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 乔安娜·拉斯

　　米尔蒂，让我给你讲个故事!

　　不，坐下来吧。吃点奶油干酪和百吉饼。我保证这个故事能拍成一部一流的电视剧;我已经开始写了。小角色，小制作——这是件真事。知道吗，咱们先说这个疯狂的少女，也许是17岁左右吧，但她是一个游离人，她隐遁了，知道吗?她受到了某种可怕的惊吓。她就住在这么个旧公寓里，在一个贫民区里，非常神秘，就像一个幻想中的世界——金色的长发，也许会穿着她用旧被单缝制的扎染衣裙，光着脚到处走，还有这个业务经理，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因为她像一个森林女神，或是一个自然精灵——

　　好吧。那太糟了。我会付我的午餐费的。咱们假装你不是我的经纪人，好吗?你也不必告诉我那已经过去了;我知道那已经过去了。事实是——

　　米尔蒂，我得找个人谈谈。不，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不是要写它，我过去也没写过，可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你会怎么过，要是就剩你一个人，别人都出城的话?

　　我得找个人谈谈。

　　对，我会把那些噱头去掉的。天哪，我没考虑呢;我只是有时在心烦的时候才会那样做，你知道的。你自己来吧。但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那不是一个为剧本写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我只是想讲给某个人听。我才不在乎有没有电视台会用它呢;你只需告诉我，我是或不是疯子，就这么简单。

　　好吧。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1952年。我是岛上一个高中的毕业班学生，那是一所公立高中，但很特别，有一个大型的戏剧课程。他们正开始要消除种族隔离，你知道，50年代初，很自由的地区;每个人都拍着别人的背，因为他们让5个黑孩子进了我们的学校。八百个当中有5个!你会以为他们是指望着上帝从天上下来，给每个人头上都套一个大大的金色光环呢。

　　不管怎样，我们的戏剧课也消除种族隔离了——一个小黑女孩，15岁，名叫希西·杰克逊，有点天分。我所记得的就是，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带着那么股劲的黑人女孩，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股劲究竟是什么;那使她显得很怪异，就像是刚从医院或什么地方出来似的。

　　顺便说一句，的确是这样。你知道吗，马尔科姆·X 4岁的时候看着他父亲被白人杀死了，这促使他当了一辈子的军人?希西也是亲眼看着她父亲被射杀了，那时她还很小——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只是那并没有使她从军;那只是令她惧怕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使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她会隐遁到这个世界之外，那时候，他们就会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她会坐在学校的剧场里——噢，米尔蒂，岛上的高中都有钱，你最好相信这一点!——并且试图隐身在最后面的一个座位上，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她只有4英尺11英寸高，浑身湿透了可能也只有85磅。所以，那也许就是她没去入伍的原因。天哪，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害怕每一个人。那也不是简单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事;有一次，我看见她在一个角落里和另外几个黑人学生当中的一人在一起：一个真正诚实的、值得尊敬的男孩，你知道，制服、白衬衫、领带，也提着一个新的公文包，他正在和她说着什么，像是一件关乎他一生的事。他真的哭了，恳求着她。而她所做的就是缩在角落里，好像想要钻到地缝里去似的，还摇着头说不不不。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除非是在台上演出，有时在台上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一个星期，她有四回忘了提示——只不过就是站在那儿，眼睛发直，准备倒在地上——还有两次，她误闯到布景里来了，就好像戏已经演完了似的，正好就在一幕戏的中段。

　　因此，阿尔·科波里诺和我去找校长了。我一直觉得阿兰自己就是一个很怪的人——记住，米尔蒂，这是1952年——因为他经常看那些疯子写的东西，《克苏鲁邪教》，《大衮的号令》《恐惧的雷恩人》——对，我记得，H。 P。 洛夫克拉夫特给你带来了好处——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呢?那些日子你去参加聚会，你会因为跳了贴面舞而感到兴奋，女孩穿着短袜和衬裙来凸现她们的裙子，如果你穿着一件运动服上学，那也没关系，因为中央高中很自由，但最好不要模仿它。即便如此，我知道阿尔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我让他主讲;我只是在那儿不停地点头。我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人。

　　阿尔说，“先生，吉姆和我都完全赞成消除种族隔离，我们认为，这里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嗯——”

　　校长用那种眼光看着我们。哈。

　　“但是?”他说，像冰一样冷淡。

　　“是这样，先生，”阿尔说，“是希西·杰克逊。我们觉得她——嗯——有病。我是说，也许最好是……我是说，每个人都说她是刚从医院出来的，这让我们大家都紧张，而且肯定也会让她更紧张，而且，也许这么短的时间会让她——”

