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最深处的恐惧》 弗里茨·莱伯

　　记住你!

　　呜呼，你这可怜的魔鬼，但记忆留出了一个位置

　　在这个错乱的星球里

　　——哈姆雷特

　　下列手稿是在一个小匣子里发现的，用铜和德银制成的小匣子上刻有怪异的浮雕装饰，体现了非常独特的现代工艺，它是在加州洛杉矶县的一个无主物品拍卖会上拍得的，那些物品都是超出了规定的警方监管年限的东西。匣子里除了手稿，还有两本薄薄的诗集：《亚撒索和其它的恐惧》，作者是爱德华·皮克曼·德比，由马萨诸塞州阿克汉姆的缟玛瑙狮身人面像出版社出版，还有《地下掘进者》，作者是乔吉·路透·费希尔，由加州好莱坞的托勒密出版社出版。手稿出自第二本诗集的作者之手，但不包括插在其中的两封信和一封电报。匣子和里面的东西是于1937年3月16日交由警方监管的，在那之前，人们在费希尔位于瓦尔彻斯·卢斯特的倒塌的砖屋下找到了他被毁坏的尸体，那时当地正陷于相当大的恐慌之中。

　　今天，人们要想在好莱坞山地区的街道地图上找到瓦尔彻斯·卢斯特的非自治社区，那只会白费力气。在发生了本篇所记述的那些事件后不久，它的名字(已经被挑剔了很久了)就已经应谨慎的房地产商的要求被改成了“天堂屋脊”，并被纳入了洛杉矶市的版图——这种事在那个大区并非没有先例，在发生了一些最好被忘记的丑闻后，拉尼米德区便借用了其最杰出、最清白的居民的一篇最主要的文学作品的名字，更名为“泰山。”

　　此处提到的“已经发现了两种新元素”的磁光学探测法既不是欺诈也不是幻想，而是一项在20世纪30年代很受关注的技术(但一直受到怀疑)，参考那个时期的任何元素周期表或《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二版未删节本的“alabanine”和“virginium”条目都可以确认这一点。(它们当然已经不在现在的周期表里了。)至于被费希尔的父亲誉为“默默无闻的建筑大家西蒙·罗迪亚”的人则是一个受到普遍尊敬的民间建筑师(现已去世)，他建造了美得无与伦比的沃茨塔。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没有去深究与那些绝对荒谬的暗示有关的一段描述，那些暗示已经注定我要在接下来的18个小时里——而且不会延迟——迈出铤而走险且从一开始就具有毁灭性的一步。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而写东西的时间却太少了。

　　我本人不需要书面的论据来增强我的信念。它比我每天的生活还要真实。我只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阿尔伯特·维尔马斯被吓得惨白的、拉长的脸和受偏头痛折磨的额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听到那些具有骇人的诱惑力的声音，那就像是可恶的蜜蜂和美丽的黄蜂的喃喃低语，那些声音撞击着我的一只内耳，使我现在根本不可能也不想把它关闭。其实，当我听到那些声音时我就在想，如果把这份必定非同寻常的文件写出来的话，能得到些什么呢?发现这份文件的地方——如果它能被发现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在那里，严肃的人不会对不寻常的事实给予任何关注，而骗术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也许那样很好，又也许我应该撕掉这张纸来使自己加倍确信，因为在我的头脑里

　　不过，我还是要写，只要能满足一种特别私密的怪念头就行。从我能记事时起，我便被吸引到了文学创作方面上来，但直到今天，某些难以捉摸的情况和暧昧的影响力使我除了写出一些诗——多数还是短诗——和短小的散文小品外，写不出任何令我满意的东西。我很想看看，我新学到的知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摆脱了这种局面。在把这份声明写完后，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把它撕毁是否有可取之处(在我进行更大和更具有决定性的破坏之前)。说实话，那些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在我的同胞身上的事并没有特别地触动我;一些“很深”的影响力(对，真的是从很深的地方来的!)左右了我的情感发育，也影响了我最终的忠诚取向——在适当的时候就能让读者看清楚了。

　　我可以用好几种方法开始这次叙述——可以简单地叙述艾特伍德教授和帕波迪耶教授的便携式磁光学地球探测仪所记录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暗示，也可以说说阿尔伯特·维尔马斯所揭露的那些骇人的事实，那些事实都是在过去的10年里，由位于巫术盛行、鬼影重重的阿克汉姆的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些教职员组成的一个秘密小团体与在波士顿和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些独立的同行一起开展的那些令人震惊的研究工作揭示出来的，还可以先把那些竟然以一种极其恶毒的无辜的形式出现在我过去一些年里写的那些诗里的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暗示写出来。如果我那么做了的话，你立刻就会认定我是一个疯子。一步步使我具有目前这种可怕的信念的原因会像逐渐明显的征兆一样慢慢地显示出来，而隐藏在它背后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就像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带有妄想狂特征的幻想。的确，无论如何，那大概将会是你最终的看法，但我不管怎样都会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如实地告诉你。到时候，你就会拥有我过去那样的机会来勉强地认清——如果你有能力的话——真实和想像的分界点，以及想像和精神错乱的分界点。

　　也许，在接下来的17个小时里，将会发生一些事，或有一些事将会被揭示出来，这些事将部分地证明我要写的东西是有根据的。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堕落的宇宙秩序中还存在着难以描述的狡诈，而我就曾经受到过那种狡诈的欺骗。也许他们不会让我写完这个东西;也许他们会预见到我的决心。我几乎可以肯定，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是在拖延，因为他们确信我会替他们做他们的工作。不管它。

　　一轮纯净的红日刚刚升起在格里菲思公园暗藏危险的、崩塌的山上(荒凉是一种更好的指示)。海上的雾气依然裹挟着山下那些扩张无度的住宅区，最后的残雾正悄悄地从高耸的、干燥的劳雷尔峡谷溜走，但在南面远远的地方，我开始能辨认出在卡尔弗市附近葱立的那些油田井架，它们就像聚集起来准备进攻的、腿脚僵硬的机器人。如果我从卧室朝西北方向开的窗户往外看，我就会看见夜色还流连在好莱坞山险峻的荒野，山下是被荒草蚕食的、有毒蛇出没的、蜿蜒的、模糊不清的小径，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每天都一瘸一拐地在小径探索和回溯着他们的踪迹。

　　我现在可以把灯关上了;一束束低平的红色光线已经投射到我的书房里了。我正坐在桌前，准备好要写上一天。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极其正常和安全。根本看不出阿尔伯特·维尔马斯曾仓惶地在午夜带着他从东部带来的磁光学探测仪启程离开，但像是长了千里眼似的，我能看见他拉长了脸，身体不自觉地贴在他的小“奥斯汀”的方向盘，像一只受惊的甲克虫似地仓促驾车穿过沙漠，磁光学探测仪就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今天的太阳在照到我之前已经先照到他了，因为他正在逃回他深爱着的、远得无法想像的新英格兰。在他恐惧地张大了的眼睛里肯定有那个太阳的红色光辉，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掉头朝着那片正笨拙地溜进浩瀚的太平洋的陆地方向开。我并不怨恨他——我没有理由怨恨他。他的胆量被那种恐怖的东西摧毁了，他不顾比他清醒的那些伙伴的劝阻，勇敢地坚持协助调查那种恐怖的东西达10年之久。我敢肯定，他到最后看见了意想不到的恐怖的东西。但他却等着让我和他一起走，可是我知道那样会令他付出多大代价。他把我逃生的机会给了我;如果我想逃，我就会去努力了。

　　但我想我的命运在许多年前就定好了。

　　我叫乔吉·路透·费希尔。我的父母是瑞士人。我是1912年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出生的，出生时，我的右脚向内扭曲，这本来是可以用矫形器矫正过来的，只可惜我的父亲认为，不能破坏天工，他的神性。他是一个泥瓦匠兼石匠，拥有过人的体力，旺盛的精力，非凡的直觉(能探测到水、油和金属)，天生具有杰出的艺术才能，没上过学，但自学了很渊博的知识。内战结束后不久，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时，他就跟着他同是泥瓦匠的父亲移民到了这个国家，在他父亲去世后，他便继承了他规模小但利润大的生意。后来他和我母亲，玛丽·路透，结婚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农场主，我父亲不仅为他探了一口井，还给他探了一个可以开采的花岗岩矿层。他们中年才有了我，而且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母亲溺爱我，父亲用他特有的方式体贴我。我们在路易斯维尔的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不多，但那些不多的记忆都是极其健康的：井然有序的、愉快的家庭生活，许多的堂兄弟姐妹和朋友，串门和大笑，两次盛大的圣诞庆典;我还记得，我出神地看着我父亲刻石头，看着他在死灰色的花岗岩上刻出了栩栩如生的一大堆花和叶子。

　　我要在此说明——因为这对我的故事很重要——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费希尔和路透家的亲戚都认为，幼小的我聪明异常。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直都相信这一点，但你应该考虑到父母的偏向性。

　　1917年，我父亲在把他的生意卖了一大笔钱之后，便带着他的小家西迁了，他要在南加州的这片有阳光、破碎的砂岩和从海里冒出来的山丘的土地上自己动手建造一个最后的家园。这部分是因为我母亲罹患了可怕的慢性结核病，而医生建议说这么做对她每况愈下的健康极其重要，但我父亲一直就对清朗的天空、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原始的海洋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他深信他的天命在西边，并且和地球上最大的海洋有联系。

　　我父亲对这片表面上健康、光明，本质上邪恶、阴暗的景象——大自然赐予自己一张天真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脸，用以掩盖她的老朽和堕落——怀有根深蒂固的渴望，这种渴望启发了我的深思，但它决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渴望。有许多人都移居到了这里，有健康人，也有病人，他们是为了阳光，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为了辽阔但贫瘠干旱的土地而来。唯一值得一提的、不寻常的一点就是，这里有多得超乎想像的一大批人声称天性喜欢人神灵交和空想。“罗斯兄弟”，“神智学者”，“四方福音传道师”，“基督教科学家”，“统一体”，“圣杯兄弟会”，巫师，占星家——还有好多其它的人，在此聚集一堂。信仰需要恢复原始的状态和原始的学问的人，从事受伪科学摆布的伪学科研究的人——对了，甚至还有一些很有社会地位的隐士——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大部分人只会让我觉得可怜和厌恶，他们都如此缺乏逻辑，还喜欢张扬。让我强调这一点——除了可能从比较心理学的观点对他们感兴趣，我决没有对他们的勾当和他们无知的、机械地重复和模仿的行为准则产生丝毫兴趣。

　　把他们带到这儿来的是他们那种对阳光的极度热爱——任何一种趋于时尚的人大都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他们极度渴望能找到一片动荡的、没有固定疆界的土地，在那里，乌托邦理想国可以生根、发芽，不会受到文雅的奚落和由传统引发的敌对——出于同样的强烈愿望，摩门教徒才会跑去荒凉的盐湖城建他们的德塞莱特天堂。这似乎是一种恰当的解释，即便是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洛杉矶是退休的农场主和小商人的城市，是一个因电影产业的出现而变得紧张、骚动的城市，因此自然会引来各种各样的骗子。是的，那样解释对我来说是足够了，而且我还相当满意，因为，即使在现在，我也不愿去想那些来自宇宙之外的、非常讨厌的、神秘而带有诱惑力的低语。

　　(“雕刻的边缘，”他们此时正在我的书房里说着。“原初的绍格斯，有图画的走廊，古老的法罗斯，卡特鲁的梦想……”)

　　在把我母亲和我安顿在好莱坞的一个舒适的公寓——那里新兴的电影产业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内容——之后，我父亲便徒步上山去了，他想找一块合适的地皮，运用他不可思议的才能，找到地下水和合意的岩层。我现在才突然想到，几乎可以肯定，我自己一直在走的那些吸引我习惯性地去走的小径就是他在这期间开辟出来的。不出3个月，他就找到并且买下了他想要的那块地皮，就在一个阿尔萨斯人和法国人的定居点(除了散落的一片平房小屋，再没有什么了)附近，那个定居点有一个多半有点夸张的、独特的名字：瓦尔彻斯·卢斯特，意思是，令人怀念早期的西部。

　　经过清理和挖掘，在那片地皮上出现了一个有细密纹理的、坚实的变质岩的上冲断层，还有一口源源不断、水质极好的井，这令那些本来充满敌意的邻居很惊讶，有点不相信。我父亲守住他的秘密，开始建造——大部分都是由他独自完成——一个大小适中的砖石建筑，从它的布局和平面图来看，它将是一所奇美无比的房子。在这个明知有地震的地区修建砖石建筑，这种愚蠢的行为招致了更多人的否定和斥责。人们把这所房子叫做“费希尔的废物，”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父亲的本事和他做为石匠所具有的韧劲!

