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慧能

　　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说的佛性。慧能的偈强调僧肇所说的无。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偈表现了前一句，慧能的偈表现了后一句。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部分，称为“三藏”。其中，“经藏”是以佛祖释迦牟尼的口气叙述的典籍；“律藏”是约束佛教信徒言行的戒律；“论藏”是佛教学者从理论上解释佛经的著作。在浩繁的中国汉文佛籍中，只有一部被称为“经”的，这就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慧能，也叫惠能，生活在唐太宗贞观至唐玄宗先天年间，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慧能家居岭南，3岁丧父，家境贫寒，目不识丁，以砍柴卖柴为生。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卖柴回家的途中，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听后若有所悟。他问读经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回答说是从禅宗五祖弘忍处学的。于是他就辞母离家，投奔佛门，来到弘忍讲法的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冯墓山寺院，要拜弘忍为师。
　　弘忍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一身南方少数民族打扮的年轻人，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慧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成佛。”
　　弘忍又问：“你是岭南人，怎么能成佛呢？”
　　慧能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但佛性并无南北的区别。我南蛮之身虽然与您这尊贵的和尚之身不同，但您与我的佛性有什么区别呢？”
　　慧能的回答，实际上提出了人人都有平等的佛性的根本主张，深得弘忍的赏识。慧能就这样留了下来做了一名行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担水、舂米等杂役，在体力劳动之余，才能去听弘忍讲法。8个月后的一天，弘忍召集全寺僧众，要每人写一偈（佛经中的唱词）。当时弟子中学业最佳并以当然的继承人自居的神秀在墙上作了一首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这里的“菩提”、“明镜”都是指佛性。这是说，人人都有佛性，但要觉悟佛性而成佛，需要长期不懈地修炼。
　　对于此偈，众僧均赞不绝口，唯独慧能不以为然，也作了一偈。由于他不识字，只好请人代书于神秀那首偈的旁边。偈曰：
　　　　菩提本如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
　　在慧能看来，人们觉悟佛性而成佛，根本就不需要长期修行。弘忍对慧能的偈十分欣赏，认为他才真正领悟了禅宗真义，决定将慧能定为继承人。于是，他秘密传授给慧能《金刚经》，并将代代相传的法衣（袈裟）传给慧能，作为嫡传的凭证。弘忍知道神秀一派会加害慧能，要他返回岭南以待时机。16年后，弘忍已死，慧能拿出法衣，以弘忍继承人的身份开始在广东曹溪宝林寺讲法。他在此间讲法30余年，影响很大。与此同时，神秀也在北方传教，形成了禅宗南宗与北宗的对立。慧能死后，他的弟子神会等人对他的思想大力宣传，南宗影响逐渐战胜神秀一派，成为禅宗正宗。慧能被尊为禅宗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坛经》也被称为《六祖坛经》。
　　《坛经》是慧能应邀到韶州大梵寺，为千余僧众讲法的内容，由他的弟子法海集记整理成书。《坛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在敦煌发现的抄写本与法海原稿最为接近。这个抄写本为一卷，12000余字。
　　《坛经》系统记述了慧能所创的佛教哲学。它阐发了“心即真如”的佛性论，提出了“顿悟成佛”的方法论。据此，慧能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距离极大地缩短了，把由现实世界进入彼岸世界的方法也极大地简化了，在佛与众生之间，只有“一念之差”。所以《坛经》最后导出了“凡夫即佛”的宗教结论。
　　《坛经》这一套新的佛教哲学，以极其简洁明快的方式，确立了新的成佛途径。按照这种方式，广大民众不须修行，不必读经，只要克服“一念之差”，即可得道成佛。这无疑强化了佛教的吸引力，顺应了唐代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历史趋势。正是这样，慧能学派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成为唐代中期以后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人们至今还在用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成语，便典型地反映了《坛经》精神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它经历了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的有生命力的内容长久地积淀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思想，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看，《坛经》所高扬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心性之学的重要崛起，上直承孟子，下开启宋明哲学。
　　以《坛经》为代表有禅宗思想，强调心灵的觉解和领悟的直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唐宋以后的诗人画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通过对山水草木等自然景观的描绘，呈现出心灵的跃动与精神的追求，真可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沈括《梦溪笔谈》），“一点尘动，是心所现”（沈灏《画麈·笔墨》）。他们把直观、领悟作为一种真正体现了审美情趣的创作境界和创作方法，在文学艺术创作中重视对自然的体验、意境的追求、灵感的妙悟、凝练含蓄的表达，出现了“禅诗”、“禅画”之说。这种新的艺术精神，规定了唐宋以来诗、画风格及表现方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