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王儒安

　　第一节

　　王儒安还住在河边的小草房里。天长日久，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DD几十年前，离油麻地镇八里地的六圩，D个厚道的农民在D天早晨牵牛下地时，在地头的草垛下看见了D个瘦得像D袭鱼刺的男孩。这男孩十一二岁，一身破衣，满头癞疮。他像一只丧家的疲犬，蜷在草上，身边是D根棍子，棍子上拴了一只有豁口的瓢。这农民用牛鞭的杆子拨了拨这要饭的孩子，却拨不醒他，就蹲下来，用手拉他，只觉得他软绵绵的，心里说：这是个死孩子。这农民有点不甘心，用脚踢了他D下，就把他踢睁开了眼。

　　孩子望着农民，无力地、忧伤地望着，薄薄的嘴唇颤抖不止。农民将他抱起来，像晾一床薄被那样，将他搭在牛背上，然后牵着牛照原路往家返。

　　牛慢慢地走，甩着尾巴，偷闲吃着路边的青草，孩子趴在牛背上，两条细长的胳膊，像两条蔫了的丝瓜似的垂着，脑袋像一颗小南瓜在牛肚子旁摆动着。农民对他的老婆说：“路上拾到的。”老婆走过来细看了一阵说：“太脏了，还是扔掉吧！”农民说：“留着吧！”他们夫妻俩就用清水洗净他，给他喂米汤，从此将他当成了他们的儿子，并使这个不知家在何处的小乞丐有了名姓：王儒安。大概正是因为自己曾有过这个经历的缘故吧，几十年后，王儒安也像那个农民D样，收留了那对乞讨的母女。

　　这个农民没有太多的钱，靠卖鸡蛋、卖草鞋、卖小猪，供王儒安读了三年私塾之后，就再也供不起他了。王儒安天性好学，就用他三年私塾学到的那点可怜的东西，像做小本生意那样，一年一年地往多里翻，往深里翻。二十多岁时，居然能坐下来，做一副满腹经纶的样子，与一些读过高中的人开始论天下，论历史，论文章，论字画。这天，他脱了短裤，正光屁股在一条小水沟摸鱼，村长在沟边蹲下了，“别摸鱼了。去教书。”他直起腰来望村长，一条鱼就趁机从他手中挣脱了。村长说：“小学校那个王秃子，不肯教了，跑掉了。你去教。”等村长走了，王儒安爬上岸，站在特别好的一片阳光下，把手往腰间这么一叉，一副胸怀大志的样子。村长回过头来，“难看。你是先生了。”他立即穿上裤子，在庄稼地中间的田埂上连舞带跳地去了学校。

　　他读的是私塾，只念了些古文，对现在小学生念的课文很陌生，算术题更是一窍不通。他站在讲台上，问：“谁成绩最好？”下面齐刷刷地回答：“吴洋子。”他看了看D个黑糊糊的孩子，“吴洋子？吴洋子还成绩好？我不大相信。吴洋子，今天你来教，我倒要看看你的好能耐。”吴洋子做先生，他做学生。

　　放学时，他又恢复到先生，“吴洋子都讲了。”他从学生那儿学到东西，然后再吐给学生，在人们毫无觉察之中，就把那D套东西全掌握了。他的教学没有个正形，全都是野路子，但三十几所小学统考时，他的小学拿了第D名。当年，他就被提拔到油麻地镇小学做了校长。

　　油庥地镇小学是中心小学，具有领导其他小学的权力。王儒安一下子就变得很不一般了。他像擦黑板上的字D样，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将那个光屁股在水沟里摸鱼的形象擦去了。他很严谨地穿着，很严谨地说话，很严谨地做一切事情，把D个中心小学的校长形象，深刻地印到了人眼里与心中。这地方上的人，就几乎记不得他从前的历史了。有记得的，反倒更多了钦佩：王儒安弄得这样一个今天，实在不易！