　　他买了一辆小卡车，开着它去找能按他要求的质量给他提供砖块和瓦片的窑场，最南到了乐古纳滩，最北则到了马利布。最后，他用铜把一部分屋顶包了起来，几年后，这部分屋顶就变成了漂亮的绿色。在这些找寻的过程中，他和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一个是在10英里之外的海滨修建了度假胜地“威尼斯”的空想家及卓越的进步论者艾博特·基尼，另一个是皮肤黝黑、眼睛很亮、与他一样都是自学成才的、默默无闻的建筑大师西蒙·罗迪亚。这三个人分享着石头、陶器和金属带给他们的诗意。

　　对于像他那样的老人来说，肯定是积蓄了巨大的力量，才使他能够完成如此艰苦的工作，因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母亲和我就搬进了我们在瓦尔彻斯·卢斯特的新家，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

　　我很高兴来到一个新环境，并且重新和我父亲团聚，但我憎恨我必须要在学校度过的那段时间——我父亲每天都会开车接送我上学。我特别喜欢在那片荒凉、干燥、遍布乱石的山丘上游荡，偶尔和我父亲一道，但大部分时间是我独自一人，尽管我的脚不好，但我的行动还是很敏捷的。我母亲老是替我担心，特别是因为有时人们会遇到长着棕色和黑色长毛的鸟蛛以及蛇，包括有毒的响尾蛇，但我不愿意受约束。

　　我父亲很快乐，但当他不停地做他那些数不清的活计——主要是与艺术有关的，包括装修我们的家——的时候，他也像是一个处于梦想中的人了。我家的房子是一个华丽的建筑，但我们的邻居还是继续摇着他们的头，抱持着怀疑态度啧啧地批评它六边形的外观，半圆的屋顶，紧固地砌起来(但没有再加固)的厚砖墙，和颜色鲜艳的屋瓦，以及花哨的石雕图案。“费希尔的废物，”他们会悄悄地说一句，然后咯咯地笑着。但是，皮肤黝黑的西蒙·罗迪亚来我家时却赞许地连连点头，有一次，艾博特·基尼来欣赏这所房子时，坐了一辆很贵的车，他的黑人司机似乎还和他关系很亲密。

　　我父亲的石雕确实是相当精美，但它们的主题和位置也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安。在地下室里，地板是我父亲用他打磨的天然石块铺成的，那上面就有这么一个石雕。有时我会看着他在那儿刻那个石雕。沙漠、植物和蛇似乎是它的主要内容，但当你仔细研究它时，你会觉得那里面也有好多海里的东西：锯齿状的、弯曲缠绕的海草，盘绕着的海鳗，用触须探路的鱼，章鱼的手臂，还有大鱿鱼的两只眼睛正在偷偷地从珊瑚城堡中往外看。在它的中间，他很突兀地凿了一行花体字：“梦想的大门。”我幼稚的想像力被激发起来了，但我也有点害怕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21年左右——我开始梦游了，或者说至少是显示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有好几次，我父亲都是在离我家距离不等的、我喜欢走的某条小径上找到我，并且体贴地把我带回家去的，又冻又怕地打着冷战，因为这里不像肯塔基州，南加州这里的夏天，晚上冷得出奇。我还不止一次地被发现蜷缩着睡在我家的地下室里，就躺在地上刻的那行怪诞的字——“梦想的大门”——旁边，我母亲无意中曾对它表现出了一种反感，但她还是瞒住了我父亲。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睡眠习惯开始出现另一种反常，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虽说是一个很好动、而且看上去很健康的10岁男孩，但我仍然像在婴儿期似的，每晚要睡12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尽管这种不正常的睡眠长度与我的梦游结合在一起似乎已经说明了什么，但我却从来都不做梦，或者说，不管怎样，当我醒来时，我从不记得什么梦。在我的整个生命过程中，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只除了一次明显的例外。

　　这次例外发生在那不久之后，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大约1923年左右。我记得那几个梦(不超过8个或9个)，无比清晰地记得。那有怎么样呢?——既然它们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几个梦，而且既然……但我不应该去预测。我当时对那几个梦守口如瓶，在决定性的一晚来临之前，我既没告诉我父亲，也没告诉我母亲，就好像是害怕我父母会担心或(小孩子就是怪!)不赞成似的。

　　在梦里，我发现自己正穿行在低矮的通道和隧道里，我的全身都被生生地划破了，要不可能就是被坚硬的岩石咬的。我常常觉得我是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但我不能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只能说我常常会感到很热，会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来自上方的压力。但有时这种压力感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我会觉得在我头顶上方很远的地方有大量的水，但我说不出我为什么会这么猜想，因为这些奇怪的隧道一直是非常干燥的。但我在梦里会觉得，那些洞穴在太平洋下面是无止境地延伸的。

　　那些隧道里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光源。至于我是如何看见里面的东西的，我在梦里给出的解释很荒谬，但也相当独到。隧道的地板是一种怪异的紫绿色。我在梦里解释说，这是从遥远的外层空间穿过厚厚的岩层照射下来的宇宙射线反射出来的(在当时的报纸上有好多这类的内容，激发了我幼稚的想像力)。此外，隧道的半圆形天花板闪着一种怪异的橙蓝色光。我好像知道，这是某些不为科学界所知的射线反射的结果，这些射线是从白炽的、紧密的地核穿透坚固的岩层照射上来的。

　　这种奇异的混合光线使我看到了覆盖在隧道墙壁上的陌生的雕刻和凹凸的壁画。刻画在墙壁上的那些内容使人强烈地意识到那些都是海洋里的景象，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恐怖感，但它们又出奇地一般，好像就是一些精确地描画海洋和海底生物及整个异域生活的图景。如果说一个具有神奇心态的魔鬼的梦境能够被具像画的话，那么我在隧道墙壁上看到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形象就是最好的体现。或者，如果这样一个魔鬼的梦境有一半被具体化并能够在这些隧道里移动的话，它们就会形成这样的墙壁。

　　最初，在我的梦里，我没有意识到我有一个身体。我似乎是一个以一定的节奏速度在隧道里漂浮的视点，时快，时慢。

　　而且，起初我在那些折磨人的隧道里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我还是不断地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与一种渴望交杂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令人极度不安和疲惫不堪的感觉，除非是(只有一次例外)我在我的梦消失之后才醒来，否则的话，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掩饰这种感觉，就好像我的感觉被暂时耗尽了似的。

　　接着，在我的下一个梦里，我开始能看见隧道里有东西了——一些生物，它们随着我(或我的视点)的运动，以同样的节奏在漂动着。它们是一些蠕虫，有一个人那么长，有人的大腿那么粗，呈均匀的圆柱形。从头到尾，有好多对小翅膀，像蜈蜙的脚那么密集，像苍蝇的腿那样透明，还不停地拍动着，产生一种低沉的、令人难以忘记的、可怕的嗡嗡声。它们没有眼睛——它们的头是一个圆形的嘴，长着一口尖牙，像鲨鱼的牙似的。虽然看不见，但它们似乎能在短距离内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它们会突然闪开，避免互相碰撞，而它们这种突然的动作让我特别害怕。

　　紧接着，我又梦见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身体。简单地说，我自己就是那些长着翅膀的蠕虫之一。我的恐惧更加大了，但那个梦又再一次一直持续到它的消失，而我醒来的时候只有对恐惧的记忆，依然能(我觉得)保守我的梦的秘密。

　　接下来的一次，我梦见我看到了3条长着翅膀的蠕虫在隧道里的一处比较宽的地方扭动着，在那里，来自上方的压力感是最小的。我依然还是一个观察着，而不是一个参与者，我自己的蠕虫身体是在旁边的一个比较窄的隧道里浮动的。在一个没有视力的蠕虫身体里，我是如何能够看东西的，我的梦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它们正在折磨一个个头相当小的人类牺牲品。它们的三张嘴聚在一起，盖住了他的脸。它们发出的可怕的嗡嗡声就像是它们饥饿的肚子在叫，能听到它们吸吮的声音。

　　金发、白色的晨衣、还有一只轻度萎缩和明显向内扭曲的脚使我知道，那个牺牲品就是我自己。

　　在那一刻，我剧烈地抖动起来，那景象浮动着，透过它，我看见了我母亲那张惊恐不安的大脸，她正低头凝视着我，我父亲焦虑的脸庞就在她身后。

　　我陷入了恐惧的痉挛之中，四肢乱踢乱打，我不停地尖叫。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平静下来，过了好几天，我父亲让我把我的恶梦讲给他们听。

　　从那以后，我父亲定了一条严格的规矩：不管我看上去做着多可怕的恶梦，也不许有人来把摇醒。后来我才知道，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皱着眉头观察我，克制着要把唤醒的冲动，也留意着不让别人那么做。

　　在那之后的几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好，但当我不再反复做恶梦了，而且当我醒来时，又不记得我做过梦的时候，我平静下来了，而我的生活，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重新变得非常平静了。实际上，就连我的梦游都不是那么频繁了，但我睡的时间还是长得不正常，而且我父亲还禁止别人强行把我叫醒。

　　我从那以后便开始怀疑，我的无意识的梦游的明显减少究竟是不是因为我或我的某个部分变得更具有欺骗性了。不管怎样，我的习惯慢慢地改变了。

　　但我时常会捕捉到我父亲看着我的目光，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目光，就好像他非常想和我说说各种各样的深奥的事情，但到最后，他总是会把这种冲动抑止住，只限自己督促一下我的学业，并和我一同散步，并没把这样一种危险放在心上：在我喜欢走的那几条小径周围，蛇变得多了起来，也许是因为负鼠和浣熊都被消灭了吧;他让我穿上了结实的高统皮靴。

　　有一、两次，我觉得，当西蒙·罗迪亚来我家时，他们俩在偷偷聊着关于我的事。

　　总的来说，我过的是一种孤单的生活，而且至今如此。在邻居当中没有我们的朋友，在朋友当中没有我们的邻居。这起初是因为我们的房子相对比较孤立，而且在战后那些年里，我们带德国味的姓氏会招人侧目。但当我们有了更多的、宽容的邻居之后，情况却仍未改变。也许，如果我父亲能活得长一些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他的健康状况很好，除了有眼部疲劳的症状——他会短暂地看到跳动的颜色。)

　　但没有也许。在1925年那个灾难性的星期六，他和我一起去做我的一次例行散步，当我们刚走到我喜欢的一处地方时，他脚下的地面裂开了，他就从我身边消失了，当他疾速下坠时，他发出了惊呼。就这一回，他对地下条件的直觉离他而去了。在一些岩石和砂砾在滑落的过程中发出了一些刮擦的声响后，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爬到周围都是荒草的那个黑洞边缘，惊恐地往下看着。

　　我听见我父亲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听上去是这样)无力地呼喊着，“乔吉!快叫人来!”他的音调很高，有点声嘶力竭的样子，就好像他的胸部被卡住了似的。

　　“爸爸!我就下来!”我把双手合起来，做成喇叭筒状，围在嘴边，哭喊着，当我把扭曲的脚伸进洞口，探寻着支撑点时，我又听到了他惊恐但发音清楚的声音，声音还是那么高，而且显得更吃力了，好像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攒足了一口气：“不要下来，乔吉——你会引发山崩的。去找……一根绳子!”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把腿从洞里拿出来，摇摇晃晃地赶快往家跑。我的恐惧加大了(或者，也许是减少了一点儿)，因为我想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那年初的时候，我们用我做的小矿石收音机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听广播里连续报道的一场漫长的、激动人心(但最终没有成功)的营救：弗洛伊德·柯林斯在肯塔基州的洞穴城附近让自己掉到了“沙洞”里。我觉得我为我父亲预见到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很幸运的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正在我们家附近打电话，很快他便和其他一些人在我的引领下来到了我父亲消失的地方。黑洞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们喊呀，喊呀，我记得，当那个勇敢的医生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要下到洞里去的时候——他们带了一根结实的绳子和一只手电筒，有两个人还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就好像整个事情都是我编出来的似的。

　　他往下走了好长时间，下降了大约50英尺，又差不多用了同样的时间才被拉上来。当他露出头来的时候，全身都沾满了沙土——大块的橘黄色污迹——他告诉我们说(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看见我母亲和另外两个女人匆匆地赶来了)我父亲深深地陷在沙土里了，只有头还露在外面，他确信无疑是死了。

