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何以一统华夏

  当中国古代史由春秋入战国,一统天下势在必然,就看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争雄谁能拔得头筹。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华夏大地正处于奴隶制度瓦解而封建制度建立的转型期,各国都相继变法,过去被视为西北蛮夷之邦的秦国却变得最为富强,一扫六合便非赢氏莫属。而秦国强盛的头号功臣,就是著名改革家商鞅。

  商鞅本在魏国效力,那里是战国时期最早变法之地,此前是七雄中的头强。不过魏国位居中原之地,邻邦最多,除燕国外与其他五大国都接壤且经常多线作战。魏国内部又倾轧严重,像吴起、商鞅这样出色人才都流失别国。当时的七雄中楚国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文化也最发达,上层精神状态却是一派颓靡,给后人留下的只是古钟乐舞和诗赋。秦国虽文化落后却穷则思变,从孝公起求贤若渴,结果出现天下人才多向西流的现象——想征服六国的秦国所用丞相和主要谋士,倒是来自那些被攻之国的“客卿”,除商鞅外的典型代表还有范睢、吕不韦、李斯等人。他们在本国不能被重用,入秦却成为变法革新的主持者或推动者。

  秦孝公为富国强兵发布《求贤诏》后,商鞅以一介平民入宫,用几天时间讲解变法强国设想,马上被破格提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庶长,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后世简直不能想像!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商鞅推行的变法包括设郡县、清户籍、奖耕织并允许土地买卖、设峻法严刑等,最重要的又是实行“军功爵”,以上缴杀敌首级作为晋爵受奖的依据。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

  商鞅非军人出身,以研究“刑名之学”起家,变法主要是改变了体制,这又直接提高了军队士气和动员能力。在过去的列国中,齐军最善布阵,魏国甲兵冲击力最强,此时秦国“科头”军却压倒了魏国精锐,在西河(在如今的陕北)一战便斩首8万级。据记载,那些穿布衣、不戴头盔的“科头”冲锋时全不顾性命,一心要取对方首级。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又刺激了更多的人投军并拼命杀敌,略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楚国曾牵头召集五国之兵两次到函谷关外联合抗秦,然而一见剽悍的秦军冲来,各国兵马无不吓得望风而逃。

  战国时期乃至后世的无数史例都证明,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能变法且彻底者兴,拒不变革者必亡。商鞅变法奠定了后来秦朝统一华夏的基础,但这个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施政也有残酷的负面影响。“秦政暴”,使民众生路狭隘而酷烈好斗,必然导致滥杀严重。自古有识者想加快战争胜利,必须以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并用。商鞅一味施暴,又不听“持德者昌”的劝告,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他本人逃跑都无人收留,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凡事过犹不及。商鞅变法将秦国社会变成一个极端尚武的战争机器而兼并六国,不讲以德服人而专恃暴力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儒、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延续百年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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