　　“先生，”我说，“科波里诺想说的是，我们不介意黑人和我们同校，但这不是在消除种族隔离，先生;这是在消除正常人和疯子之间的隔离。我是说——”

　　他说，“先生们，也许你们会有兴趣了解，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智商测验的得分比你们俩加起来的得分都高。而且，戏剧科告诉我说，她的天分也比你们俩加起来的天分还要高。考虑到你们俩在秋季学期的考试成绩，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阿尔低声说道，“对，问题很多。”

　　校长又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和她一起工作，因为她是如此出色，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且，一旦我们停止传布愚蠢的谣言，杰克逊小姐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来适应中央高中，如果他听到任何消息说，我们又去打扰她了，或者又散布关于她的传言，我们俩就将受到处罚，说不定还会被开除呢。

　　随后，他的语气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他告诉我们说，在她5岁的时候，有个条子无缘无故地向她爸爸开枪，就当着她的面，她爸爸流了好多血，死在了小希西的怀里，他告诉我们，她的妈妈有多么的穷，还说了另外两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说这些事已经足以令任何一个人发疯了——他用的词是“产生问题，”你知道——不管怎样，听他说完以后，我感觉就像一只老鼠，科波里诺走出校长办公室，把他的脸贴在了瓷砖上——凡是你能够到的地方，都会铺着瓷砖，这样他们就能把涂鸦冲洗掉，当然，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用“涂鸦”这个词——哭得像个小娃娃。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个“帮助塞西莉亚·杰克逊”运动。

　　上帝啊，米尔蒂，那女孩能演戏吗!她不可靠，问题就在那;一个星期，她会很用心，像狗一样卖力，练声、做体操、练习击剑、在食堂里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中尽显才华，下一个星期：什么都没了。哦，她的人在那儿，对，她的85磅都在那儿，可是她会敷衍每一件事，好像她的心思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技巧上完美无缺，在情绪上一无是处。我后来听说，在那种时候，她在地理或是历史课上也会拒绝回答问题，就那么淡出了，不说话。当她精力集中的时候，她能走到台上，掌控一切，仿佛那就是她自己的舞台。我从没见过这种人。才15岁!而且还那么小。我是说，她的声音不是很好——当然，我估计，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会好起来的——而且，她的身材，老实说，米尔蒂，用过去的一句脏笑话说，就是熨衣板上放了两片阿司匹林。那么小，一点也不好看。但是，我的上帝，你知道，我也知道，那没什么。有一次，她在一个独幕剧里演示巴女王，那是我们在真的观众面前的演出——好吧，就是我们的家长和其他孩子，还能有谁?——而且演得真好。还有一次，我看见她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在一堂哑剧课上，她还演过母狮子。她都演得很好。真实，完美，绝对专注。她也很聪明;那时，她和阿尔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我听她给他讲，她是如何处理角色的，那是在她演示巴女王的那个下午，在绿厅，她正用冷霜卸妆的时候。她伸直胳膊，正对着我，就好像她的胳膊是一挺机枪似的，说道：

　　“至于你，吉姆先生，让我告诉你：重要的是信仰!”

　　那真是件好笑的事，米尔蒂。她和阿尔成了越来越好的好朋友，当他们带我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呢。他借给她看他那些疯子写的书，我无意间零星听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事。她有一个极其保守的妈妈，非常敬畏上帝，非常可敬，难怪希西在她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她妈妈甚至连头发都不让她拉直——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你知道，那时还没有，只不过是因为——听听——希西还太小。我想，她妈妈过去肯定比她还要疯狂。当然，我是一个该死的蠢蛋(谁又不是呢?)，而且我确实觉得所有的黑人都天生就散漫;他们打着响指走来走去，吊在枝形吊灯上，你知道，就是那些事，跳啊，唱啊。但就是有这么个异类，她的家人晚上都不让她出门;不许她去参加聚会，跳舞，玩牌;不能化妆，连首饰都不能戴。相信我，我认为，如果要为她的反复无常找出个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她的脑袋被圣经敲打得太频繁了。我想，她的空想怎么也得找个口表现出来吧。顺便说一句，要是她妈妈发现她在上戏剧课，肯定会揪住她的头发，把她从中央高中拖走;我们都不得不发誓要时刻严守秘密。演戏可比跳舞要罪孽深重，也邪恶得多，我想。