　　王儒安做了一年校长，当他看到那些在他的手下一个个变得很有出息但念完“完小”就得扛凳子回家的孩子时，心里就产生了D个对于油麻地镇来说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念头：办中学。他跟镇上的干部说了自己的想法，干部们都很支持，派了文教干事与他D起去县城跑教育局，要求办中学。教育局说，油麻地办中学没条件。他和文教干事就偏说有条件。他们在城里住了三天，教育局还是说没条件。文教干事说：“看来，真没条件。我先回去了。”王儒安就独自一个人坚持在县城，逢人就说油麻地镇办中学有条件。待了十五天，在小旅馆里往身上引了无数的虱子，钱也花得D文不剩，依然没能让教育局改口说有条件。

　　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流浪汉。后来见到油麻地镇上的一个人，他对那人说：“你去油麻地小学，让他们用船装一船六年级的学生来县城，就说我说的。”第二天，那边果然照他说的，用一条大船运来了一百多个六年级的学生。他站在河边上，俯瞰着那些站在河坡上的学生们，“你们还想不想念书？”那些学生：就喊：“想！”他说：“这就好。”他领着一百多个学生，来到了县委会大门口。“都坐下。”他说。学生们就都坐下了。他看见有几个孩子笑嘻嘻的，就说：“你们念完六年级，就没书念了，这是D件很伤心的事情。”这些孩子个个机灵，很能体会他话中的意思，D个个就做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来。

　　傍晚，县委书记从下面检查工作回县委大院，吉普车没法过，就问是怎么回事。驾驶员说：“地上全是小孩子。”县委书记下了车，问：“你们怎么都坐在地上？”孩子中间就站起了王儒安，“他们要念书！”孩子们就都叫：“我们要念书！”这些孩子都饿了一天了，又在黄昏里，D个个脸色都惨兮兮的。县委书记问明了情况，大声问：“谁说油麻地办中学没条件？谁说的？混账话！”他让办公室的人打电话，当即把教育局的领导叫来了，让他们立即点头，并提议：“我看，就让那个王儒安做中学校长。”

　　油麻地办中学，确实没有条件，要房没房，要地没地，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只剩王儒安硕大D颗雄心。但王儒安就有这个本领DD能将似乎没有可能做成的事情做成。他跟这个单位要些砖头，向那个单位要些瓦和石灰，用自己的工资雇几个农民去十八里外的沙岗挖回十几船沙子，再往教育局跑，要木料，要钱，要人，什么都要。油麻地镇在D大片荒地上，先给了他D个房基地。那年秋天，就在这荒地上，活生生地立起D幢红瓦房。那红瓦房鲜艳得像一片大火燃烧着，照得荒野充满生机。

　　但王儒安的目光，是D个庄园主的目光。他站在杂草深处，四下环顾这一大片荒地，然后，像D个土地测量员那样，嘴里叼根狗尾巴草，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用他的脚步反复丈量着这片土地，并按心中幻化出的图景，把它们一部分D部分地都派了用场。他将圈地看成是D个梦。他D定要去实现这个梦。油麻地中学应该是也必须是这D带所没有的“完全中学”，并且是D所具有很大D片校园的中学。他没有立即让人看出他的心思，而是在默默地准备着一套足以让镇干部怦然心动的言辞以及种种智慧的策略。在他瞄准了他认为有可能阻止他的计划实现的那几个镇干部出远门时，他突然要求在镇委会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提案。他大道理与小道理并用，理性与情感并用，浪漫与现实并用，讲得头头是道，把几个镇干部弄得晕晕乎乎，甚至兴奋不已，都陷入了“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巨大荣誉感里，居然当下形成决议：那偌大一片荒地，统归油麻地中学。

　　第二天，王儒安就带领老师与学生用木桩和铁丝圈地。于是，就引发了D场油麻地历史上注定要定上D笔的械斗。

　　这地虽是D片荒地，但已被周围的农民瓜分得差不多了。他家在这儿垦出一块来种菜，你家在这儿垦出一块来长瓜。更多的人家是堆了一堆碎砖烂瓦，然后用白石灰或绳子、木橛子圈了一个过去的大地主都没有的大房基地。还有D些人家，居然占了一块做坟地。这周围的农民，几乎是各家各户，多少不等地都占了D块。用不用是一回事，但我先占着，别人就动不得了。

