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下）

　　七、唐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前代。所交往的国家遍及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部分地区。

　　1、东亚

　　新罗 唐与新罗的关系很密切。新罗原居朝鲜半岛东南部，在唐前期，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史称“统一新罗”。其商船经常往来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山东、江苏之间。唐从新罗输入药材、皮毛、金银和工艺品等，向新罗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精致的金银器物等。

　　新罗在文化方面深受唐朝的影响。新罗派到长安的留学生是所有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传入新罗。朝鲜古代没有文字，最早使用的是汉文。七世纪时，新罗人薛聪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制了“吏读”，以帮助阅读汉文。雕版印刷术在唐末五代时传入新罗，佛教也由唐传入新罗。新罗的天文，历法、服饰、艺术、建筑都受唐朝的影响，各项制度也大都模仿唐朝。朝鲜文化也传入中国。如唐太宗十部乐中就包括“高丽乐”。

　　日本 隋唐时期，日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从隋朝时起，即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到唐朝时达到**。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三次，另外还有未能成行的及迎送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六次，共十九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其中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他们长期在唐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深受唐朝影响。起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汉字记事。九世纪时出现的日文字母“平假名”、“片假名”就是根据汉字创制的。相传平假名是学问僧空海所创，片假名是留学生吉备真备所创。日本的城市建筑深受唐朝影响，平城京（今奈良）即仿唐长安修建。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文具、文化典籍等大量输往日本。日本的彩帛、香药、珍宝等也输入中国。

　　在唐代中日交往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和中国的鉴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唐玄宗时来中国留学，在中国五十多年，担任过唐朝的高级官员，工诗文，与王维、李白等是密友，后逝于长安。鉴真和尚俗姓淳于，扬州人，曾主持扬州大明寺。唐玄宗时，应日僧之请前往日本传授戒律。十多年间，五次东渡都失败了，第六次东渡方获成功，此时他双目已失明。

　　他除在日本传授戒律外，还将大量佛教经典、建筑技术、雕塑艺术以及医药书籍等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医学、雕塑、美术和建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后逝于奈良唐招提寺。

　　2、东南亚南亚

　　东南亚诸国 东南亚诸国在今中南半岛上的，有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堕和罗（今泰国南部）、骠（今缅甸南部）等国；在今马来半岛上的有盘盘、狼牙修等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有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诃陵（今爪哇）等国。这些国家都曾遣使与唐通好，有船只航行到中国。这里的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都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工艺品也大量运往这些国家。

　　玄奘南亚求经 南亚的国家很多，最重要的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尼婆罗（今尼泊尔）等，都与唐朝有经济和文化联系。如师子国的船经常来广州，是当时来我国的最大的船只。天竺的天文、历算、医学、音乐、舞蹈、佛学、制糖技术，罽宾的珠宝、名马以及犍陀罗艺术等，相继传到我国。我国的丝织品、纸张、造纸术等也传到南亚诸国。

　　唐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进行的。当时中国的许多僧人曾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贞观元年（627年），他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成为佛学大师，获得很高的声誊。贞观十九年（645年），他返回长安，带回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后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又撰《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旅途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的历史和地理等，这是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以及西亚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3、中亚西亚

　　波斯 波斯（今伊朗）是西亚的重要国家，地当丝绸之路的孔道。唐初即与波斯有使节往来。高宗时，波斯遭大食侵略，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波斯被大食灭亡后，波斯反抗大食的政治势力仍继续以国家的名义遣使来唐。许多波斯商人来唐经商，不少人留居长安、扬州、广州等地。

　　波斯商人把珠宝、香料、药材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大量输往波斯。

　　大食 大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的名称，最强盛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

　　在中亚与唐为邻。唐高宗时，大食即遣使来唐。

　　此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陆路和海路发展迅速。许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经商，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集居地。他们运来香料、药材、珠宝等。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大量输往大食。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传入大食，并再传至其它地区。

