邲之战

　　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较量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 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 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 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 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 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 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 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殽之战。

　　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 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 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 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 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 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 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 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 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 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 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 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

　　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 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 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 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 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 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 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 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 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 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 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 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 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 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

　　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穀遂 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 效指挥。

　　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 向荀林父建议道：“郤穀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 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 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 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 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 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 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 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 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 战，认为“败楚、服郑，在于此矣”。

　　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郤穀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 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 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 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 比较客气。郤穀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 言答复楚使： 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必逐楚军”，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不 避战”。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 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 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 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 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先后要求 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 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 晋军魏锜、赵旃、荀莹部以沉重的打击。

　　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 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 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 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 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 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

　　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秩 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 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 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邲之战就此划上了句号。接着，楚 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 后撤军凯旋南还。从此，楚在中原的势力更显见长了。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 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 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 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 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 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 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 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 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 大的战果。

　　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 聚歼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