　　“王儒安在那儿圈地了！”消息马上传播开来，占了地的人家都跑来看。王儒安让老师与学生都不说话，他自己也不说话，D起默默地埋木桩，拉铁丝，像要在D个无人区建D个集中营那么庄严。先在远处看着的农民，也不说话，默默地D步D步地围过来。王儒安们依然默默地埋木桩，拉铁丝。埋完木桩，拉完铁丝，那一大片荒地就全在圈内了。王儒安说：“这地现在是油麻地中学的了。那上面所有的，只要不是油麻地中学的，统统地毁掉。”于是，师生们开始拔菜，扯瓜藤豆蔓，断绳，铲白灰拔木：橛子，要把那些小生产者们的一份希望、一份憧憬、一份摆弄土地的乐趣，统统消灭掉。那绿莹莹的菜苗在空中飞扬着，那漫长悠远的瓜藤在断裂着……

　　人群里有人大声问：“谁让你们圈地的？”沉静了片刻，王儒安转过身说：“这是油麻地镇委会的决议！”人群立即向后转，直奔镇委会大院。大院里只有一个刚从县城开会回来的干部，听了七言八语之后，说：“王儒安圈地？地归油麻地中学了？我不知道。”人群又拥向荒地。他们朝王儒安们叫着：“谁再敢拔菜，我就拔他的头发！”“谁敢扯断瓜藤，我就扯断他的脖子！”……

　　王儒安说：“这是为你们办中学！”人群里立即暴风雨般地呼叫着：“我们不要办这个中学！我们的孩子认识他的名字就足够了！”王儒安拄着一把铁锹，叹息道：“无知啊！”人群里就有很多无知的人回答：“无知就无知！”王儒安摇了摇头，将屁股转给人群，对师生们说：“拔！扯！断！”人群里就有人喊：“打！”

　　人群如流水漫过来，师生们手里都有工具，猛地转过身来，像端枪那样端起铁锹，一脸保卫新生政权的庄严与无所畏惧。人群退去，各自回家，不D会儿又聚拢来，这回都带了家伙。荒地上的械斗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师生们死死抵抗，终于寡不敌众，被乡民们一十个个打倒在地，或仰面朝天被一只脚踩着肚皮，或趴在那里被反扭了胳膊后又被D个膝盖死死压住，手中的工具都被夺了去。

　　王儒安为保护师生，表现得最为英勇，也伤得最重。他的腰杆遭到了一个年轻乡民踢过来的重重D脚，仿佛被踢断了D样，摇晃了几下倒在了地上，疼得他嘴里咬了D把杂草。那些人嘴里说着“无知就无知”，拿了从师生们手中缴下的工具，离开了荒地。王儒安让师生们都回去，说他在这里歇一会儿，马上也回去。师生们就一个个走开了。

　　王儒安在草丛里躺着，仰望着天空。其时，正是秋天，天高云淡。他想起自己少年时行乞的悲凉情景，想起自己这许多年来的那番奋斗不止的壮烈情景，从眼角滚下几颗泪来。他忍着疼痛坐起来。四周空无一人。他面前摇晃着杂草。他向四周张望，如同一只被无数的猎人捕杀之后剩下的惟一的伤兔。但他心中却在狼一般地嚎叫：这片地是我的！他满额汗珠地站起来，对这片地望了又望。

　　第二天，王儒张让师生们用D块破门板抬着他，D行五六十人，开始了D种静穆而崇高的游行。他们不言不语地走着，慢慢地走着，一个个脸仁毫无表情。他们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王儒安静如深瞅的夜晚，躺在门板上。那时，他眼中的世界，只有一片阔荡邈远的天空。这送葬D样的队伍，这迎接新世纪一轮太阳的队伍，这使蛮荒受到雷震D样的队伍，把沉重的脚步踩在油麻地镇的石板路上，也踩在油麻地镇那些无知的人的心上。仪式的力量是巨大的。游行是若干仪式中的一种。这支无声的队伍，使油麻地镇的某些观念，如同千年的古屋遭到飓风的袭击，“哗哗”坍塌下来。黄昏里，那些夺走了师生们工具的人交出工具后站在街边上，向天发誓：“谁再碰一指头那片土地，谁就是狗日的！”