　　八、安史之乱

　　1、安史之乱的原因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彍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2、安史之乱的经过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安禄山为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聪明能干，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青年时代，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为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至天宝十载（751年），兼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拜杨贵妃为干娘，甚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即生叛变之心。史思明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假传“密旨”，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二将都被叛军打败，退至潼关，为唐玄宗处死。唐玄宗又派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享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帝。

　　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jiǒng炯）坚守南阳，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叛军到处掳掠屠杀，入长安后，也大肆杀掠，关中和各地人民纷起反抗，叛军在多处战斗失利。

　　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大败唐军于邺城外，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次年，唐在回纥兵的帮助下，夺回洛阳。史朝义退至河北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3、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日益失掉“天可汗”的优势；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不断侵犯唐朝；在经济方面，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的经济未遭破坏，日益发展，经济超过北方。

　　九、唐后期的政局

　　1、藩镇割据

　　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

　　朝廷对藩镇的斗争 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cǐ此）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806年），首先讨平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内讧，继任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加强了朝廷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地位。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处攻掠。次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率兵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又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藩镇暂时都服从中央的号令，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次叛乱，又割据一方。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

　　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难。朝廷能够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只能加倍剥削、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在其控制区内更是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这些都阻碍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激烈。

　　宦官专权 唐朝初年，宦官人数不多，只管宫廷内部事务，不与闻国家大事。至唐玄宗时，宠信宦官高力士，四方所上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裁断。玄宗还派宦官出使或监军，甚至率兵出征。从此，宦官开始掌权。不过当时宦官的权力还比较小，要听命于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步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宦官能够专权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管禁军。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开始掌管禁军。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也先后掌管禁军。但此时宦官掌管禁军还未成为制度。唐德宗时，由于朱泚、李怀光等将领先后叛乱，统率禁军的朝臣白志贞无能，致使他认为文臣武将都不堪信赖，只有宦官最为可靠，于是设统率禁军的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都以宦官担任。从此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制度。其次是宦官执掌机要。肃宗时，就曾让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掌管四方文奏。代宗时，又设立执掌机要的枢密使，规定由宦官担任。于是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政事。两枢密使和掌管禁军的两中尉合称“四贵”，是最有权势的宦官，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他们能够任免将相，地方节度使也有不少出自贿赂中尉的禁军大将，各道和出征军队中也都有宦官监军。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也由宦官决定。唐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均为宦官所害，昭宗也曾为宦官囚禁。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专权骄横，引起皇帝和朝官们的强烈不满，朝官和宦官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为“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北部，称为“北司。”史称此斗争为“南衙北司之争”。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发生在顺宗和文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这次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内容有免除民间的欠税和各种杂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额外进奉，罢去扰民的宫市，抑制藩镇割据势力，选拔人才，计划收夺宦官兵权等。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称太上皇，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改革至此失败。王叔文先是被贬，后又被杀死；王伾死于贬所，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文宗即位后，对宦官的专权非常不满。太和五年（831年），他以宋申锡为宰相，谋诛宦官。事泄，宋申锡被宦官反诬欲立漳王李凑为帝，结果文宗反而贬逐宋申锡。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又任用李训、郑注等，再谋打击宦官势力。起初利用宦官内部矛盾，除掉了韦元素、王守澄等大宦官。后来李训又在同年十一月，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大明宫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准备在那里一举消灭他们。不料事泄，宦官派出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韩约和宰相王涯等都被杀。这次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宦官的权势更大，文宗直到死，都处于宦官监视之下。

　　宦官势力延续百余年，直到唐末昭宗时，才被宰相崔胤借用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兵力消灭。

　　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们分帮结派，争权夺利，营私舞弊，以至废立皇帝，使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军事方面，各镇和出征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宦官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又通过“宫市”，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3、朋党之争