　　就在那时，又传来了一声隆隆声，那个黑洞又自行坍塌了。站在洞口边缘的一个人差点没躲开。我母亲撕心裂肺地叫着，扑倒在发黄的荒草地上，随后被拽回家去了。

　　经过几周的努力，情况表明我父亲的尸体是无法找回来了。人们将一些水泥和沙子倒进了遗留的洞口，把洞填上了。他们禁止我母亲在那个地点立墓碑，但进行了某种补偿——我不明白那是什么逻辑——洛杉矶县送了一块别处的墓地给她。(现在，那里安葬着她自己的尸体。)最后，一个拉美裔的牧师在那个地方主持了一个非正式的葬礼，西蒙·罗迪亚不顾禁令，在那儿建了一小块无宗派的椭圆形纪念碑，是他自己用无比坚实的白色混凝土做的，上面刻在我父亲的名字，还嵌了一个用蓝色和绿色碎玻璃拼成的装饰画，画上依稀表现出了海底的景象。纪念碑现在还在那儿。

　　我父亲去世后，我变得比已往更孤僻、更心事重重了，而我母亲很腼腆，本就患了肺痨，现在更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恐惧，根本不会鼓励我去和人交际。实际上，差不多从我记事时起，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我父亲安东·费希尔猝死的悲剧发生后，对我来说，除了我自己的沉思，和这所建在山丘上、刻有好多怪异的石雕的砖屋，以及那些山丘本身——那些沙质的、松软的、浸过盐水的、被太阳炙烤的山丘——以外，再没有什么显得更重要了。那些山丘在我的成长经历中起到的作用太大了：我跛着脚走在它们崩塌的山脊山，走在它们裂着缝、暗藏危险的、悬垂的砂岩下，走在那些流经山里各个峡谷的、经月干涸的小溪边。我想了好多关于过去的事，想那些随着巨大的流星雨从外星降落到地球的不速之客——据说印第安人就相信这些，想那些在狂乱的掘水过程中猝死的蜥蜴人，想那些从它们在浩瀚的太平洋——它构成了一个和那些星星一样向西延伸的、完整的世界——下面的营地通过隧道钻出来的、长着鳞片的“海人。”从小的时候起，我就对这种很原始的传说有了极大的兴趣。我看到的景象成了我头脑中的景象的核心。在我能睡很长、很长时间的那些晚上，我在这两种景象中蹒跚穿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能确信是这样。而到了白天，我就会出现转瞬即逝的、可怕的幻觉，看到我父亲在地下，没精打采地和出现在我的恶梦里的那些长着翅膀的蠕虫在一起。此外，我还产生了一种想法或说是幻想，觉得我经常走的那些小径下面对应地布设着一个隧道网络，隧道的深度各有不同，但都通向地面各处“我喜欢的地方。”

　　(“依格传奇，”那些单调低沉的声音在说。“紫罗兰花束，球状星云，缅茄之犬和它们邪恶的本性，‘毒耳’的天性，五彩的混沌，伟大的卡特鲁的随从……”我做好了早饭，但我吃不下。我大口大口地喝着热咖啡。)

　　我不能再喋喋不休地述说我的梦游了，也不能再不停地说我那些长得不正常的睡眠了，我母亲发誓说，我睡觉的时候脑子是在别处的，它是否和早年人们所说的那种显现在我身上的聪明劲一起离我而去了呢?的确，我在那所半乡下的小学学得很好，后来在那所有校车来接我的远郊高中里学得也很好;而且我以前确实对许多科目都感兴趣，并且显示出了出色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像力。问题是，我似乎无法保持这种能力，无法做出一种持续的努力。我的老师经常给我母亲添乱，说我不预习，不完成作业，可一到考试的时候，我总是能有令人信服的表现。我对一些秘密的事的兴趣似乎也在很短的时间里逐步消失了。我的确是特别缺乏注意力。我记得我经常是坐在那儿，手里捧着一本我喜欢的书，然后，过了几分钟或几小时后，发现我自己翻过了好多页，却不记得我读过的内容。有时，我只是因为想起了我父亲“要学校，要深入的学习”的督促，才继续学下去的。

　　你可能以为这不足挂齿。对于一个自闭的孩子来说，没有显示出巨大的毅力和智慧力是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对这种孩子来说，变得懒惰、软弱和优柔寡断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没什么奇怪的——只有太多的怜悯和责备。我经常会自责，因为正像我父亲鼓励我的那样，我感觉到了我自身的一种力量和一种能力。但是，有太多的人是无法失去他们的力量的。后来发生的一些事终于使我明白了，我失去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我母亲是按我父亲留下的指示安排我的深造的，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在我高中毕业后，她把我送进了东部的一所古老的大学——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它位于古老的阿克汉姆城，紧邻与它同名的一条蜿蜒的河流，复斜屋顶和榆树成荫的大道静得似乎能让人听到女巫的踱步声，虽然没有“常春藤联合会”的那些学校那么著名，但它也具有和它们一样高的地位。我父亲当初是从东部一个看上他的才艺的雇主那儿听说这所学校的，他为那个名叫哈利·沃伦的人在一片柏树林里的沼泽地上探过一个墓地，那个人对米斯卡托尼克的高度评价使他对这所大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高中的成绩本没有达到入学标准(我缺少某些必备的条件)，但我刚好——令我的所有高中老师都感到震惊——通过了它严格的入学考试，和那些在达特默思的学校一样，它也对希腊文和拉丁文有要求。只有我才知道这会引发人们多大的猜想。我不能让我父亲在我身上寄予的希望落空。

　　不幸的是，我的努力又白费了。第一学期还没结束，我便回到了南加州，一连串的打击使我身心俱疲：神经过敏，思乡病，身体病症(贫血)，越来越长的睡眠时间，还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梦游症又复发了，我曾不止一次地梦游到阿克汉姆西部的那些荒山深处。我用了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努力想坚持下去，但在我出现了一些特别严重的症状后，学校的医生还是劝我放弃了。我觉得，他们认为我连适度的坚强都不具备，而且他们对我给予的不是同情，而是怜悯。看着一个年轻人被那种只有受惊的小孩子才会有的伤感和渴望折磨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在这点上，他们似乎是对的(虽然我现在知道他们是错的)，因为我的病除了证明(很显然地)是思乡症外，什么都不是。我如释重负般地回到了我母亲身边，回到了我们在山丘上的砖屋，当我重新走进每一个房间时，我又找回了更多的信心——特别是在地下室里，当我看到打扫得很干净的硬石地板，和我父亲的工具、化学药品(酸之类的)，以及刻在地板上的、以海洋为题材的装饰雕刻和那行花体字“梦想的大门”时。当我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时，似乎一直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在拽着我，让我回来，只有在现在，它的拉力才完全松弛下来。

　　(那些声音铺天盖地：“必不可少的水手，大衮的神殿，灰色的、扭曲的、脆弱的畸形，笛声的喧嚣，鲁雷的珊瑚城堡……”)

　　那些山丘和我的家一样帮助我找回了信心。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去山上漫步，穿行在那些熟悉的小径上，两边都是枯黄的矮树丛，我的脑子里全是古老的故事和童年时的思想片断。我觉得只有在那个时候，只有在我重新回来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山丘对我意味着什么。从水手山和陡峭的威尔逊山——还有它宏伟的天文台和100英寸长的反射镜——下行，穿过遍布洞穴、有许多蜿蜒的分支的图强迦峡谷，来到那片平地上，然后越过低矮的凡尔杜果山和附近的、格里菲思天文台——和它的小望远镜——所在的那座山，走到险恶的、几乎难以企及的波特里洛和蜿蜒的、因巨大的、原始的太平洋突发大灾难而形成的托庞迦大峡谷——所有这些山丘无一例外的都是沙质的，有裂缝的，暗藏着危险，泥土就像岩石，而岩石就像风干的泥土，腐朽，易崩塌，而且多孔易渗水：我(一个跛脚的人，惊恐的聆听者)像是着了魔似的被这一切吸引住了。实际上，现在我还有越来越多的着魔症状：说不清是为什么，相比于其它小径，我对某些小径感到更亲切，而有些地方是我必须要驻足停留一会儿之后才能离开的。我的幻想或看法比已往更明确了，我认为在那些小径下面有隧道，是那些在隧道里游荡的东西把远处那些毒蛇招来的，因为它们是同类。是否有一些可怕的事实引伸到了我童年时的那些恶梦里呢?——我回避了那种想法。

　　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我在从东部回来之后的一个月里所认识到的。在那个月的月底，我决心要战胜我的魔症和我令人反感的思乡病，以及所有那些难以捉摸的软弱和内心的障碍，正是那些障碍使我无法成为我父亲梦想要我成为的那种人。我发现，完全中断我父亲为我计划好的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学业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决定要摆脱困境，但又不离开家：我要去附近的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选修课程。我要学习，锻炼，强健我的身体和头脑。我记得我做出的决定是很认真的。这其中有些东西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我的计划看似合情合理，却是我更进一步陷入心理陷阱时不可避免的一步。

　　不管怎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似乎生活得很好。配合着系统的锻炼及更好地控制饮食和休息(还是一夜睡12个小时)，我变得比以前健康了。我在东部时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不再梦游了。我不住校，而我在学校里一直不断进步。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些那些富有想像力的、带有悲观情绪的诗，还夹杂着玄学的思索，那些诗使我在一个小的读者圈里小有名气。奇怪的是，令他们产生兴趣的是我从阿克汉姆带回来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东西，一小本诗集，那是我在那里的一个到处都是灰尘的旧书店里买的，《亚撒索和其它的恐惧》，作者是当地的一个诗人，爱德华·皮克曼·德比。

　　现在我知道了，我在大学的那几年里所取得的新成绩在很多程度上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我决心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但要让我留在家里)，所以我才会觉得我进步很快。在我的整个大学阶段，我一直努力使自己保持那种信念。至于我为什么始终无法深入研究任何课程，至于我为什么始终无法创造出任何需要持久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东西，我给自己的解释是，我现在所做的都是为将来取得伟大成就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和“智力定向。”

　　我想我知道我都看了哪些书，但此时那些声音正在告诉我，“纳戈-索斯秘语，尼亚拉索特普的锁骨，洛马的连祷文，皮埃尔-路易斯·蒙塔尼的世俗沉思录，死灵之书，克拉姆亚的赞歌，杨-李的概要……”

　　(外面已经是正午了，也许正午都已经过了，但屋里还是很冷。我勉强吃了点儿东西，又煮了些咖啡。我已经下到地下室来了，正查看着我父亲的工具和其它东西，他的大锤和酸瓶等东西，还看了看那行字，“梦想的大门，”并且轻轻地在上面踩了踩。那里的声音最大。)

　　在我的6年大学生活和“诗意的”生活里(我承受不了全日制课程)，只要说我活得还有一部分人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已经逐步放弃了我的一切雄心壮志，变得满足于过一种微不足道的生活了。我花时间在一些容易的课程上，写一些小散文，偶尔也写一首诗，照料我母亲(除了为我担心，她的要求不高)和我父亲的房子(房子建得很结实，几乎不用照料)，心不在焉地在山里闲逛，睡长觉。我没有朋友。其实，是我们没有朋友。艾博特·基尼已经去世了，而且洛杉矶把他的威尼斯偷去了。西蒙·罗迪亚也不再来我家了，因为他现在完全投入到他独立进行的一项伟大工程中去了。有一次，在我母亲的要求下，我去了沃茨，在那片装点着献花的、丑陋的平房区，突兀地矗立着他那个神话般的塔，就像一个蓝绿色的波斯梦。他没记起我是谁，随后他边干活，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我父亲留下的钱(都是银元)对我母亲和我自己绰绰有余。简而言之，我已经变得听天由命了，而且没有感到不愉快。

　　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开始渐渐专注于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的学说，他认为文明和文化是有循环的，而我们自己的浮士德式的西方世界连同它全部的、对科学进步的宏伟梦想正走向一种野蛮的状况，这种野蛮将会吞没它，就像哥特人、汪达尔人、锡西厄人和匈奴人吞没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一样确定无疑。当我从我的山顶俯瞰熙熙攘攘的洛杉矶时，我平静地想像着未来的那些日子，一队队气势汹汹、蓬头垢面的野蛮人将走在铺着柏油、坑坑洼洼的街道上，把每一座废弃的多用途建筑都看作是另一种“茅屋”;建在山顶上的格里菲思公园天文馆——有着高大的外墙的浪漫的石制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坚固的堡垒——将会成为某个卑鄙的独裁者的大本营;工业和科学都将不复存在，所有的机械、仪器都会锈蚀，被打碎，没人会记得它们的用途……而我们的一切成就都会被遗忘，就像沉入太平洋的Mu文明那样、像只留下南玛托和拉帕，或只留下复活节岛的那些城市那样被彻底遗忘。

　　可是，这些想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敢肯定，不是全部或主要来自施彭格勒的学说。不是，它们有一个更深层的源头，我非常害怕。

　　但我这样想了，我这样相信了，我这样逃避我们的商业社会的追求和诱人的目标。我从堕落和衰退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好像时间就像令我着魔的那些山丘一样糟朽，容易崩塌。

　　我是被说服的，我没生病。没有，我的身体比已往还健康，而且我既没感到厌烦，也没有不满。噢，我偶尔还会为我没能表现出我父亲在我身上看到的希望而自责，但总而言之，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我有一种怪异的自我满足感，就好像我是一个正在专注于追求的人。你知道在出色地完成一天的艰苦工作之后，那种令人愉悦的解脱和刻骨的满足吗?这么说吧，我差不多总是能感觉到那样的滋味，天天如此。我把我的快乐当作是神灵赐予我的礼物。我没想过去问，“哪个神灵?它们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底下来的?”