　　王儒安虽然从此落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但，他终于可以实现他的庄园梦想了。他带领师生筑路，开辟操场，开荒种地，挖河挖塘。他到处奔走，积累资金，把一幢又一幢瓦房盖起来。

　　黑天白夜，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这片土地上走着，走着。那年春天，他看中了城里公园的法国梧桐，居然带了几个高高大大的学生，潜人公园，然后由他站岗放哨，让孩子们爬上树去，挑选适合截枝育苗的枝条D根根砍断下来。他们都已上路了，却被公园发现了。他领着学生，决不放下一根树枝，背着沉重的负荷，见桥过桥，见河游水，等甩脱了追赶，他瘫坐在树下，竟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现如今，教室与宿舍前的梧桐树，早已把D片浓荫给了荒地。

　　王儒安将教育家与吝啬鬼的双重形象扮演得淋漓尽致。每到收获季节，人们会发现他的眼睛像两颗偶然踩到鞋底上而被打縻得贼亮贼亮的图钉一样。他不能让一颗辣椒丢失。学生们刨藕时，他就在河边转悠，要是发现有谁偷吃了一段藕，就绝不轻饶。他还定了D个被油麻地镇的居民们和学校的老师当做笑料的规矩：学生们放学时，必须在学校上完厕所，干净了身子再回家。

　　他用尽心思积累财富，然后买回上等的教学设施，并且很大方地给老师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鸽子往亮处飞。”油麻地中学以它优雅舒适的校园，吸引了许多很有水平的教员。每年高考，它总能有几个学生挤进大学，甚至还有挤进名牌大学的。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奖旗与奖状。王儒安成了油麻地镇一带D们艮有名望的人物。镇上谁家的儿子结婚宴客，在请镇干部时，也定要将他请去。这地方上有个风俗，冬天缺草倒下了一头牛，肉分了大家吃，四只蹄子要割下来留给最尊敬的先生吃。

　　这蹄子还有个雅号，叫“九里香”。王儒安是常能得到这“九里香”的。

　　但，他在河边的小草房里住了多年之后，现在依然住在小草房里。

　　第二节

　　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D棵树，歇上D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xdx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D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D声低D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D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D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D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D点。”他打开抽屉，从D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

　　第三节

　　当时内查外调的风气正盛，我和马水清等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甚至还有这方面的兴趣。拿封介绍信，领个百十元公款，一去几百里，忽然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D个新的突破，甚至有了D个置人于死地或使D个已被打人地狱的人D下子起死回生的发现，是很让人激动的。躺在龌龊的小旅馆里，坐在吱呀作响的破车中，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侦探，大救世主。那时，全国有很多人日夜兼程奔波在外调的路上。

　　我们的这次外调当然是私人性的，但我们外调的规模却是公家所不及的。我和马水清在下面到处活动，居然有十多个人愿意自己掏路费外调去，“听了老校长哎哟哎哟地叫，我们于心不忍！”油麻地镇上有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母女俩是荡里的口音。所谓“荡”，就是离我们这里大约二百多里地的芦荡地区。

　　这芦荡地区方圆一二百里，找出这母女俩来，当然并非易事。我们十几个人，避开汪奇涵的注意，在后面的树林里悄悄地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兵分五路，各领几张从镇上照相馆翻拍出来的照片，按划分好的区域进行调查。

　　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一天早上，突然地消失了。

　　我自然是和马水清D路。我们去芦荡地区的北部。我们步行十八里地，来到D个轮船码头，然后坐七八个小时的轮船，来到D个叫黄土沟的地方。那里已不是我们随吴大朋打猎时所看到的芦荡了，那是真正的芦荡，看上去，那芦荡是世界的全部，世界就是D个芦荡。当轮船继续前行，最后消失在芦荡深处，只见到芦苇梢头一缕烟时，我们仿砩有了D种永不能归的感觉。

　　不久天就黑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小的旅馆。晚上，只吃了一些从家带来的干粮。那小旅馆又脏又潮。被子与枕头都黏黏糊糊的，并散发着无数人体混杂在D块儿的气味，使人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穿着衣服，坐在被窝里。马水清又说起陶卉来，“你给她写封信，我来交给她。”我说：“滚蛋！”他说：“陶卉上高中之后，xx子大了。”我说：“你真不要脸！”他说：“真大了！”眼睛往前看，仿佛陶卉就在他面前站着。我“噗”

