后，我父亲很快就死了。”

　　“假如那个条约对于拯救苏联是必不可少的呢？”戈登反问道，“假如那个条约对于全世界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呢？”

　　利奥把头低了下来，紧紧地用手捂住脸上搐动的肌肉。“不，”他说，“假如我父亲非那样去死相，整个世界不值得拯救。那才是感情用事，而不是你所说的党所需要的理智。”

　　此后的片刻沉默，他们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声。“我去改造改造他，”戈登说。他的妻子对他感谢地笑了笑。

　　戈登走后，安对利奥说，“对他不要介意。”她的声调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没有任何不满意丈夫的意思。然后她去厨房煮咖啡。

　　晚上的谈话结束了，彼此握手告别。安说：“明天，我去向海莲辞别一下。”戈登对利奥说，“别忘了和教授的事，利奥。”利奥点点头，戈登缓慢又恳切地补了一句：“祝你们交好运。”

　　他们离开后，戈登将门从里面反锁上，走回起居室。他发现安坐在椅子上正想着心事。“我想和你谈一谈，戈登。”她说。

　　戈登示以微笑。“嗯，我就在这儿，有话就说吧。”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当他们谈到政治，即使安与他的观点格格不人时，同她说话也不能生气。

　　安站起来，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蹬来踱去，戈登在察言观色。他爱那张诚实、轮廓不鲜明的宽脸，那扁平的鼻子和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是纯粹的撒克逊后裔，他暗想着：然而看上去仿佛是斯拉夫人。他怀疑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还需仔细察看一番。

　　安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她说，“你必须放弃，你一定要放弃。”

　　“放弃什么？”戈登懵懵懂懂地问道。

　　“你自己知道，”带着那种可以理解的惊恐，她毅然说出了这件事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是多么地巨大，他哪儿还会气恼，沉积在心头的只有绝望。安注视他的脸色，她走过来，跪在他的椅子旁。只有当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变得软弱、温柔，说话几乎是恳求。她说：“因为你是共产党，丢掉了你的工作，我不生气。可是，今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得为了孩子想一想吧。你必须能找得到工作，挣钱，戈登。你对政治感到如此气愤的时候，你失去了你所有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亲爱的，我们不能啊。”

　　戈登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大为吃惊，不仅仅是因为她竟然能说出这种事情，而是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对于自己如此地不了解。她很可能这样认为：她丈夫会象戒烟或禁食一样地脱党。归根结底他必须回答她。

　　“我在替我们的孩子着想，”戈登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因。你想让他怎样长大成人，是让他有象利奥那样的经历，还是让他成为莫斯卡那样的对他的同伙漠不关心的人呢？尽管他表示喜欢我，我却不喜欢他在你面前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可不管这些。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社会里长大成人，这种社会不会把他推到战争或集中营里。我想让他在文明社会里长大成人，这就是我战斗的目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腐败下去。安，你是懂得这点的。”

　　安站起身来正视着他，不再那样温柔、恳切了。她很现实地对他说，“你不相信任何关于俄国干的坏事，可我相信，而且不少，他们不会使我儿子安全。我对我的国家就象人们对他们兄弟姐妹一样地有信心。你常常说那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可我不太懂，你难备为你的信仰作出牺牲，可我不被备让我的孩子为了你的信念受到苦难。戈登，假如我认为你死抱着那些信念不放，我不会阻挠你的，可是你应当想到利奥的父亲所遭遇的那些也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当时他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你引以为戒。从更坏处着眼，你会颓废堕落的。你得退出来，你必须退出来。”她那张宽而平的脸上布满着固执的阴云，他明白固执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看咱们是否互相了解一下，”戈登轻缓地说，“你想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个尚好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不想让我留在党内并因此陷入危难的境地，对吗？”

　　她避而不答。戈登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想为我们的孩子作最好的打算，只不过志同道不合而已。你为你的儿子设想的那种安全是暂时性的，你那安全是乞怜于那些统治我们国家的资本家。而我的道却是为永久性的安全而战斗，一种少数统治阶级难以破坏的安全。你看到没有？”

　　“你得丢弃它，”安固执地说，“。无论如何你要丢弃它。”

　　“你要是不打算丢弃它——”安停了下来，镇定一下又说，“我就要带着孩子到英国去，不去美国。”

　　他俩都被安的最后这句话惊呆了，随即，安把声调压低到近乎哭泣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一旦说了话就会算数的。你了解我是相信你的。”自他们俩生活在一起这是戈登第一次对安真正的动了气。因为他知道安的信念有道理，他从来没向她撒谎，从不自食其言，他的新英格兰的良心从夫妻关系上来说，从来都是起作用的，现在她反倒利用他的诚实来圈套他。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戈登若有所思地说，“假如我不答应退党，你将带着儿子去英国，你离开我。”他强制着痛苦和愤怒，仍操着平常的语气说，“假如我答应你，你就和我一道去美国。”安点头默认。他走到椅子前边，坐了下来。又开始沉静而耐心地整理种种问题：他知道安也是说一不二的，而他自己也决不能脱党，他要是因此脱党，他会越来越恨安的，他知道他不能抛弃妻子和孩子，妻子也许能这样，孩子没有可能。

　　“我答应，”他说。他少里清楚，自己在说谎，安走近他，满脸是慰藉的泪水，跪下俯在戈登的大腿上，他对她深怀怜爱，伺时对自己所干的事又有些恐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再清楚没有的了。一旦踏上故土，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发觉这一骗局的。一旦她发觉自己受了骗，她想回英国，就再也弄不到这笔路费了。他们俩就会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他知道，对他俩来说，从现在起他们的生活中将会交织着恨、不信任和轻蔑，这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出现争斗。但他无能为力。他抚摸着她又粗又厚的头发，象她那粗壮的农民的身躯一样有诱惑力的头发。他捧起她那张宽而扁平的近似斯拉夫人的脸庞，在她那泪水纵横的脸上亲吻着。

　　他想一切都无能为力，唯一给她的亲吻对于他也是痛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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