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王夫之

  王船山说过:“读史不难,难在论史。”王船山就为着体现这一句话,所以写了一本《读通鉴论》出来。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现在看来,不一定是一本好书,但王船山确曾教人以读史的方法。知道历史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历史作为我们的滋养料。
  ——(美)梁厚甫

  湖南人杰地灵,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曾国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大家。其中衡阳王夫之,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文风。后人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人称船山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举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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