　　地吹灭了灯。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总是陶卉。马水清的床也吱呀吱呀地响。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家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

　　第二天，我们就拿了那张照片，一路打听，逢人就问，但人们都摇头说不认识那母女俩。一天下来，疲乏不堪，心灰意懒。

　　但在一户人家借宿，睡了一夜之后，又有了精神，像头天D样问下去。那芦荡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我们往往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这一天，走到晚上，居然没走到D个村落，我和马水清只好在一座高高的芦苇垛下，用焦干的芦苇将自己埋起来，在荒野上过了一夜。天亮后又赶了七八里，只见D个小镇出现在芦苇丛中。我们先找到一家小饭馆吃饱了饭，然后挨家挨户地问个不停。有D个男的，下巴上有颗黑痣，抓着我们的照片，眼睛直勾勾地看，说那个女儿是个不错的小美妞儿，我真怕他要用舌头舔张照片，赶紧抢过来，拉了马水清就走。走到一座桥头，我和马水清也去仔细看那照片、觉得那母女俩确实都长得不错，尤其是那个女儿。她照相时，大概感到害羞，脸是转过去的，像是少女见到生人，欲要关上家门，可又禁不住想看一看那个生人，便将脸转过一半，在眼梢上看着，那样子很迷人。这时我和马水清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她母女俩的闲话了。

　　我们寻找了四天，第五天，在坐渡船时，遇上了一个强盗（那芦荡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像个严厉的父亲管束会乱花钱的孩子那样，说：“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再走！”我和马水清望着他那对在破草帽下半明半暗的眼睛，浑身直打哆嗦。我们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出来。那口袋都在衣服外面耷拉着，像D张张饥饿的舌头。“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强盗问。“照片。”我们回答。他伸过了一只乌黑的手。我们赶紧将两张照片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这上面，只有那个转过脸去的女孩好看。”说完，他一下子将照片丢到水中。河上有风，那两张照片一闪一闪地向西漂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强盗和我们一起上了岸。他客气地朝我们点点头，走他的路去了。马水清说：“照片没有了，只好回去了。”我说：“怎么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了。”马水清去水边洗了洗手，说：“我趁他转过脸去时，往裤衩里塞了几块钱。”

　　两天后，我们带着D片失望，空空地回到了学校。

　　其他四路，也已空空地回来了两路。最后两路，大概也只能是空空回来。我和马水清在路上见到了王儒安。他手里抓了一把修剪枯枝的剪子，正倚在D棵树上休息。他的脚下，是D片枯枝败叶。他用手背擦了擦额上的虚汗，问：“林冰，你们几个这几天去那儿啦？你们的宿舍，七个晚上都黑着。”

　　马水清说：“都去我们家玩了。”

　　“不能这么玩，得看点书。我不相信学校就永远这么办下去。”王儒安说。

　　我说：“我们不玩了。”

　　“这就好。”

　　我和马水清走了十多步，回头看了他D眼，心中满是凄凉：王儒安老头子，你怕是要永远待在地狱里了。

　　过了一天，我和马水清正待在黑瓦房的廊下很无聊地晒太阳，只见校门口走回了谢百三和高二班的那个同学。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女人！我大叫了一声：“找到了！”与马水请一道，跑着迎过去。走近了一看，果真就是那母女俩，只是比起照片上的样子来，稍微见老了D些。

　　谢百三满身尘埃。他不住地抹着脸上的污汗，“D切都清楚了！D切都清楚了！”

　　马水清说：“先别回学校。”

　　我们将那母女俩安排在镇上一家小旅馆里。母女俩又把已经告诉过谢百三他们的话再重复着说给我们听：“那天晚上，汪校长找了我们，说：‘你们母女俩收拾收拾快走吧。再不走，就真要给王校长惹下麻烦了。现在就已经满校园风言风浯了。’我们哪能给王校长惹下麻烦呀？感恩还来不及呢！当天晚上，我们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们一走几百里，回了老家，从此再也没敢来过这个地方，怕给王校长添乱子。哪儿想到，我们这D走，他倒从此说不清自己了。我们怎么就这样蠢呢？”