　　就连我母亲都变得快乐起来了，她的病得到了控制，她的儿子爱她，还忙忙碌碌的(很小的规模)，而且除了偶尔去有蛇出没的山上散布外，没做任何会让她担心的事。

　　命运在向我们微笑。我们的砖石住所经受住了1933年3月10日在长滩发生的大地震，房屋毫发无损。那些仍旧把它叫做“费希尔的废物”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去年(1936年)我按时领取了UCLA授予我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证书，我母亲很少有地、自豪地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过了大约一个月，当第一捆我自费印刷的我的一小本诗集，《地下掘进者》，被送到我家的时候，她高兴得就像个小孩似的，在我带有作者的自负的狂妄自大的心理作用下，我只送了几本供人写评论，但我也捐了两本给UCLA图书馆，还捐了两本给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图书馆。在我随书寄给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学的亨利·阿米塔奇博士的附信中，我不但提到了我在那儿的短暂的学习生活，还提到了我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克汉姆的一位诗人。我还给他讲了我写那些诗的一些背景。

　　我故作轻松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但她知道我在米斯卡托尼克的失意对我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也知道我要挽回我在那儿的声誉的愿望有多强烈，所以，当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一封从阿克汉姆寄给我的信时，她破例地匆匆跑到山上去，要把信交给我，而我刚好出来做我的例行散步。

　　从我所在的地方我只听到了一点声音，但我还是听出了那是她的惊叫声。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就在我父亲失足的那个地点，我看见她在坚硬、干燥的地面上打着滚，还在不停地叫着——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爬得很快的大响尾蛇，它咬了她的小腿，而她的腿已经肿起来了。

　　我用我的手杖打死了那条可怕的蛇，然后用我随身带的锋利的小折刀划开了她被咬的伤口，把毒液吸出来，并注射了抗蛇毒素，在我散步的时候，我总是带着急救包。

　　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两天后，她死在了医院里。又是一次，不仅有震惊和沮丧，还有悲凄的葬礼(起码我们已经有一块墓地了)，这次办的是一个传统的葬礼，但这次我只有孤单一人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下决心去看她要给我送的那封信。是它造成了她的死亡。我差点儿没看就把它撕了。但当我拆开信之后，我的兴趣一点点上来了，随后又感到很吃惊，充满了怀疑……还感到害怕。信的全文如下：

　　索顿斯托尔街118号

　　阿克汉姆，马萨诸塞州

　　1936年8月12日

　　乔吉·路透·费希尔先生

　　瓦尔彻斯·卢斯特

　　好莱坞，加州

　　尊敬的先生：

　　在放进学校图书馆的借阅系统之前，亨利·阿米塔奇博士冒昧地请我细读了你的诗集《地下掘进者》。做为一个只能在缪斯神殿的外院里，特别是只能在波吕许漠尼亚和艾拉多的圣殿外侍奉的人，请允许我表达他对你的创造性成就的高度赞赏。同时，请允许我恭敬地转达我们的心理学系教授温盖特·皮斯利、医学与比较解剖学博士弗朗西斯·摩根(他和我一样特别感兴趣)以及阿米塔奇博士本人对你的钦佩。特别是“绿色的大海”，真是一首引人注目的、令人深受感动的抒情诗。

　　我是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文学系的助理教授，还是一个热衷于业余研究新英格兰及其它地区的民间传说的学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六年前上过我的新生英语课。我感到很遗憾，你因为健康原因被迫中断了你的学业，而我现在又感到很高兴，因为摆在我面前的确实的证据表明你已经完全克服了那些困难。祝贺你!

　　现在，可以允许我接着谈另一件不同的、但与你的诗作多少有点关系的事情吗?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大范围的、跨学科的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是在普遍范围内的民间传说、语言和梦境，主要是调查研究出现在集体潜意识里的词汇，特别是它们在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学者都是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另外还有来自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的一些人，这些人正在继续已故的乔治·安吉尔教授的开创性工作，我间或能有幸协助他们的工作。他们授权我在这件事情上求得你的帮助，而且这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事情本身不过就是回答一些问题，都是与你的写作过程有关的事，而且决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我请你注意下面两行摘自“绿色的大海”的诗：

　　智慧让自己成长在

　　鲁雷粗矮的珊瑚城堡里。

　　你在写这首诗时是否想到过最后一个词(也许是虚构的?)的一种比较古怪的表达形式呢?比方说，“莱尔。”再往上3行，你是否想到过“娜斯”(是虚构的吗?)最初的一种写法是“纳斯”呢?

　　还是在这首诗里：

　　狂暴的巨龙在遥远的中国梦想着

　　当有蛇形肢体的卡特鲁沉睡在深处的鲁雷时。

　　“卡特鲁”这个名字(还得问一遍，是虚构的吗?)引起了我们相当大的兴趣。你在选择这个词来表达你的思想的时候是否遇到了语音表达上的困难?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克苏鲁”这个词?

　　还有，在你感人的抒情诗“海洋坟墓”里有这样四行诗：

　　它们的尖顶是我们最深的墓穴的基础;

　　有人看到一盏灯，它们被灯照亮了。

　　只有无翼的蠕虫能穿行在

　　我们的天光和它们在波浪下的拱顶之间。

　　这其中有校对的错误吗?——或者是其它地方的错误。在第二行，“有人”是否应该是“无人”呢?(你所想到的灯是你所说的橙蓝或紫绿色的吗，还是两种都有?)还有，在下一行，“有翼”是否比“无翼”更能打动你呢?

　　最后，关于“海洋坟墓”和你的诗集的同名诗，皮斯利教授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使他隐约想到了地下和海底隧道。在你写诗的时候，你是否幻想过在你们当地确实存在着这类隧道呢?——好莱坞山和圣莫尼卡山，太平洋就在旁边。也许你真的试过去覆盖在这些奇妙的隧道上面的小径上探寻吧?你可曾偶然留意过，在这种小径上有很多毒蛇呢?——我推测，应该是响尾蛇(在我们这个地区就会是铜头蝮蛇，在南方是噬鱼蛇和银环蛇)。如果是这样，千万要当心!

　　如果，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这类隧道确实存在的话，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确定而无需做任何挖掘或钻探工作，你可能会有兴趣了解这些情况。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两位科学教授——也是我提到的那个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成员——特为此设计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仪器，他们称之为磁光学地球探测仪。(这名字听起来有点野蛮。)很奇怪，不是吗，一项关于梦境的调查研究竟牵扯到了地质反射?这种灵敏的、但名字不怎么样的仪器用起来很简单，而且已经发现了两种新元素。

　　我将会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去西部一趟，去圣地亚哥和一个人谈事，那人是博学的隐士亨利·W·阿克利的儿子。正是亨利·W·阿克利的研究内容引出了我们这个跨学科的项目。(这位当地的诗人——唉，已经去世了——也是这样的先驱，真是太巧了!)我会开着我的英国跑车，一辆小“奥斯汀”，去西部。我是一个汽车迷，我必须承认，甚或是一个速度魔鬼!——无论这是否与一个助理英语教授的身份相称。届时我将很高兴能和你见面，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能会带一台地球探测仪，咱们可以去找找那些假设的隧道!

　　也许我猜测和设想得太远了。原谅我。如果你能对这封信和其中不太相干的问题稍加留意，我将不胜感激。

　　再次祝贺《地下掘进者》的成功!

　　阿尔伯特·N·维尔马斯

　　我简直无法一下子说清楚当我读完这封信时的心情。我只能逐步地把它描述出来。开始时，我感到很高兴，很满足，甚至被他寄予我的诗集的溢美之辞搞得很窘迫——哪个年轻的诗人不是这样呢?而且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图书馆的老馆长(甚至还有一位解剖学家!)也赞赏了我的诗集——这几乎有点过头了。

　　当看到那人提到新生英语课时，我认识到，我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虽然过了这么年，我已经把他的名字忘了，但当我看到信尾的署名时，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名字了。他当时只是一位讲师，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骨瘦如柴的样子，走起路来总是很快，还有点端肩膀。他的下巴很长，脸色苍白，还有黑眼圈，显得很憔悴，就好像他一直是处于某种很紧张的状态，但他又不曾说出来。他习惯于抽出一个小笔记本，简略地做着记录，还一刻不停地发表流畅的、才华横溢的长篇大论。他好像读过很多书，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激励和增强我对诗歌的兴趣这方面，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甚至还记得他的车——别的的学生经常又羡又妒拿它开玩笑。当时他的车是一辆T型“福特”，他总是开着车围着米斯卡托尼克的校园转，拐弯时又急又猛。

　　他所说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听上去很动人，甚至令人兴奋，但是太似是而非了——我那时刚好正在研究荣格和语义学。能有人礼貌地邀请我参加这个项目，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要是我读信的时候还有别人在场的话，我可能会脸红的。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让我短暂地停止了沾沾自喜，而且有一阵几乎使我对整个事情感到愤怒——我突然怀疑，这个项目的目的可能不是他公开宣称的那一个，而是对古怪的、耽于幻想的人群的错觉所做的某种调查(是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医学博士的参与使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但他表现得是如此亲切和通情达理——不，我太多疑了，我告诉自己说。另外，当我刚一开始仔细地看他的问题，我便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非常惊讶……而且害怕。

　　首先，他对那些虚构的名称的猜测(我不安地问自己，那不是他的猜测的话，又能是什么呢?)是如此地准确无误，令我倒吸一口气。我开始是想过把它们写成“莱尔”和“纳斯”——就是那几个字，当然，在这种事上，记忆可能是不可靠的。

　　再就是“克苏鲁”——看着这几个字，我真的开始战栗了，它是如此精确地传达了出现在那些刺耳的、非人的哭喊或赞颂中的那个词——在我的想像中，那些声音是从暗无尽头的深渊传上来的。

　　还有他指出的那两处校对错误，确实是那样。第一处是我疏漏了。第二处(“无翼的”应为“有翼的”)我看到了，但我没有勇气那么写，因为我突然觉得，我要是把出现我生命中的一个恶梦里的形象(有翼的蠕虫)写进我的诗的话，我就是在纪念某种极其可怕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他怎么能描述出我只在梦里见到过、根本没在诗里写过的那些怪异的颜色呢?他用的那些表达颜色的词都和我要用的词一模一样!我开始觉得，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应该是已经在梦境和做梦，以及人类的一般想像力方面有了一些划时代的发现，足以使他们的学者变成巫师和令人目瞪口呆的阿德勒，弗洛伊德，甚至是荣格。

　　当我读完信的这部分之后，我觉得他已经把他所能用来打击我的东西都用上了，然而，接下来的那部分却使我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他应该是知道——不知他是如何推断出来的——我在山上的那些小径的一切，还有我那些与小径有关的、怪诞的幻想，以及我想像出来的那些在小径下面的隧道的事——那真是太令人震惊了。他问我，并且警告我关于那些毒蛇的事，而我母亲在遭到致命一咬的时候，拿的就是这封未拆开的、有重要提示内容的信——真的，有一阵，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要疯了。

　　最后，在他轻松地用“想像”和“隐约想到”和“假设”和英语教授的妙语连珠进行铺垫之后，他开始谈论那些我想像出来的隧道，就好像他认为那些都是真实存在似的，他还轻描淡写地提到要用一台科学仪器来验证它……在我读完他的信的那一刻，我真希望他在下一分钟就出现——在我家的车道前来个急转弯，在他的“T型”里(对了，是“奥斯汀”)夸张地打轮，踩刹车，在我家门前扬起一片沙尘，那台地球探测仪就放在他的副座上，像一个加粗的、镜管向下的黑色望远镜!