　　你知道，我觉得那太让我感到震惊了。真的。阿尔的家庭是极不正统的天主教家庭，我的是不正统的犹太教家庭。我从没碰到谁有那么一个妈妈。我是说，要是希西哪天回家的时候，在她天天都穿的那件宽松的白衣服上别了一个金色的圆形别针的话，她妈妈就会打她;你还记得那种别针吧，女孩全都别的。当然，杰克逊小姐也不会穿马毛的衬裙;杰克逊小姐穿短得不能再短的百褶裙，以及退了色的、皱皱巴巴的直裙。有一阵，我还觉得，穿那种短裙，意味着她还敢表现出她的，你知道，性感，但不是那么回事;那都是她的一个比她小得多的表妹穿剩下的东西。她连自己的衣服都买不起。我想，是她妈妈和那些信仰方面的事使我最终改变了对希西的看法。表面看来，塞西莉亚·杰克逊很普通，我想，但我知道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有一天，在教学楼里，我正准备去上另一门课的时候，我碰到了她和阿尔，我说，“希西，你总有一天会出名的。我认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演员，我只想说，认识你是我的荣幸。”然后我深深地给她鞠了个躬，像伊若·弗林那样。

　　她看着阿尔，阿尔也看着她，有点诡秘的样子。然后她把头埋在她的书里，吃吃地笑了。她那么瘦小，有时你都会觉得奇怪，她是怎么做到的，能成天拖着那些书到处走;她的腰都被压弯了。

　　阿尔说，“噢，好啦。告诉他吧。”

　　就这样，他们把他们的大秘密告诉了我。希西有一个表妹，名叫格洛丽叶特，格洛丽叶特和希西共同拥有一个真正的船台，就在希尔弗汉普顿的外码头上。她们各付一半的船台费——当时大约是2块钱一个月，米尔蒂——你要知道，在当时，码头不过是指一条长长的木头船坞，你可以把你的小船拴在那儿。

　　“格洛丽叶特没在，”希西说，还是那么点小声。“她得去看姨妈，在卡罗莱纳州。下个星期天，妈妈也要去。”

　　“所以，我们准备划船出海!”阿尔替她把话说完了。“你想去吗?”

　　“星期天?”

　　“对呀，妈妈去完教堂之后，就去汽车站，”希西说。“大约是1点钟。伊夫林姨妈9点过来照看我们。所以，咱们有8个小时。”

　　“去那儿要用2个小时，”阿尔说。“先坐地铁，再坐公共汽车——”

　　“除非是坐你的车去，吉姆!”希西说着，大笑起来，把书都掉地上了。

　　“哦，非常感谢!”我说。她把书捡起来，冲我笑笑。“不，吉姆，”她说。“无论如何，我们想让你去。阿尔还从来没见过那条船呢。格洛丽叶特和我，我们叫它‘我的船’。”才15岁，她就懂得如何对你笑，笑得让你心花怒放。也许我只是觉得：这真是一个大秘密!一个大罪孽，我想，在她妈妈看来。

　　我说，“行，我开车去。我能问问那是条什么船吗，杰克逊小姐?”

　　“别那么冒傻气，”她鲁莽地说。“我是希西，塞西莉亚。傻吉姆。

　　“至于‘我的船’嘛，”她又接着说，“它是一条大游艇。巨大。”

　　我正准备笑话她，但我随后发现，她是成心这么说的。对，她只是在开玩笑。她又诡秘地冲我笑笑。她说我们得在她家附近的汽车站那儿集合，然后她就沿着铺了瓷砖的走廊走了，穿着发旧的、宽松的绿裙子和一成不变的白上衣，身边跟着瘦得皮包骨头的小阿尔·科波里诺。没有漂亮的短袜;杰克逊小姐只穿着一双快要开线的、矮腰旧皮鞋。但是，她显得有点不一样：她抬着头，步履轻盈，而且，她说话的声音也不像以前那么小了。

　　我猛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开怀大笑——在台下。要知道，她动不动就会哭，比如，上课的时候，她从老师的话里听出安东·契诃夫——你知道，那个伟大的俄国剧作家——死了，就会哭。后来，我听她对阿兰说，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还有好多诸如此类的小事，都挺神经的。

　　就这样，我开着那辆在当时看来也许算得上是世界上最老的车——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米尔蒂——接上了她;那就是一堆破烂——老实说，我能把它发动了，就算是够幸运的了，当我到达布鲁克林区希西家附近的汽车站时，我看见她站在那儿，穿着一条退色的、半新的百褶裙，还有那件白上衣。我猜想，名叫塞西莉亚·杰克逊的小精灵每天晚上都会从小木屋里出来，洗那件上衣，再把它熨平。好玩，她和阿尔真是一对儿——你知道，他就像中央高中的伍迪·艾伦，而且，我觉得他对他那些疯子写的书很感兴趣——真的，米尔蒂，非常狂热，在1952年——因为，否则的话，像他这么一个5英尺3英寸高又这么有才气的意大利小阿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半的时间没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和他做朋友;我想，那让我感觉到了我的重要性，你知道，慷慨，友善，就像和希西做朋友一样。他俩的体格差不多是一样的，站在汽车站旁边等着，我觉得他俩的脑袋都在同一个地方。我现在明白了。我想，他比他的年代超前了20年，就像他的书一样。假如民权运动早发生几年的话，也许——

