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

　　“退避三舍，后发制人”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 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 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 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 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 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 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 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 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 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 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 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 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 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 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 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 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 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 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 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

　　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 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 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 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 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 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 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 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 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 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 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 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 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 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 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 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 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 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 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 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 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穀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 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 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

　　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 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 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 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 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 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 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 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

　　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 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 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 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 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 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 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 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 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 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 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 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 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 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 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 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 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 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 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 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 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 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 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

　　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 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 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 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 “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 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 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 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 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 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 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 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反观楚军方面，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 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 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中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 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