　　但他说到这一切的时候是如此地轻松!我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我又下到地下室去了，检查那些东西。这些正在写的内容让我激动起来了，让我觉得恐惧、不安。我走出大门，在西斜的炎热的阳光下，一条响尾蛇跨过了小径。如果需要的话，这就能证明我所担心的是真的。也许我盼的就是这个?不管怎样，我把那条蛇杀死了。那些声音颤动着，“诞生一半的世界，异域的宝球，黑暗中的轻轻摇动，有罩的形状，如夜般漆黑的海洋，闪闪发光的涡旋，紫色的烟雾……”

　　第二天，当我平静了一些之后，我给维尔马斯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了他所有的猜测，承认我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请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做到的。我愿意尽我所能协助那个跨学科的项目，并且邀请他在来西部的时候到我家作客。我简单地给他写了我的生活情况和我的睡眠异常，还提到了我母亲的死。当我把信寄出去后，并且怀着一种混杂着焦急和犹疑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回信诗，我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

　　回信来了，厚厚的一封，它再度令我兴奋起来，但无论如何没有满足我的全部好奇。维尔马斯还是倾向于把他和他的同事对我的选词、梦境和幻想的推断看成是幸运的猜测，但他告诉我的关于那个项目的事还是足以激起我的好奇心——尤其是这个项目发现，在那些想像中的生命和在遥远的地方的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关联。他好像对我从不做梦和睡眠奇长这两件事特别感兴趣。他不住地感谢我的合作和我的邀请，允诺说等他开车来西部时，一定会来找我。他还给我准备了一大堆问题。

　　接下来的几个月很不一般。我过的还是我正常的生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继续读我的书，做我的研究，去图书馆，有时甚至还写上几首新诗。我依然去山上散步，但有了一分新添的小心。有时，我走着走着会停下来，注视着我脚下干燥的土地，像是要在那里找到一个活门的轮廓似的。有时，当我想到我父亲就是在那儿陷进去的，当我想到我母亲的可怕的死亡时，我会被那种突如其来的、发狂的悲痛和内疚感吞噬掉;我会觉得，不管怎样，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找他们。

　　可是，在那同时，我又只是为了维尔马斯的信而活着，为那些信在我内心唤起的那些惊奇、稀奇古怪的思索和恐慌——几乎是有趣的惊恐——而活着。除了写那个项目的事，他还会写各种各样的事——我的诗和我新读的书，还有我的看法(他有时会在这儿扮演一个专业导师的角色)，世界上发生的事，天气，天文学，海底世界，他的宠物猫，米斯卡托尼克大学里的政治斗争，在阿克汉姆举行的集会，他的演讲，还有他在当地的旅行。他把所有的事都写得有趣极了。显然，他是一个写信成癖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变得和他一样了。

　　当然，我最最着迷的还是他时常写到的和那个项目有关的内容。他给我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有关于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在1930-31年间进行南极探险的事——说他们动用了5架道尼尔大飞机，还有去年不知为何流产的那次澳大利亚探险——心理学家皮斯利和他曾经是经济学家的父亲一起参加了探险。我记得，我在报上看到过对这两次探险的报道，但那些报道极不完整，难以令人满意，就好像那些新闻机构对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有偏见似的。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维尔马斯非常希望能参加这两次探险，而且对没能(或没被允许)参加感到非常气愤，但他在多数时候都漂亮地掩饰了他的失望。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令人遗憾的神经过敏，”对冷的敏感性，剧烈的偏头痛，还有每次都会让他卧床好几天的“反复的健康状况不佳。”有时，他会羡慕地提到他的几个同事所具有的充沛的精力和强壮的体格，比如，发明地球探测仪的艾特伍德和帕波迪耶教授，善于发现大目标的摩根博士，就连耄耋老人阿米塔奇都算在内。

　　偶尔地，他的回信不是很及时，而这时我总是会觉得焦躁、不安，有时他是因为出现了上面那些症状，有时是因为他的旅行比预期的时间要长。有一次，他是去普罗维登斯和他的同行谈事，并协助调查罗伯特·布莱克——一个像我一样的诗人、短篇小说作家兼画家，他的作品为那个项目提供了许多材料——被闪电劈死的神秘事件。

　　就在他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他用一种很怪异的谨慎和勉强的态度提到他去拜访了那里的另一个同行(那人的健康状况很差)，一个叫霍华德·P·洛夫克拉夫特的人，他把阿克汉姆的一些流言蜚语，还有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些研究内容和项目活动都写成了小说(维尔马斯告诉我说，他写的还相当生动)。这些小说都发表在一些低廉的通俗杂志上，尤其是一本名为“诡丽幻谭”的耸人听闻的期刊(维尔马斯向我保证说，我要是买了这本期刊，肯定会想要把它的封面撕碎)。我记起曾经在好莱坞和韦斯特伍德市中心的报摊上见过这本杂志。我没觉得那些封面讨厌。大部分封面上都是出自某位多愁善感的女艺术家之手的裸体的女性形象，但都是高雅时髦的彩色蜡笔画，而她们的行为只是有点玩笑似的堕落。另外一些封面出自一个叫森夫的人之手，用的是一种绚烂的民间艺术的手法，令我想起了我父亲的石雕。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频光顾旧书店，想找刊有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的“诡丽幻谭”，我找到了几本，并且读了那些小说——一篇是“克苏鲁的呼唤”。让我告诉你们，当我在那种很怪异的情形下，在一本廉价的通俗杂志上清清楚楚地再次看到那个名字时，我开始战栗了。真的，我完全推翻了我对真实事物的判断力，如果洛夫克拉夫特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严肃和魄力讲述的那个故事是事实的话，那么克苏鲁就是真的了，就是一个来自另一个空间、来自外星体的恶魔，一个沉睡在沉没于太平洋的一个疯狂的大都市里的恶魔，而且还能自由自在地向世界发出心理讯息。在另一篇叫做“暗夜私语者”的小说里，主人公的名字就叫阿尔伯特·N·维尔马斯，而且其中也提到了阿克利。

　　这一切都可怕地令人心神不定，迷惑不解。如果我没在米斯卡托尼克上过学，没在阿克汉姆住过的话，我肯定会认为这都是作者不由自主的防卫行为。

　　我又去光顾那些到处都是灰尘的书店了，我还连珠炮似的问了维尔马斯一些很疯狂的问题。他很平静地敷衍着我。是的，他担心我会变得太激动，但又不能拒绝告诉我那些事。洛夫克拉夫特确实是经常过分渲染一些事情。等我们能真正坐在一起谈话时，他会当面向我解释，到时候我就能更好地了解每一件事了。没错，洛夫克拉夫特的想像力特别丰富，有时都有点乱了。没有，米斯卡托尼克大学从未试图禁止那些小说的发表，或是采取法律行动——因为项目组成员认为，如果那些小说里的一些骇人的假设被证实的话，它们可以让世界有一个很好的准备。洛夫克拉夫特是一个很可爱、很好心的人，但有时他做得太过分了。等等，等等。

　　这时已经是1937年了，维尔马斯写信告诉我说，他终于要开车来西部了。“奥斯汀”已经进行了大修，被地球探测仪、无数的书和报纸以及其它设备和材料塞得“满满腾腾的”了，其中还有摩根刚提炼出来的一种药，“他令人信服地说，这种药能催梦，可以增强洞察力和透听力。它可能都可以让你做梦——如果你同意试一剂的话。”

　　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在索顿斯托尔街118号的房子会给他的一个名叫丹佛斯的好朋友住，他会帮他照顾他的那些猫，包括他最喜欢的“澳洲土人，”在过去的5年里，丹佛斯一直住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疗养他在南极“疯人山”的可怕经历带给他的创伤。

　　维尔马斯写信说，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门，特别是他很担心洛夫克拉夫特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上路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拖了有两个月)对我来说是特别紧张、焦虑和预支兴奋的一段时间。维尔马斯有太多的人和地方要去探访、调查(包括使用地球探测仪)，多得超乎我的想像。现在他寄来的大多是明信片，有些是风景的，接二连三地到达(除了有两次令人焦虑的间隔)的明信片上密密麻麻地都是他的小字(连那些风景明信片都一样)，有时我都觉得我是在和他一起旅行，担心着他的“奥斯汀”的车况，仿照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色探险号的名字，他给“奥斯汀”起名叫“白锡母鹿”。他给我留了一些地址，这样我就可以提前把给他的信寄出去——巴尔的摩;弗吉尼亚州的温彻斯特;肯塔基州的鲍林格林;孟菲斯;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图森;还有圣地亚哥。

　　首先，他得在新泽西州的汉特顿县停一站，那里有奇特的、落后的农场社区，他要去调查一些可能是殖民时期以前的废墟，还要用地球探测仪探寻一个传说中的山洞。接着，在去过巴尔的摩之后，他要探寻弗吉尼亚州的大规模的石灰岩山洞。他穿越阿巴拉契亚去克拉斯克斯堡时，路上的急转弯肯定让他过足了瘾。在去路易斯维尔时，巨大的俄亥俄山洪差点把“白锡母鹿”吞没了(新闻广播一连好几天都在关注这场洪水;我就没离开我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而他也没办法去那儿看洛夫克拉夫特的一个新笔友了。随后，他的地球探测仪在“猛犸洞”附近做了好多探测工作。实际上，山洞似乎成了他的旅行的主题了，因为，在去新奥尔良和某个法国血统的神秘学学者谈过之后，他就去“卡尔斯巴德洞穴”和附近不太出名的地下洞穴了。我越来越想知道我的隧道的情况了。

　　“白锡母鹿”很皮实，除了在穿越德州的时候爆了一个缸(“我保持高速的时间有点儿太长了”)，这使他浪费了三天修车的时间。

　　在这期间，我还在找寻并阅读洛夫克拉夫特的新小说。有一本是我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的，但却是很近期的科幻通俗作品，很感人地写了那次澳大利亚探险——尤其是老皮斯利的那些梦。在那些梦里，他和一个锥形的魔鬼互换了人格，始终在长长的石头通道里游荡，被一些隐形的、吹口哨的东西困扰着。这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些恶梦，在梦里，我和一条嗡嗡作响的、长着翅膀的蠕虫之间发生的是同样的事，我空邮了一封很绝望的信去图森，把一切都告诉了维尔马斯。他在圣地亚哥给我回了信，全是让我放心和敷衍我的话，还提到了老阿克利的儿子和他们正在观察的一些海底洞穴，并且(在最后!)定下了他到达的日期(很快就到了!)。

　　在他到达之前的最后一天，我在我最喜欢的好莱坞狩猎场有了珍贵的发现。那是一本画有引人入胜的插图的小书，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上空的阴影》，是“幻景出版社”出的，管它是谁呢。我用了半宿的时间把书看完了。讲故事的人发现了一些阴险的、长着鳞片的人类，他们生活在新英格兰外海深处的一处海底城市里，他认识到自己正在变成他们中的一个，最后决定(不论好坏)潜到海底去和他们在一起。这使我想到了我曾经有过的一些疯狂的幻想，我不知怎么钻到了好莱坞山的地底下，去救或是去陪伴我死去的父亲了。

　　在这期间，写着由我收转的、寄给维尔马斯的邮件开始来了。他已经征得我同意，把我的地址写在了发给其他联系人的游记里。邮件里有信和明信片，从邮戳上看，有阿克汉姆来的，有他沿途经过的那些地方来的，还有海外来的(大部分是从英国和欧洲来的，只有一件是寄自阿根廷)，还有一个小包裹是从新奥尔良寄来的。这些邮件的退信地址大都是他自己的地址——索特斯托尔街118号，这样的话，即便他在旅行中错过它们了，他最终还是能收到它们的。(他让我给他寄信时也这么做。)奇怪，维尔马斯好像什么都能想出来似的——这几乎又唤起了我最初对他和那个项目的怀疑。(在最后一批邮件里，有一封很厚的信，上面很奢侈地贴着一张6分的航空邮票和一张10分的特快专递邮资，收信人写的是乔治·G·阿克利，加州圣地亚哥市快乐街176号，然后在左上角又写上了转我的地址。)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4月14日，星期天——我的25岁生日的前夜，真巧)，维尔马斯到了，那情形和我在看完他的第一封信后所设想的几乎如出一辙，除了“白锡母鹿”比我想像的还要小一点儿之外——喷了亮蓝色的漆，但现在太脏了。在他的副座上有一个怪异的黑盒子，但上面还有好多别的东西——多数是地图。

　　他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并且立刻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当中加着许多俏皮话，还时常会轻轻笑一下。

　　真正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虽然我知道他不过才30多岁，但他的头发全白了，而且表情比我以前记得的样子还要不安。他非常焦虑——开始的时候，他连安静地呆一会儿都不行。没过多久，我就确定了我之前从未生疑的一件事——他的轻松和妙语连珠，他的玩笑和开怀大笑，都是用来掩饰他的担心的面具，不，掩饰的是他真正的恐惧，否则的话，他就会完全被这种恐惧控制住了。

　　其实，他最先开口时是这么说的，“是费希尔先生吧，我猜?很高兴见到你的真人!——并且和你分享你这儿最有益健康的阳光。我看上去需要阳光，不是吗?——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这里的风景有一种独特的、带有空洞的隧道特征的面貌——我都快成判断地理的老手了。丹佛斯写信说，‘澳洲土人’的小病彻底好了。可洛夫克拉夫特正在住院——我不喜欢。你昨晚看到壮观的天体交会了吗?——我喜欢你这儿的晴朗，晴朗的天空。不，我来拿地球探测仪(没错，那个就是);它看着有点儿怪模怪样的。你可以提这个小旅行袋。真的，太高兴了!”