　　不管怎样，我们开车去希尔弗汉普顿了，而且那是一段不错的旅程，好多的乡村，都是平地——在那时候，岛上还有菜圃呢，我们看到，那个船坞不过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旧码头，但还算不错了;我把车停好，阿尔拿出了希西带的一个购物袋。“午餐，”他说。

　　“我的船”就在那儿，对，一半在船坞里。不知为何，我甚至都没指望它真的存在。它是一条旧的、有漏缝的小木船，只有一只桨，船底有3英寸。在船头，有人用橙色的漆，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船名“我的船”。一根像绳滞子一样坚固的绳子把“我的船”拴在了停泊处。当然，它看上去还不至于马上就沉下去;毕竟，它在那儿也拴了好几个月了，经历过雨、雪，但依然还在那儿漂着。所以，我上了船，心想着我真应该把鞋脱下来，开始用我从车上带来的锡罐舀水。阿兰和希西在船的中间，正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我想他们是正在摆午餐。很显然，“我的船”大部分时间都是泊在船坞里的，而希西和格洛丽叶特就坐在船上吃午餐，也许还假设她们是在“玛丽女王”号上呢，因为阿兰和希西好像都没注意到船少了一只桨。天气不错，就是有点时好时坏的那种天;你知道，一会儿多云，一会儿有太阳，但都是那种蓬松的小片云，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我舀了好多粘乎乎的水出去，然后就走到了船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字不是橙色的。那是黄色的。

　　我又靠近了一些去看：那字不是用漆写上去的，而是用什么东西嵌在“我的船”侧面的，就像是办公室门上挂的那些名牌一样;我想，我第一次肯定看得不够真切。那字写得很好，很顺畅，真的很专业。我猜是黄铜的。不是铸造的，米尔蒂，是那种——他们管那叫什么，拼花?凹雕?每个字都是分开的。肯定出自阿兰之手;他有那种天分，过去常给他的那些疯子写的书画怪异的插图。我回头一看，发现阿兰和希西正从袋子里取出一大块粗棉布，要铺在那些插在船舷上的大杆子上。他们正在支一个遮阳篷。我说：

　　“嗨，我敢打赌，那布是你们从剧院拿的!”

　　她只是笑笑。

　　阿尔说，“你能给我们拿些淡水吗，吉姆?”

　　“当然，”我说。“在哪儿，船坞上?”

　　“不，从桶里。在船尾。希西说上面有标记。”

　　哦，当然，我想，当然。在太平洋上，我们摆好我们的水桶，求雨。那儿是有一个桶，没错，而且有人不辞辛劳地在污迹斑斑的桶上用绿漆写上了“淡水”两个字，但是，那个桶从来就没有再装过任何东西。桶都干透了，空的，而且锈得很厉害，你把它拿起来，对着光，你能看到桶底有两个洞。我说，“希西，桶是空的。”

　　她说，“再看看，吉姆。”

　　我说，“可是，看，希西——”同时把桶倒了过来。

　　冰凉的水从膝盖到鞋底把我浇了个透。

　　“瞧?”她说。“绝不会空。”我心想：该死，我没看，没别的。也许昨天下雨了。尽管如此，满满一桶水是很沉的，而我拎那个桶的时候只用了一根手指。我把桶放下了——如果它之前真的是满的，现在肯定也不会是了——又看了看。

　　桶是满的，水正好到桶边。我把手浸到里面，喝了一点儿：像天然泉水一样清凉，而且有股——我不知道——像被太阳晒过的蕨类植物的味道，或者是悬钩子，野花，青草。我心想，我的上帝，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疯子!随后，我看看四周，只见阿兰和希西已经把支到杆子上的粗棉布换成了一个蓝白间条的遮阳篷，就像你在那些拍克里奥佩特拉的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样子，你明白吗?就是那种支在她的大游船上挡太阳的东西。希西又从她的购物袋里取出了一块带橙、绿、蓝色图案的东西，裹在了她的旧衣服上。她带了一副金色的耳环，大圈的那种，还在她很滑稽的头型上带了一顶黑色小帽。她肯定已经把鞋脱在了什么地方，因为她正光着脚。我还看见她露出了一个肩膀，我在“我的船”的遮阳篷下面的大理石条凳上坐了下来，因为我可能出现了幻觉。我是说，她之前没有时间——而且，她的旧衣服哪去了?我对自己说，他们肯定是把剧院里的那一整包东西都拿来了，诸如，她已经插在她饰有琥珀的皮带上的那把看上去很邪恶的刀，刀柄上镶满了金子和石头：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上面还发出小十字形的光，一闪一闪的，你的眼睛根本跟不上。当然，我不知道那蓝色的是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你不会把星形的蓝宝石放在剧院里的。或者是一个10英寸长的新月形钢刀片，在阳光下，锋利的刀刃晃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我说道，“希西，你看上去就像示巴女王。”