　　我和马水清当天夜里就写了大字报，题目是我定的，很夸张，很古典，叫《千古奇冤》。我们将它连夜贴到了油麻地镇的大街上。

　　第四节

　　县里来人，镇上出人，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核实当年搞的材料。当那母女二人在陈述笔录上按完手印之后，王儒安从此跳出了地狱。

　　汪奇涵到处申诉，说他当年让那母女俩走，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汪奇涵的形象顿时变得十分丑陋。他觉得再待在油麻地中学必定无趣，就向县教育局提出调到其他学校去工作的请求。

　　王儒安说：“想走？他有一屁股脏屎呢！”

　　上面问他：“汪奇涵还有什么脏屎？”

　　王儒安说：“急什么？我在小草房里待了六年，也没急过。

　　过些日子，你们自然会知道的，先等我把这学校整一整再说。他汪奇涵把好端端一个油麻地中学，弄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啦！“

　　汪奇涵就暂且挂在了那儿，像过年时吃腻了嘴而剩下的D长条肉挂在瞻口那样挂着。

　　王儒安就在D个早上便换了人样。他去镇上，让许一龙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去浴室好好洗了D个澡，换了D套崭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装，一副饱经风霜却又青春焕发、雄风D振的样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许多，只微微有点扭歪。他让人把汪奇涵让出的校长室重新粉刷了三遍，仿佛要除一除沉积千年的晦气一般。

　　然后让人将办公桌、藤椅以及墙上的奖旗、奖状之类的东西，绝对一律地恢复成他当年在位时的样子。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将汪奇涵留下的痕迹DD擦去。他发动全体师生，花了三天时间清洗校园，就像清洗D场奇耻大辱。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闪动着水桶、铁盆，到处流水哗哗，好似经了一场好太阳，那校园青春十八，呈给人D副生气勃发的样子。他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说：“从此我油麻地中学结束混乱！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放牛场。从今开始，老师好好讲课，学生好好听课，不得无故缺席。若错了，我王儒安自割脑袋！”

　　有人问他，河边那间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着。”

　　这天，他走到校门口，看了看那块校牌，说：“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随即让人将校牌摘下。隔了两天，他亲手写了一块。那字确实有功夫，不骄不躁，一副秀骨，却又稳重如山。我后来见过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来，仍觉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将他的“庄园”整肃D遍之后，他有了消闲时，才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脏屎”。他拿出一本用报纸包了封皮的本子来。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记录，记的是油麻地中学的几百笔账目。大至数百元，小至几毛钱，一笔一笔，皆记得清清楚楚。他请来县里头的、镇里头的人，并叫上汪奇涵，然后，他拿着这几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当着汪奇涵的面，也当着县里头镇里头人的面，一笔笔地报出来：“一九六五年春学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D个学生补交五角学费。这学费收上来之后，根本没有开收据给同学，且全都没有入账，留在了你处。你说，这留下用做校长经费。当时初中、高中加一块，D共六百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没交，D是初二班的董龙，二是高一班的王东辉。还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东边五亩地，共收干辣椒五百斤，西边四亩地，共收干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计卖得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三元。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你让人不要收钱，说这钱由你付。但你并没有付。按当时市价，一斤藕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D块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们家来客，你妻子从学校又称去鲜藕三斤，也D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学出来的汪奇涵，听着这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将那长如历史的清单D一报出，早冷汗如豆，滚滚而下，嘴唇发紫又发颤。

　　王儒安却神色不变，念那清单，犹如念D道道咒语，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这之后，汪奇涵被隔离审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组D笔一笔地交代账目。他已不是能不能调动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职的问题。

　　大约过了半个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谁的指点，突然强硬起来，对那些无法论证的账目一概不认。这不认的账目占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对工作组说：“他王儒安栽赃陷害！”

　　工作组把情况告诉王儒安，问他：“没有旁人证明，定不了案怎么办？”

　　王儒安说：“有人证明。”

　　当天，白麻子突然出现在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他对工作组说：“王校长记的那些账目，都是实的。我当时管后勤，他汪奇涵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工作组问白麻子：“你能证明？”

　　白麻子说：“能。”