　　他没对我扭曲的右脚发表意见，就像没注意到它似的(有的事我没在信里提到过，但他可能还记得6年前的我)，又或许他是通过坚持让我拿那个小旅行袋暗示他知道我的脚的问题。这让我喜欢上了他。

　　在和我一起进屋前，他停下来赞赏着这个不寻常的建筑(这件事我也没告诉他)，当听我说起这是我父亲一手建造的房子时，他好像实实在在地被感动了。(我还担心他会觉得怪异，也来问我，一个人是如何能够既做工匠，又做绅士的。)他也很喜欢我父亲的石雕，每看到一处，就会评价一番，并且站在那儿仔细地审视它们，还掏出他的小本，匆匆地记着什么。没办法，直到让我带他看完整所房子之后，他才同意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我把旅行袋放在我为他安排好的卧室里(当然，就是我父母的那间卧室)，但他却始终把那个装地球探测仪的黑箱子带在身边。那是一个形状古怪的箱子，高度超过宽度和长度，它有三个可以调整的短支脚，这样不论在哪儿，它都可以垂直地竖立起来。

　　听了他对我父亲的石雕的赞许后，我壮着胆子给他讲了西蒙·罗迪亚和他在沃茨建的那座美得出奇的塔楼的事，而他又掏出小本，写了些东西。尤其是当我说起我在罗迪亚的塔上发现的那种与海有关的特征时，他好像深受感动。

　　当他在地下室(他也不得不去那儿)里看到我父亲刻在地板上的“梦想的大门”时，他很感动地审视着它，比在别的地方看的时间都长。(我还曾经为它直白的题刻和怪异布局感到不好意思呢。)最后，他指着那个在城堡里观望的章鱼的眼睛说，“说不定是卡特鲁吧?”

　　这是我们见面后第一次提及和那个研究项目沾边的问题，而且竟让我莫名其妙地哆嗦了一下，但他好像没注意到这些，继续说着，“你知道，费希尔先生，我很想用艾特伍德和帕波迪耶的魔盒在这儿扫一遍。你会反对吗?”

　　我告诉他当然不会，便向右前方走去，但我提醒他说，房子下面只有坚硬的石头(我跟他说了我父亲能探矿，甚至还提到了哈雷·沃伦，并且发现维尔马斯曾经听一个叫伦道夫·卡特的人说起过他)。

　　他点点头，说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探一探。咱们总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吧，你知道，”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支仪器，以使它能通过三个脚垂直地竖立在那些石雕的整中央。他一开始就把鞋脱掉了，免得破坏那些相当精美的石雕。

　　随后，他打开了地球探测仪的顶盖。我瞥见了两个刻度盘和一个很大的目镜。他跪下来，眼睛凑近目镜，抻出一个黑布罩，罩在了他的头上，特别像过去的照相师照相的样子。“抱歉，我要看的那些指示很不容易看到，”他闷闷地说。“喂，这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稍长的停顿中，再没有出现什么情况，除了他稍稍动了动肩膀，以及响起了几声滴答声外。随后他便从黑布罩下面钻了出来，把布罩又塞到了黑箱子里，盖好箱子，开始穿鞋。

　　“探测仪出毛病了，”他回答着我的询问，“看的都是没用的重影。不用担心——它只是需要换新的预热电池了，我想我带了，到明天探测的时候，它就会没问题了!也就是说，明天——?”他笑着冲我挤挤眼睛，征求着我的意见。

　　“当然，我会带你去山上我喜欢的那些小径的，”我向他保证说。“其实，我都快等不及了。”

　　“好极了!”他由衷地说。

　　但当我们离开地下室时，我觉得，听上去，那些石头地板在他脚下发出的声音有点空洞(他穿的是皮底、皮跟的高统靴，我穿的是便鞋)。

　　天快黑了，在给了他一些冰茶之后，我开始准备晚餐，而他往茶里加了好多的柠檬和糖。我做了鸡蛋和小块的牛排，从他憔悴的样子来看，他需要最能恢复体力的食物。为了抵御晚上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寒冷，我还在一个大壁炉里升起了火。

　　我们在噼啪作响的、跳动的火苗陪伴下吃着晚餐，他大致给我讲着他这次西部旅行的一些印象——新泽西州南部阴冷的原始松林，和那里表情阴郁的居民，而且他们几乎满口讲的都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西弗吉尼亚的那些漆黑的道路;俄亥俄州洪水结冰的水面平静、沉寂，如战舰般灰暗，在低矮的天空下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威胁;静寂异常的“猛犸洞”;中西部地区南部的景象和那里由大萧条酝酿的、已经成为传奇的银行劫匪;新奥尔良地区恢复重建的法国人居住区里那些强健的克里奥耳白人展现出的魅力;德州和亚利桑那州那些人迹罕至、长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公路让人觉得他正在看到无限;长长的、蓝色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太平洋巨浪(“如此不同于大西洋的细浪滔滔”)，他在那里和乔治·G·阿克利一起观浪，而乔治已经长成为一个非常结实的小伙子了，而且知道好多有关他父亲在佛蒙特进行的可怕的研究工作的事，超出了维尔马斯的设想。

　　当我提到我找到了《因斯茅斯上空的阴影》时，他点点头，喃喃地说，“那个青年英雄的原型已经失踪了，还有他的堂兄弟，从坎顿精神病院。去Y’ha-nthlei了?谁知道呢?”当我想起来告诉他有好多他的邮件时，他只是点头道了声谢谢，显出有点畏惧的样子，似乎不愿意去看那些东西。他确实是显得非常疲惫。

　　但当我们吃完晚餐，他喝完了他的黑咖啡(还是加了好多的糖)之后，当壁炉里不断跳动的火焰此时已变成黄色和蓝色的时候，他看着我，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友好的微笑，高高地扬起了他的眉毛，平静地说道，“现在，你肯定正在期盼着我，我亲爱的费希尔，把关于那个项目的一切都告诉你，那些我迟疑着不写出来的东西，那些我不愿意给出的、解答你的尖锐的问题的答案，那些我拖延着要到我们见面后才揭示的新发现。真的，你已经够耐心的了，我谢谢你。”

　　随后，他若有所思地摇着头，眼神变得冷淡起来，缓缓地，很细微地，像是不情愿地耸了耸肩，他那副肩膀就像是一对矛盾体，脆弱，但宽阔，他轻轻做了个鬼脸，像是尝到了什么特别苦的味道，接着，以愈发平静的语气说道，“真希望我告诉你的更多是已经被确切地证实了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半途而废。噢，那些人工制品已经足够真实可靠了——因斯茅斯的珠宝，南极的皂石，布莱克的‘发光的偏方三八面体’，但它已经被丢进了纳拉甘塞特湾，沃尔特·吉尔曼从他的梦幻世界(或非现世的第四维空间，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带回来的带钉子的圆头饰物，甚至是那些未知元素，流星体的及其它方面的，那些完全无法分析的东西，甚至是这个新的磁光学探测仪，它给我们找到了87号元素和砬元素。几乎可以肯定是，所有，或几乎是所有，那些地球之外的、宇宙之外的神秘生物的确曾经存在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你去看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尽管那些故事很耸人听闻，这样你就能对我将要跟你说的那些存在体有个印象。只可惜它们和能证明它们的东西以一种发狂的方式灭绝了，从所有的记录中消失了——威尔伯·沃特利被损毁的遗体，他兄弟庞大、无形的死尸，冥王星的老阿克利被杀死了，而且无法照相，1882年6月的那颗流星，就是它撞击了那鸿·加德纳的农场，并且让老阿米塔奇(当时还很年轻)去研读《死灵之书》(发生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每件事的起因)，而且艾特伍德的父亲还亲眼看见了它，并且想要去研究它，还有丹佛斯在南极看到的东西，当时他正回头看着“疯人山”后面的那座恐怖的、更高的山峰——他的心智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但他对那些事患上了健忘症……所有的，所有的都没了!

　　“但如今那些生物中是否还有谁仍然存在呢——对，难就难在这儿!我们无法回答这个压低一切的问题，总是差一点。问题是，”他以一种紧迫的语气说道，“如果它们确实存在，它们强大的威力和高超的智谋是难以想像的，它们此刻”——他突然四下张望着——“可能无处不在!”

　　“就说克苏鲁吧，”他说。

　　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出那个词;那三个刺耳、不祥的字和我最初听到的那个声音像极了，而那声音是来自我的想像，或我的潜意识，或我不曾记得的别的梦境，或……

　　他还在说着，“如果克苏鲁存在的话，他(或是她或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穿越空间，天空、海洋、陆地。我们从约翰逊的叙述中(就是它使他白了头的)了解到，克苏鲁可以以气体的形式存在，可以被分裂成原子，然后再重新组合。他无需隧道便能穿过坚硬的岩石，他能渗透过去——‘不是在我们所知道的空间，而是在它们之间。’但他可能会选择通过隧道——这就值得认真考虑了。或者——仍旧是另一种可能性——也许他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而是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在睡梦中等待，’就像安吉尔的古老赞歌里吟颂的。也许他的梦被具体化成了你的带翅膀的蠕虫，费希尔，在挖掘隧道呢。

　　“我被分派的工作就是用地球探测仪调查那些恐怖的、有洞穴和隧道组成的地下世界，无论如何，那并不全都是源于克苏鲁，因为我是第一个从老阿克利那儿听说那些洞穴和隧道的人，我还从——仁慈的上帝啊!——带着他的面具的那个冥王星的阿克利那儿听说了——‘下面有未知的生命的伟大世界;蓝光的肯岩，红光的约斯，还有黑暗无光的恩凯，’那是札特瓜的家，以及更神秘的、被来自太空和来自地球漆黑的核心的光照亮的内部空间。我就是这样猜到了在你童年的那些梦或恶梦(或人格互换)里的颜色的，我亲爱的费希尔。我在地球探测仪里也看到过它们，但它们在仪器里是最难捕捉的，而且也很难看清楚……”

　　一听他提到“人格互换”，我一下子变得极为担心，但他的声音充满倦意地渐渐弱了下来。

　　他真的显得非常疲倦。但我觉得我不得不说，“如果我吃了摩根博士的药，也许那些梦能重现。何不今晚就试?”

　　“不可能，”他答道，还缓缓地摇着头。“第一，我信里写的太理想化了。到最后一刻，摩根不能把药给我了。他答应用邮件寄给我，但还没寄呢。第二，我现在觉得，那样一次试验的危险性太大了。”

　　“可起码你能用你的地球探测仪核实那些梦的颜色和那些隧道，对吗?”我有点垂头丧气地追问道。

　　“如果我能把它修好话……”他说，他的头一下一下点着，歪向一边。将熄的火苗此时全剩蓝色的了，他喃喃地说着，“……如果我被允许来修复它……”

　　我不得不把他扶到床上去，然后躺到了我自己的床上，我感到震惊，感到不满意，我的脑子转了起来。维尔马斯。但此时我意识到我自己也很累了——毕竟，我昨晚多半宿都在看“因斯茅斯”——很快，我便睡着了。

　　(那些声音刺耳地呻吟着，“原始生命的深渊，黄色的标记，亚撒索，泛着微光的紫色和祖母绿色翅膀，天蓝色和朱红色的爪子，伟大的克苏鲁的黄蜂……”入夜了。我已经从带圆形舷窗的、低矮的顶楼一瘸一拐地踱到了地下室，我在那里抚摸着我父亲的大锤，看着“梦想的大门。”那个时刻就快到了。我必须赶快写。)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艳阳高照了，经过了我例行的12小时睡眠后，我觉得完全恢复了精力。我发现维尔马斯在他的卧室里，正坐在对着北窗的桌子前匆匆地写着什么。他面带微笑的脸庞在色调阴冷的光线下显出了真正的年轻，尽管他梳理得很整齐的浓密的头发还是白色的——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积攒的所有邮件都打开了——只有一件除外——并且倒扣着放在桌子的左上角，在桌子的右上角是一大摞新写好的明信片，每张上面都整齐地贴好了1分的邮票。

　　“早上好，乔吉，”他问候着我，“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有好消息!——探测仪充好电了，运转得好极了，可以去进行探测了，还有，从乔治那儿转来的信是弗朗西斯·摩根的，里面有他的药，今晚就可以做内部调查了!刚好两剂——乔吉，我要和你一起入梦!”