　　她笑了。她对我说，“吉姆，圣经里写的不是示巴，而是沙巴。沙-巴。等咱们见到她的时候，你必须记住啊。”

　　我对自己说：对，这就是每星期天小女孩希西·杰克逊发疯搞怪的地方。迷失的周末。我想，这是我离开的好时候，找个借口，你知道，给她妈妈或是姨妈打电话，或者，也许干脆就给最近的医院打电话。我只是为她着想;希西不会伤害任何人，因为她没有恶意，从来没有。而且，她那么小，也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我站了起来。

　　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是平齐的。而且她站得比我低。

　　阿尔说，“当心，吉姆。再看看。永远再看看。”我走到船尾。那儿有一个写着“淡水”的桶，但当我要看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我发现我看错了;那不是污迹斑斑、写着绿字的生了锈的旧镀锌铁皮桶。

　　那是银桶，纯银的。它就放在嵌在船尾的一口大理石井里，上面的字是镶玉的。桶还是满的。它永远都是满的。我回头看见希西站在蓝白间条的绸布遮阳篷下面，佩着她镶着星形蓝宝石和绿宝石和红宝石的短剑，说着很滑稽的语言——我现在知道了，米尔蒂，那是西印度语，但我当时不知道——而且我知道——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确定——如果我在太阳底下看“我的船”那几个字，它们应该是纯金的，而不是黄铜的。那木头应该是乌木。我甚至都没感到惊讶。虽然一切都已经变了，你知道，我却从没看见过变化的过程;那要么是我第一次没看清楚，要么是我看错了，要么是我没注意到某些地方，要么是我恰好忘记了。比如，我以为在“我的船”中间的是一个旧柳条箱，但实际上，那是一个顶上有小舷窗的船舱，我看见里面有三张靠墙的铺位，一个壁橱，一个漂亮的小厨房，有一台冰箱和一个炉灶，在洗涤槽的一边——我真的没法看得很清楚——有一个瓶子，瓶颈上裹着一条餐巾，戳在装满碎冰的冰桶里，就像一部弗雷德·阿斯泰尔与金吉尔·罗杰斯的老电影一样。整个船舱内部都嵌着柚木板。

　　希西说，“不吉姆，那不是柚木。是黎巴嫩产的雪松木。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把学校里的那些传言当回事了吧。黎巴嫩的原油!那是它产的雪松木。还有象牙。我去过那儿好多、好多次呢。我还和智慧的所罗门王说过话呢。我去过沙巴女王的宫里，和诺斯索斯妇女达成了永久的协议，她们有像月亮的盈亏一样的双刃斧。我拜访过艾卡顿和娜弗雷塔丽，在贝宁和达尔见过那里的国王。我连亚特兰蒂斯都去过，皇室夫妇在那儿教会了我很多事情。那些男祭司和女祭司，他们教我怎么能让‘我的船’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甚至去到海底。噢，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帕拉斯的顶上聊了好多话题呢!”

　　那是真的。全都是真的。她不是15岁，米尔蒂。她坐在船头，操控着“我的船”，控制台上有好多刻度盘，拨动杆，按键，开关和仪表，像B-57的驾驶舱似的。她起码长了10岁。阿尔·科波里诺也一样，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一本历史书里看到的一幅图片上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似的，头发长长的，留着小胡子。他穿得也像德雷克一样，除了没有那种白色硬领，他的耳朵上戴着红宝石，手指上戴满了戒指，而且他也不是17岁了。在他的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他的左太阳穴的发际线一直向下，经过他的眼睛，延伸到他的颧骨那儿。我还看见，在希西戴的小帽下面，她的头发扎成了样子很滑稽的发辫。我见过那种发辫。哦，很久以前，每个人都梳“玉米头”。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见过，那儿有来自非洲贝宁的一个城市的银质面具雕刻。很古老，米尔蒂，有好几百年了。

　　阿尔说，“我听说过别的地方，公主。我能带你去看。哦，咱们去乌斯-纳盖伊和塞勒法伊斯市集吧，还有冷原荒地上的卡代斯——那是个恐怖的地方，吉姆，但是咱们不必害怕——然后，咱们去乌尔塔城，那儿的法律很有意思，不许男人或女人杀猫，或者去打搅它。”

　　“亚特兰蒂斯人，”希西用一种深沉、悦耳的声音说道，“他们答应下次教我怎么到海底去。他们说，如果你用心去想，如果你准备充足，如果你相信，你就能让‘我的船’一飞冲天。到星星上去，吉姆!”