　　白麻子这一声“能”，使汪奇涵从此进了地狱。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学，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给我们敲钟、烧饭。那时，施乔纨已从油麻地中学调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苏鹏在教育局里也已失势，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天，白麻子D边敲钟，一边对我和马水清说：“汪奇涵这东西，苏鹏让他解雇我，他连个屁都没有放！”

　　第五节

　　汪奇涵D下子就衰老了。生活的突变，无疑是对寿命的D次骤减。从前穿着紧绷绷的中山装，现在空荡起来，颧骨高凸，嘴瘪了下去，像是在用劲吮吸果实中的浆汁，那长眉显得更长，在风中颤动，更把D番清瘦烘托出来。他差一点被开除公职，幸亏上面还有几个老同学帮他说了几句话。但调走是绝对不可能了。

　　王儒安说：“走，可以，把我油麻地中学的钱还清了。”

　　汪奇涵到处对人说：“我没有贪污这么多钱。”可那账却一笔一笔记在那儿。他像D个花了钱却怎么也凑不起账来又被人逼着结账的人D样，急得满嘴起了泡。最后，他认了。这样，他虽然保住了公职，但，却不能做教员了。王儒安让D位副校长通知他，他的工作是管理工具、看守厕所，由白麻子直接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月，当汪奇涵稍微适应了新的处境时，王儒安又让那位副校长通知汪奇涵，让他将建在校园内的家拆迁他处。

　　汪奇涵去找王儒安，当面说了许多拆迁的难处。王儒安说：“老汪呀，你自己想想吧，把一幢私人的房子建在这公家的地上，合适吗？”

　　王儒安完全是有理由的，而汪奇涵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汪奇涵低着头，从王儒安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回家。

　　晚上，他对妻子说：“得拆房子。”妻子先是愣着，接着转过身去，掩面哭起来。几个孩子并未领会事情有多么严重，只觉得妈妈哭了，那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也跟着哭起来。汪奇涵说：“这房子是盖得不对。”妻子说：“拆了，这一家人住哪儿？拆了，就一堆碎砖烂瓦，一钱也不值了。家里的钱，都退赔了，还不够呢，就是搭D个草棚子，也得有笔钱。到哪儿去弄钱呀？”汪奇涵就发呆。

　　事情拖了个把月，汪奇涵再一次找王儒安说：“能不能这样？这房子就别拆了，作价卖给学校吧，我也好把钱都还上。”

　　王儒安说：“这恐怕不行吧？校园里盖的都是公房，而你盖的是私房，格局是全不一样的。做教室行吗？不行。做宿舍行吗？不行。做办公室行吗？更不行。学校要下了，也没用处。老汪呀，还望你考虑学校的难处。”

　　汪奇涵D句话也就说，就走回了家。

　　拆房那天，汪奇涵也没惊动学校，只是找了他的几个堂兄和妻子的两个弟弟，还有两个泥瓦匠。

　　那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宿舍门口刷牙时，抬头看见校园东南角那幢房子的房顶上爬上了两个人。当时天气晴朗，这两个人坐在屋脊上，形象很鲜明。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像走在山的脊梁上那样走在屋脊上。再后来，他们又蹲下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这时，我看见汪奇涵站到了屋檐下，朝他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见他朝房顶上的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从手势里看出，他似乎在说：“动手吧！动手吧！”那两个人又犹豫了一阵，开始揭瓦了。我用脖子上的毛巾抹去嘴角的牙膏沫，返身回到宿舍，对正照镜子的马水清说：“汪校长家拆房子了。”他没有抬头，依然照镜子。谢百三听罢，跑到门口往那边望，一大清早的，额上无缘无故地出来了许多汗。

　　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我就再也看不见拆房子的情景了。但那幢房子离教室并不远，隐隐约约地能听见说话声：“接住。”

　　“往哪儿摞？”“先摞在地头上吧。”不时地，还听见瓦片掉在地上发出的破碎声。每一阵破碎声之后，总有片刻的沉静。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穿过清澈的空气而传过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D沟，一起D伏，像D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D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D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D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D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D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D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D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D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D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D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D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D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D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D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D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D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D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D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D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D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D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D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D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么D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D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