　　“太好了，阿尔伯特，”我兴奋地说。“顺便告诉你，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说。

　　“恭喜你!”他高兴地说。“咱们今晚用摩根的药庆祝生日。”

　　我们的探测过程是令人愉快的，起码在快结束之前是这样的。好莱坞山换上了它最年轻动人的一面;即便是那些底层行将崩塌的、被蛀食的腐朽的地方也显出了朝气。太阳很热辣，天很蓝，但从西面徐徐吹来的微风有点凉，偶尔还会有又大又厚的白云投下巨大的阴影。令人惊奇的是，阿尔伯特对这片地域的了解似乎快和我一样多了——他已经研究了他的地图，并且带在了身边，包括我寄给他的那些手绘地图。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能准确地叫出那些熊果树、漆树、胭脂栎和其它一些植被的名字。

　　时不常地，尤其是在我最喜欢停留的地方，他会用地球探测仪看一看，他提着仪器，而我拿着两个饭盒，还背了个小背包。当他把头罩在黑布里时，我会守护在旁边，准备好我的手杖。有一次，我吓跑了一条披着黑色和淡粉色的粗大的蛇，看着它钻进了灌木丛。还没等我告诉他，他就说道，“一条王蛇，响尾蛇的敌人——一个好兆头。”

　　每次探测，阿尔伯特的黑箱子就会显示出有某种空洞——隧道或洞穴——就在我们脚下，深度不等。不知道为什么，在大白天的室外，这些竟没有让我们觉得不安。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期盼的结果。从黑布罩下面钻出来后，他会点着头，说道，“15米，”(或者类似的内容)并且把它记在他的小本上，然后我们又继续前进。有一次，他让我钻到布罩下面试运气，但我通过目镜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些跳动的彩色光电的放大像，就像一个在黑暗的地方闭上眼睛之后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一样。他告诉我说，要学会辨认那些重要的指示，得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呢。

　　在圣莫尼卡山的山顶，我们吃了午餐的牛肉三明治和茶味的柠檬水。太阳和微风沐浴着我们。周围都是山丘，越过西面的山丘，就是蓝色的太平洋。我们聊起了弗朗西斯·德雷克和麦哲伦，还有库克船长和他伟大的极地探险，以及他们只在传说中听到的那些神奇的陆地——还有我们正在探寻的那些隧道其实是多么的不足为奇。我们说起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仿佛它们不过就是小说罢了。白天的观点可以出奇地无忧无虑。

　　在回家途中，刚走到一半，阿尔伯特就再次显出了非常疲惫的样子——很吓人。我说服他让我来提黑箱子。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把我的空背包和空饭盒扔掉——他好像没留意到。

　　快到家时，我们在我父亲的纪念碑前停下了脚步。此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黑色的阴影上来了，红润的光柱与地面几乎是平行的了。此时阿尔伯特已经非常倦怠了，正当他搜寻着词汇来赞美罗迪亚的杰作时，有什么东西突然从他身后的灌木丛中溜了出来，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一条大响尾蛇呢。但当我摇摇晃晃地冲过去，用我的手杖抽打它时，当它又以超乎寻常的快捷滑进矮树丛时，当阿尔伯特转过身来时，我猛然觉得那个柔软的、隐没了的东西上半部分似乎闪着紫绿色的光，还长着拍动的翅膀，而下半部分是蓝红色的，长着爪子，而且它发出的充满威胁的声音很像是一种尖锐的嗡嗡声。

　　我们跑回家去，只字未提那个东西的事，每个人只关心别让彼此的同伴落在后面。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力气。

　　他放在路边信箱里的明信片已经被取走了，但又有6封新到的信是寄给他的——还有一个是我的挂号包裹通知单。

　　除了阿尔伯特得开车带我去好莱坞，好赶在邮局关门之前取到包裹外，我们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他的脸憔悴得吓人，但他好像突然来了一股奇怪的力量，而且(当我断言说包裹里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时)不容我反对他。

　　他开车时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魔鬼，仿佛世界的命运都有赖于他的速度了——好莱坞肯定以为华莱士·里德死而复生了，又在拍他的另一部横贯大陆的飞车电影。他很灵活地操纵着变速杆，不停地加减挡，“白锡母鹿”飞驰的样子就像是受惊了似的。我们没有被抓起来，也没有撞车，这真是奇迹。我刚好在邮局的包裹窗口关闭前赶到并签收了包裹——一个被裹得结结实实，封得严严的，还用绳子紧紧地捆着的包裹，是(真令我吃惊)西蒙·罗迪亚寄的。

　　回去的时候，车还是那么快，我抗议也没用，“白锡母鹿”在转角和拐弯的地方尖叫着，维尔马斯的脸变成了一副难以缓和的、警觉的死人面具，在最后一缕天光渐渐变成紫色淡入西天、第一批星星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回到了破败、干燥的山上。

　　在我做饭的时候，我强迫阿尔伯特去休息，并且让他喝了加了好多糖的热咖啡——当他从车里出来，被充满寒意的夜色围住的时候，他差点儿晕倒了，我又烤了牛排——如果说他昨晚需要恢复体力的食物，那么现在，在我们完成了精疲力竭的远足、在干燥、蜿蜒的公路上跳完“死亡之舞”的时候，他就需要加倍的食物，我不客气地告诉他。(“或者说是‘无情的死神的塔兰台拉舞，’啊，乔吉?”他有气无力地说着，但还是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没多久，他又开始到处溜达了——他不能静静地呆着——还窥探着窗外，然后便提着地球探测仪到地下室去了，“去完成咱们的探测，”他告诉我说。我刚把壁炉装填好，正在生火时，他匆匆地回来了。在引火柴刚刚引燃的火焰发出的白光映照下，我看见他面如死灰，眼圈变成了白色的。确切地说，他全身都在颤抖着。

　　“对不起，乔吉，我是这么一个爱添麻烦而且看起来很讨厌的客人，”他说道，而且是在努力强迫自己要说得连贯，平和(但更多的是命令式的)，“但你和我真的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在咱们到阿克汉姆之前，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阿克汉姆也不安全，但咱们在那里起码还能得到那些参加米斯卡托尼克项目的、有经验的老手的建议和支持，他们的神经比我的要坚定许多。昨天晚上我读到(并且瞒住了你——我确信那应该是错误的)的读数是在石雕下方15——厘米，乔吉，不是米，刚才，我确认了那个读数，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而且它已经缩减到了5。那里的地板纯粹就是一个壳——听上去就和在新奥尔良的圣路易斯附近的一个地窖一样空洞——它们一直在下面吞噬着。不，别和我争!你还有时间收拾一个小包——只限于你自己的必需品，但要带上罗迪亚寄来的那个挂号包裹，我对它很好奇。”

　　说完后，他就跑到他的卧室去了，不一会儿便拿着他的旅行袋出来了，他带着旅行袋和那个黑箱子向他的车走去。

　　与此同时，我鼓起勇气跑到了地下室里。听上去，地板确实比昨晚要空洞得多——让我都不敢踩上去了——但除此之外，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但我有一种很奇怪的非现实感，仿佛世上已经不存在真实的物体了，只剩下了不足信的布景，还有几件舞台道具，包括一把轻木大锤，一个空无一物的挂号包裹，和一幅如夜幕般漆黑的山丘的全景画，还有两个演员。

　　我匆匆上了楼，把牛排从烤架上拿下来，放在壁炉前的桌子上，然后去找阿尔伯特。

　　他先来找我了，走进屋里，他死死地盯着我——他的眼睛睁得好大——问道，“你为什么不去收拾东西?”

　　我坚定地对他说，“是这样，阿尔伯特，我昨晚就觉得地下室的地板听上去发空，所以，那没什么可吃惊的。而且无论你怎么看，咱们不能就这么慌慌张张地开车去阿克汉姆。实际上，咱们不能连饭都不吃就启程开车去东部。你自己说的，危险无处不在，即便是在米斯卡托尼克也一样，而且从咱们(起码是我)在我父亲的墓前看到的东西来看，那些东西至少有一个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咱们吃饭吧——恐怕我还没有让你的胃口都倒了吧——并且看看罗迪亚的包裹是什么，然后，如果必要的话，咱们再走。”

　　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停顿之后，他的表情缓和下来了，他无力地笑了笑，说道，“很好，乔吉，你说的有道理。我被吓坏了，别误会，其实我过去10年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但在这件事上，老实说，我更替你担心——??但正如你所说，人必须要屈服于需要，从身体上和其它方面讲……并且要试着表现出一点风度，”他很悲哀地吃吃笑了。

　　就这样，我们在跳动着的金色火焰前坐了下来，吃着我们的牛排和配菜(我喝了些勃艮第葡萄酒，他还是喝他加糖的黑咖啡)，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然，主要是关于好莱坞的。在我们飞车的时候，他曾瞥见过一个书店，此时他问起了那家书店的事，并且由此引到了别的事情上。

　　晚餐过后，我给他添好咖啡，给自己加好酒，然后清理出一块地方，打开了罗迪亚的包裹，我用刻刀割断了上面的绳子，撕掉了胶条。我看到，在用细刨花仔细填充的盒子里装着一个雕花的、用铜和德银制成的小匣子。我立刻认出那是我父亲的手艺，上面完美地再现了他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刻的图案，但没有刻“梦想的大门”那几个字。阿尔伯特用手指指着卡特鲁的眼睛，但没有说出那个名字。我打开了小匣子。里面是几张很厚的文件纸。我认出上面是我父亲的笔迹。我和阿尔伯特站在一起，读着那份文件，我把它抄在这儿了：

　　1925年3月15日

　　我亲爱的儿子：

　　今天你13岁了，但我写信给你，并祝你在25岁的时候能好好的。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看过这封信就会明白了。盒子是你的。我把它留给一位朋友，如果我在这12年间必须要走的话——大自然已经给我预兆了：颜色罕见的锯齿状闪光时常出现在我的眼睛里——就由他交给你。现在，认真地读信吧，因为我正在讲秘密的事。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路易斯维尔，我白天会做梦，而且无法记住那些梦。那些都是我脑子里的黑色时间，有几分钟长，最长的有半小时。有时我会进入另一个地方，做些不同寻常的事，但从未造成伤害。我觉得，我黑色的白日梦是一个弱点，或是一种报应，但大自然是英明的。我并不强壮，还不足以认识到如何去忍受??按我父亲的要求，我学会了我的手艺，让我的身体强壮起来，而且总是在不断地学习。

　　当我25岁时，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是在你母亲之前——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得肺病死了。在她的墓前，我做了一个白日梦，但这次，在我的意愿的强力作用下，我让我的大脑保持是白色的。我游进肥土里，整个身体都和她结合在一起了。她说，这次结合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但我现在将会具有一种能力，能够时常随心所欲地在地下运动。洛琴和我，我们永远地吻别了，而我，她的梦幻骑士，在土里钻上钻下，为我所具有的能力而欢呼雀跃，像过去的土地神似的用胸口冲撞着岩石。下面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黑暗的，我的儿子。那里有各种炫丽的颜色。水是蓝的，金属是鲜红和黄的，石头是绿的和褐色的。过了一会儿，我钻了上来，回到了我立在新坟上的身体里。我感到由衷的感激。

　　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探勘，我的儿子，学会了如何在有必要、而且大自然愿意的时候，成为一条游在泥土里的鱼，潜入“山王”的地狱，与光共舞。那些最美丽的颜色和最不寻常的色彩总是在西边。那些聪明但缺乏眼光的科学家把它们叫做稀土元素。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把咱们的家搬到了这儿。在最大的海洋下面，泥土是一张彩虹色的蛛网，而大自然是一只在上面织网的蜘蛛。

　　现在，你已经显现出了你也具有我的能力，我的儿子，但你比我更强大。你有黑色的夜梦，我知道，因为在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坐在你身边，听着你说话，看着你害怕，如果你能回想起你的那些恐惧的话，它们很快就会把你毁掉，就像有一个晚上出现的情况那样。但是，在你具有必要的力量和学识之前，大自然明智地蒙住了你的眼睛。正如你现在所知道的，我已经供你上了东部的一所好学校，那是哈雷·沃伦盛赞的学校，他是我最好的帮手，知道好多关于地下王国的事。

　　现在，你已经足够强壮了，我的儿子，可以去做大自然的侍从了——而且也具有了足够的智慧，我希望。你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并且使你的身体强壮起来了。你有了那种能力，而且时间也到了。人身鱼尾的海神特赖登吹响了他的号角。起来吧，我的乔吉，跟我来。现在是时候了。在我的基础上建造吧，但是要建得更宏伟。你建造的是更辽阔、更伟大的王国。让你的头脑成为白色的。无论有没有可爱的女孩帮你，现在就去把梦想的大门打碎吧!