　　阿尔·科波里诺小声诵读着那些名字：卡苏利亚，索纳-尼尔，塞拉利昂，扎尔，巴哈纳，尼耳，奥利亚布。都是他那些书上写的。

　　希西说，“在你随我们去之前，你必须做最后一件事，吉姆。把绳子解开。”

　　我沿着“我的船”的梯子爬到了码头上，把系在泊位上的用金线编的绳子解了下来。金线和丝线拧成的，米尔蒂;绳子从我的手里滑落下去，就像是活了一样;我知道丝绸的那种结实、光滑的手感。我想着亚特兰蒂斯和塞勒法伊斯，还有飞到星星上去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和那些毕业舞会，还有上大学的事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已经很幸运地被“我选的大学”录取了，在成为一名美式足球巨星之后，我将当一名律师，公司法律顾问，我将有怎样的一个未来呀。那些都是我当时的计划。人终有一死，对吗?再对比想想那能令约翰·D·洛克菲勒羡慕得脸发绿的、35英尺的游艇，和世上从没有人去过的，而且也没有人再去过第二次的那些地方。希西和阿尔高高站在甲板上，他们俩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美丽，危险，神秘——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想去了。一部分原因是，显然可以肯定，要是我冒犯了希西，不管是怎么冒犯的——我指的不光是吵嘴，或意见不和，或生闷气之类的事情，而是一种真正刻骨的冒犯——我就会立刻发现自己是坐在一条漏水的小船上，漂流在太平洋上，而且只有一只桨。或者，也许只是被绑在希尔弗汉普顿的船坞上;希西没有恶意。起码是我希望如此。我只是——我想，我的感觉不够好。而且，在他们的脸上有某种——，怎么说，好像在他俩的脸上都有，特别是在希西的脸上，像阴云，像面纱，从上面能看到别样的脸，别样的表情，别样的灵魂，别样的过去和未来，别样的学识，它们在变换着，就像在炎热的天气里，在柏油路上蒸腾的海市蜃楼。

　　我不想知道那些，米尔蒂。我不想知道那么多。那些东西对大多数17岁的孩子来说，还要等上好几年才能体会到：美丽。绝望。死亡。怜悯。痛苦。

　　我正抬头看着他们，看着微风把阿尔·科波里诺的紫红色天鹅绒斗篷吹得鼓了起来，把他银黑相间的紧身衣吹得闪着光，这时，有一只又大、又重、又硬、又肥的手按住了我的肩膀，一个又大、又肥、又恶、又粗的南方口音说道：

　　“哎，小孩，谁让你到这个泊位来的!那条小船停在那儿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一张南方的红脖子治安官都有的、祖爷爷似的脸庞：斗牛犬似的垂下巴，被太阳晒得通红，肥得像头猪。我说，“先生?”——在那时候，每个高中生都能在梦里那么说——然后，我们转向海湾，我说，“什么船，先生?”那个条子说，“那不是——”

　　因为那儿什么都没有。“我的船”不见了。那儿只有一片闪闪发亮的蓝色水域。他们没有在远处的水面上，他们没有在码头的另一侧——那个条子和我，我们俩跑了一圈——当时我还有心往天上望了一眼——

　　没有。一只海鸥。一片云。一架盘旋的飞机。况且，希西不是说了吗，她还不知道怎么飞到星星上去呢?

　　对，再没有人看到过“我的船”。也再没人见过塞西莉亚·杰克逊小姐，十足的疯子和天才少女。她妈妈到学校来了，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们一个编好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准备和那个条子说的故事：他们说，他们要划船在码头附近转转，然后就回来，而我去停车场看我的车了，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了。出于某种很疯狂原因，我始终觉得希西的妈妈应该长得很像杰迈玛姨妈，可她却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像极了她女儿，是我见过的最神经质和保守的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紧绷绷的，但很干净的灰色西装，像老师穿的那种，你知道，破得不能再破的鞋，衬衫的领口处有一道白色的花边，草帽上带着一道白箍，还带着一副白手套。我想，希西知道我希望她的妈妈长得什么样，也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该死的大傻瓜，再考虑到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17岁的白人自由种族主义者，那就是她不带上我的原因。

　　那个条子?他跟着我到了我的车那儿，我刚一到那儿——我出了一身冷汗，快被吓疯了——

　　他也不见了。消失了。

　　我想他是希西变出来的。只是开个玩笑。

　　就这样，希西再没回来。我没法让杰克逊太太相信，阿兰·科波里诺，少年强奸犯，没有把她的女儿带到某个僻静的地方并且谋杀了她。我不停地试呀，试，但杰克逊太太就是不相信我。

　　经证实，格洛丽叶特表妹根本不存在。

　　阿兰?噢，他回来了。但耽搁了一些时间。很长很长的一些时间。我昨天看见他了，米尔蒂，在布鲁克林的地铁上。一个瘦得皮包骨的矮子，支着扇风耳，穿的还是20年前那个星期天他出发时穿的那件运动服和裤子，头发也剪的是50年代的式样，现在没人会剪成那样了。实际上，有好多人都盯着他看。

　　问题是，米尔蒂，他依然是17岁。

　　对，我知道那不是别的某个孩子。因为他正使劲冲我招手呢，还笑着。当我和他一起在他的老车站下车的时候，他开始问起中央高中的每一个人的情况，就好像那是一个星期之前，或者不过是一天之前的事。但是，当我问他这20年他究竟在哪儿时，他不告诉我。他只是说，他忘了什么东西。我们爬上5楼，回到了他的旧公寓，过去放学以后，在他妈妈和爸爸下班回家之前，我们经常会在那儿呆2个钟头。他从兜里掏出那把旧钥匙。那儿还是老样子，米尔蒂：气体制冷柜，暴露在洗涤槽下面的水管，没人再用的夏季凉垫，冬天用的窗帘，窗户上方挂着的帷幔，裸露的镶木地板，还有厨房里铺着的老油地毡。每当我问他问题，他只是笑。当然，他认识我，因为他有两次叫了我的名字。我说，“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他说，“还用认?你没变嘛。”没变，我的天。我说，“喂，阿兰，你为什么要回来?”他像希西那样一笑，说，“为阿拉伯疯子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的那本《死灵之书》，还能为什么?”可我看见他手里拿的那本书了，那是另外一本。他仔细地在卧室里的书架上找着，逐层地看，找他想要的书。他房间的墙上挂满了校旗。顺便说一句，现在我知道那本书了;那就是你去年想要改写成剧本大纲，给那个拍坡的电影的家伙看的那本书，我跟你说过，里面都是特效和动画：奇异的岛屿，陌生的世界，怪物的造型——对，H。 P。 洛夫克拉夫特。《梦寻神秘的卡代斯》。拿到书后，他没说一个字。就那么让我跟在他身后下了5楼，然后走过旧街区，到了最近的地铁站，当然，当我刚走下地铁站的最后一级台阶，他就不见了。

　　他的公寓?你再也不会找到了。等我跑回去时，连房子都没有了。不仅如此，米尔蒂，连街道都没有了;那个地址不存在了;现在那里是新修的高速路。

　　我就是为这才叫你来的。我的天，我得跟什么人说说!现在那两个精神病正在遨游星空呢，去乌尔塔，乌斯-纳盖伊，和迪拉斯-里恩——

　　但他们不是精神病。那是真事。

　　所以，如果他们不是精神病，对你和我又意味着什么?瞎子?

　　我再告诉你些别的事，米尔蒂：遇见阿尔让我想起了希西有一次和我说的话，那是在“我的船”那件事之前，但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之后的事，那时我已经可以问她，她是怎么出的院。我没那么问过，她也没那么答过，但她说，迟早有一天，在她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遇到一个手脚受伤流血的人，那人会对她说，“希西，回去，他们需要你;希西，回去，他们需要你。”我傻得竟会去问她，那人是白人还是黑人。她只是瞪我一眼，然后就走开了。手脚受伤的人，其中的意味对一个伴着圣经长大的女孩不言自明。我想知道的是：她还会再遇见“他”吗，在那些星星之间?我跟你说，我不会感到吃惊的。真的不会。我只是希望“他”——或希西理想中的“他”——觉得一切都还好，他们可以继续去阿尔·科波里诺的书里写的那些地方旅行。我跟你说，我希望那书是一本长长的书。