　　爱你的父亲

　　换作其它任何时候，那份文件都将会令我深受感动，并且带给我强烈的震撼。说实话，它确实感动和震撼了我，但我已经被今天的高潮事件所带来的感动和震撼震住了，以至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信如何与它们联系到一起。

　　我从信里得到了回应，“现在就去把梦想的大门打碎吧，”随后，排除了另一种解释，我说道，“那就是说，我应该今晚就吃摩根的药。咱们吃吧，阿尔伯特，就像你今天早上提议的那样。”

　　“你父亲的最终指示，”他闷声说道，显然被信里的内容感动了。“乔吉，这是一封最稀奇、最令人震惊的信件!他得到的预兆——听上去像偏头痛。他提到了稀土元素——那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地下的颜色也许是被他的超感知觉察觉到的!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项目应该在多年前就开始研究探勘了。咱们没看到——”他突然不说了。“你是对的，乔吉，我被牢牢地引诱了。但那很危险!该如何选择呢?一边是父亲的最高指示和咱们强烈的好奇心——我的都烧起来了。另一边是伟大的克苏鲁和他的随从。该如何决定呀!”

　　有谁在重重地敲门。我们都一惊。过了一会儿，我快步走了过去，阿尔伯特也跟了过去。手放在门插销上的时候，我又停住了。我没听见有车停在外面。叫声从粗壮的橡树后面透了过来，“电报!”我开了门。

　　是一个精瘦的、显得很得意的年轻人，苍白的脸上有星星点点的大雀斑，帽子下面露出了胡萝卜色的红头发。他的裤子紧紧地裹在腿上，用自行车的夹子夹住了。

　　“你们俩谁是阿尔伯特·N·维尔马斯?”他冷淡地问道。

　　“我是，”阿尔伯特说着，走上前去。

　　“请签收一下。”

　　阿尔伯特签了字，付了小费，在最后一刻用一毛钱取代了5分钱。

　　那个年轻人咧开嘴笑了，说了声，“晚安，”从容地离开了。我关上门，赶紧往回走。

　　阿尔伯特已经撕开了那个薄薄的信封，抽出里面的信件，展开来。他的脸原本就白，当他的眼睛扫过那封信时，他的脸变得更白了。那情形就好像是，他的三分之二已经变成鬼了，而那封信使他成了一个十足的鬼。他把那张黄色的纸举到我面前，没说话：

　　洛夫克拉夫特去世了。北美夜鹰没叫。鼓起勇气。丹佛斯

　　我抬头看着他。他的脸还是像鬼一样的白，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从不安和畏惧变成了坚定和富有挑战性。

　　“平衡被打破了，”他说。“我还有什么可输的呢?咱们正摇摇欲坠地站在深渊边缘，通过乔治，乔吉，咱们可以下到深渊去看看了。你敢吗?”

　　“敢，”我说。“要我去车里把你的旅行袋拿进来吗?”

　　“没必要，”他说着，从胸前贴身的口袋里抻出一个小纸包，那是摩根博士寄来的，他早上给我看过。“我就预感到咱们会用到它，但咱们在你父亲的墓前看到的幻影使我失去了勇气。”

　　我拿来了两个小玻璃杯。他把那一小包白色粉末均分为二倒在杯子里，我按照他的指点缓缓地加水把药化开了。随后他探询地看着我，举着他的杯子，就像是要干杯似的。

　　“毫无疑问咱们是为他喝这个的，”我说着，指指他仍然拿在另一只手里的那封电报。

　　他稍稍退缩了一下。“不，别说他的名字。咱们就算为所有在米斯卡托尼克项目中死去或遭受巨大痛苦的勇敢的战友们喝吧。”

　　他说的是“咱们，”这真让我兴奋。我们碰了下杯子，然后一饮而尽。药稍微有点苦。

　　“摩根信上说，药劲很快就会上来，”他说。“开始是犯困，然后就会睡觉，再后就有希望做梦了。他自己试过两次，是和莱斯还有勇敢的老阿米塔奇一起试的，老阿米塔奇还把《邓维奇的恐怖》放在了身边。第一次，他们在梦里参观了吉尔曼的多维空间;第二次他们参观了两个地磁极的内部城市——一个独特的拓扑地区。”

　　此时，我匆匆倒了一些酒和温吞的咖啡，我们舒服地坐在壁炉前的安乐椅上，随着药力开始发作，在我们面前跳动的火焰变得有点模糊，还有点耀眼。

　　“真的，你父亲的信真是最令人惊异的一封信了，”他迅速地说着。“在太平洋下面编织一张彩虹色的蛛网，网线就是那些有神秘亮光的隧道——真是再逼真不过了。克苏鲁会是那只蜘蛛吗?不，随便什么时候，我更乐意那是你父亲的女神‘大自然。’她起码要和善一些。”

　　“阿尔伯特，”我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我还想着人格互换的事，“那些生物会很可怕吗，或者至少是没有咱们推断的那么恶毒?——就像我父亲在地下看到的情景所暗示的那样。还有，我的那些带翅膀的蠕虫也是那样吗?”

　　“咱们的大多数战友都不认为它们是这样的，”他审慎地回答说，“当然，咱们有一位因斯茅斯英雄。他在扬斯累究竟发现了什么呢?是奇迹和荣耀吗?有谁知道呢?有谁能说他知道吗?也许在外星的老阿克利行?——在它发光的金属圆筒里，他的大脑是在遭受该死的折磨吗?还是在不断地被无限远出的永远在变换的真实景象所鼓舞?被绍格斯吓跑的、可怜的丹佛斯在失忆前究竟以为他在那两列可怕的山脉后面看到了什么呢?那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呢?天哪，他和我真是一对……好心人帮助神经分裂的人……让护士看护猫科动物……”

　　“他告诉你的肯定是很沉重的消息，”我轻轻打了个呵欠，指指那封还紧紧地被他攥在手里的关于洛夫克拉夫特的电报。“要知道，在电报没来之前，我有过一个极疯狂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你和他是一样的人。我不是指丹佛斯，而是……”

　　“别说了!”他粗暴地说。随后他的声音立刻变得平静了，“但死人的名单要长得多……可怜的莱克和更可怜的杰德内，还有其他所有在他们的南十字座和麦哲伦云下的人……极其可怕地丧失了勇气的数学天才沃尔特·吉尔曼……90高龄时在街上滑倒的安吉尔，和在普罗维登斯被闪电劈死的布莱克……爱德华·皮克曼·德比，阿克汉姆的胖谢丽融化在了他的巫婆老婆的尸体里……天哪，这根本不是令人高兴的话题……要知道，乔吉，在圣地亚哥，小阿克利带我看了一个神秘的海蚀洞，它比卡普里岛的蓝色洞穴还要蓝，在它黑色的磁铁矿沙滩上有男性人鱼有蹼的脚印……是诺里中的一个吗?……而且……噢，是的，当然……还有威尔伯·沃特利，他差不多有9英尺高……但他根本算不上是米斯卡托尼克的研究人员……可是北美夜鹰也没去找他……也没去找他的哥哥……”

　　我看着火堆，在火堆里面和周围跳动的火星已经变成了星星，像昴星团和毕星团一样稠密，老阿克利就常常在它们之间穿行，当潜意识也逼近我时，它们也和罗伯特·布莱克在发光的偏方三八面体里看到的、被风吹拂的无尽的黑暗深渊一样漆黑，像恩凯一样漆黑。

　　我吃力地醒来了，打着寒战。我曾经注视过的火堆只剩下了白色的灰烬。我感到了一种痛苦的失望，因为我根本没做梦。接着，我便注意到了那种充斥在我耳朵里的低沉的、没有规律的、不断变化的嗡嗡声。

　　我吃力地站起来。阿尔伯特还在睡着，他紧闭着眼睛，如死人一样苍白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扭曲的表情，他轻轻地蠕动着，不时痛苦地翻腾着，好像正做着可怕的恶梦。那张发黄的电报纸已经从他的手里掉到了地板上。当我走近他时，我意识到，充斥在我耳朵里的声音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他的嘴唇正在不住地抽动着，当我把头靠近他的嘴唇时，我从那讨厌的、清晰的嗡嗡声里听出了词和句子：

　　“柔软的、带触须的头，”我惊恐地听着，“克苏鲁，富坦，错误的几何，极化毒气，棱柱变形，克苏鲁，莱尔，真正的黑暗，有生命的虚无……”

　　我不忍再看他恐怖的、痛苦的表情，不忍再听那些恶毒的、像鼻音似的声音，一刻都不能忍受了，所以我紧紧抓住他的肩膀，剧烈地摇晃着他，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我父亲严厉的命令，叫我绝对不要这么做。

　　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的嘴紧紧地闭上了，他用手抓住他的椅子，靠胳膊用力把自己撑了起来。那过程好像进行得很慢，但又似乎是转瞬间的事。他极其恐怖地、无声地看了我最后一眼，然后便转身跑了，他把胳膊伸展在面前，迈着不可思议的大步，跑出门去，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跛着脚，用我最快的速度去追他。我听见了车子发动的声音。我尖叫着，“等等，阿尔伯特，等等!”当我跑近“白锡母鹿”的时候，它的大灯亮了起来，它的发动机咆哮着，我被一团刺鼻的尾气包围了，而它已经冲出了车道，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扬起了一片砂石。

　　我站在寒冷的黑暗里，直到再也听不到什么，再也看不到什么为止，夜已经开始泛起了鱼肚白。

　　这时，我意识到我依然能听到那些恶毒的、沾沾自喜的、邪恶的共鸣声。

　　“克苏鲁，富坦，”那些声音在说(过去在说，现在在说，永远都在说)，“编织隧道的蜘蛛，黑色的无极，墨黑中的色彩，育格斯的多层塔，发光的蜈蜙，带翅膀的蠕虫……”

　　我听到从不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个低沉的、不太清晰的呼呼声。

　　我回到屋里，开始写这个声明。

　　现在我要把声明和内附的函件，还有在这其中提到的两本诗集都放进那个铜和德银制成的小匣子里，我要带着匣子到地下室去，我要在那儿用我父亲的大锤，一字不差地完成他写在信里的指令。

　　1937年3月16日的早上，“天堂屋脊”(当时叫做瓦尔彻斯·卢斯特)的住户很明显地听到了撞击发出的隆隆声，感觉到了剧烈的地面震动，他们都以为那是一次地震，而且格里菲思天文台和UCLA也确实记录到了很小幅的震颤，但其它的地震台网都没有记录。天亮的时候，人们看到当地著名的砖石房屋“费希尔的废物”已经完全倒塌了，而且所有的砖都互不相连。此外，砖的数量看着比房子所需要的数量要少一些，就好像一半的砖都在夜里被运走了似的，或者是掉进了地下室下面的某个巨大的空间里。实际上，房屋的废墟就像一个巨大的蚁狮窝——只是用砖块取代了沙子。那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所以很快就被填上了，有一部分还盖上了水泥，而且，后来也没有人再在上面盖房子。

　　房屋的主人——一个名叫乔吉·路透·费希尔的、少言寡语的跛脚年轻人——的尸体俯卧在碎石堆的边缘，他双手伸展着(一只手里有一个金属盒)，就好像在房屋坍塌的时候，他正要往外逃似的。他的死因被确定为坍塌之前不久发生的一次意外，或是他在精神错乱时的自残，其中牵涉到了酸液，据知他那位行为古怪的父亲曾经存有酸液。好在从死者的那只明显扭曲的右脚上还可以断定他的身份，因为，当人们把尸体翻过来时，他们发现死者的整个脸和他的部分头骨、下巴和整个前脑都被侵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