　　要是一切可以重来的话，我……

　　米尔蒂，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真事。比如，告诉我一件事，她是怎么知道诺弗雷塔丽的?那是埃及女王妮弗雷提蒂，现在咱们都知道，但她是怎么在几十年前，所谓的几十年，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知道了呢?还有沙巴?那也是真的。还有贝宁?我们在中央高中的时候根本没有非洲历史课，1952年的时候没有!还有诺斯索斯人的双刃斧?没错，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读到过克里特人的事，但在我们的历史书里没讲到过女族长制，还有莱布利，那是那种斧头的名字。米尔蒂，我跟你说，就连曼哈顿的一家妇女解放的书店都叫——

　　你自己想想吧。

　　哦，当然。她不是黑人;她是绿色的。那会成为一部极棒的电视剧。绿的，蓝的，彩虹的颜色。抱歉，米尔蒂，我知道你是我的经纪人，你为我做的好多事，而我最近的销量不行。我正在读书。没有，没有你喜欢的：存在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东方的一些东西——

　　抱歉，米尔蒂，可我们作家偶尔也读书。那是我们的恶习。我曾经试着从不同的方面更深入地探究，比如对阿尔·科波里诺。

　　好吧，这么说你想要的是，这个火星人想要侵略地球，所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棕色皮肤的女孩，长着长长的金色直发，对吧?她还成了韦斯特切斯特一所富人学校里的一名高中生。这个漂亮的金发女火星人还得加入当地所有的社团，像是妇女意识觉醒组织啦，邂逅疗法小组啦，啦啦队长协会啦，磕药小伙伴啦，这样他——宁愿是她——就能了解地球人的思想情况。对。当然，她还得勾引校长和教练和校园里所有大块头的男人，这样咱们就能把它搞成系列剧，甚至是一个连续剧也说不定;每星期这个火星人都会和一个地球人堕入情网，或是想要做点能毁灭地球的事，或是炸掉点什么，而中央高中就是她的基地。我能写吗?我当然能!那很不错。正对我的路子。我能把我刚才告诉你的都写出来。希西没把我带走真是做对了;这真是件美差。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当然。那是个好主意。要是咱们再弄出个飞行员就更好了。

　　不，米尔蒂，说真的，我真觉得它有科幻的影子。它会卖得很好。对，我能在星期一之前写出一份提纲。当然。“来自火星的美丽威胁”?啊哈。绝对是。有性，有惊险，有喜剧冲突，全都有;咱们还可以扩写那些老师，校长，其他学生的父母的事。把当代的问题，比如滥用毒品的事，也加进去。当然，另一个佩顿之家。我甚至还可以再搬到西海岸去住。你是个天才。

　　哦，我的天啊。

　　没什么。接着说。不过是——看见那个精瘦的小男孩了吗，在旁边那个座位上坐着的?那个长着扇风耳，留着老式发型的人?你没看见?哦，我想你是没看对人，米尔蒂。实际上，我觉得我也没看对;他应该是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个临时演员，你知道，他们有时会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出来：全套伊丽莎白时期的装束，紫红色的斗篷，长筒靴，银黑相间的紧身衣。实际上，我刚想起来——大都会歌剧院两年前就搬到上城去了，所以，他不可能穿成那样，对吗?

　　你还没看见他?我不觉得奇怪。这儿的光线太不好了。听我说，他是一个老朋友——我是说，他是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我最好过去打声招呼，用不了一分钟。

　　米尔蒂，这个年轻人很重要!我是说，他和某个很重要的人有关系。谁?世上最伟大、最出色的制片人之一，就是那个人!他——嗯——他们——想让我——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写个剧本给他们，对，当时我不想写，但是——

　　不，不，你就呆在这儿。我就过去打个招呼。你接着说那个“来自火星的美丽威胁”的事;我在那边也能听见;我就过去告诉他，如果他们需要我，就来找我。

　　你的10个点?当然，你会得到你的十个点。你是我的经纪人，不是吗?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可能就不会——当然，你会得到你的十个点的。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象牙，大猩猩，孔雀，香料，还有黎巴嫩雪松木!

　　你所要做的就是收集它。

　　接着说，米尔蒂，好吗?不知为什么，我就想在我去旁边那个座位的时候，耳朵里还能听见你的声音。那些绝妙的想法。那么独到，那么有创意。那么真实。正好就是大众想要的。当然，人们看事情的方法不同，而你和我，我觉得咱们对他们的认识也不一样，你知道吗?那就是为什么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成功的经纪人，而我——咳，不说了。那对咱俩谁都不好。

　　啊?哦，没什么。我什么也没说。我正听着呢。接着说吧，我去打声招呼，表达我深深的、卑恭的歉意，向阿兰·科波里诺爵士。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米尔蒂?没有?我不会觉得奇怪。

　　你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