　　牛李两党的形成 在中央除宦官专权外，还有朋党之争。所谓朋党之争是指朝官们拉帮结派，互相斗争。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为首领的政治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和郑覃为首领的政治集团。牛李两党主要是由不同的仕进途径形成的。牛党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三人都是进士出身，主张选用官员应通过科举考试，首先应看文采，李党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李德裕、郑覃都出身于关东士族，都是宰相之子，主张按门第选用官吏，重视经学。两党互相轻视，互相倾轧，进行着激烈的门户之争。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总的来看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是非问题。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如何对待科举取士。李党主张废进士科，按门第取士。牛党则赞成科举制度，反对按门第取士。在这个问题上，牛党胜于李党，因为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虽然也有弊病，但总比按门第取士要合理进步。二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李党重视统一，主张以武力讨伐藩镇的叛乱。而牛党多主张对藩镇妥协姑息，只求平安无事，不求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李党胜于牛党。因为藩镇割据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民的生产、生活等，都有极大的危害。

　　牛李党争从宪宗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宣宗时期，前后斗争数十年。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在文宗时期，当时两党势力不相上下，每逢议政，总是争吵不休。文宗对此也无可奈何。武宗时，李党得势，牛党的首领被贬逐到岭南。宣宗时，牛党重新得势，李德裕被贬逐，死于崖州（今海南省琼山）。至此牛李党争才基本结束。

　　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是唐后期政治的三个特点。三者互相交织，使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加剧，唐朝逐渐走向衰亡。

　　十、唐后期社会经济的变化

　　唐后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北魏以来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起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法也随之废坏，出现了按财产收税的两税法。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封建经济和赋税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同时，南方经济发展较快，逐渐超过北方。

　　1、地主经济的发展

　　均田制的瓦解 唐朝初年实行均田制时，虽有“田里不鬻”的规定，可是也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买卖。所以当时就存在着土地兼并的情况，不过还不太严重。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极大破坏。至两税法实行，宣告均田制彻底瓦解，从此，土地兼并就不再受任何限制，大量的田地更加迅速地向地主手中集中。

　　地主田庄的发展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许多自耕农贫困破产，成为地主的佃户，地主由此而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他们把一片片相连的土地组成田庄，进行生产和剥削。田庄又名庄宅、庄田、庄园、田园、田业、别业、别墅等。唐前期即存在田庄，安史之乱后，田庄在各地普遍发展起来，而且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田庄大致可分为皇帝私有的皇庄、政府所有的官庄、官僚贵族的田庄、一般地主的田庄、寺院的田庄等，其中多数是官僚贵族和一般地主的田庄。田庄的经营多采取租佃形式，即把土地出租给佃户，收取实物地租。佃户被称为客户、庄户、庄客等。他们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

　　2、财赋制度的改革

　　财政危机 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均田制的破坏，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掉土地，到处流亡，大量的农民脱离户籍，成为地主私家的佃农。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据统计，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国家控制的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其中纳税人口只有二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与天宝十四载（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口减少了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纳税人口减少了五百二十一万零四百三十二。这种状况使封建国家的收入锐减，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整顿均田制，把流民、客户重新安置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由于土地兼并迅速发展，恢复均田制的努力失败了，通过整顿均田制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措施收效甚微。二是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酒税、青苗钱、间架税、除陌钱、茶税、借商、白著等，扩大赋税剥削范围，这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八世纪后半期至九世纪初，从长安、洛阳附近到江淮地区，到处都爆发过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被镇压下去，但社会危机却日趋严重，唐朝的财政已面临崩溃。

　　刘晏理财 唐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进行以财政和赋税制度为主的改革。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建议实行榷盐法。即国家在产盐区设盐院，居民凡以产盐为业者，免其杂徭，隶属于盐铁使，所产盐由国家统购专卖。人民私煮盐者判罪。盐价由每斗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国家赚钱很多，初步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任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又兼任转运常平等使，进一步整顿财政。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

　　（一）进一步改革盐法——撤消非产盐区的盐官，只在产盐区设盐官，统购亭户（产盐户）生产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其运到各地出售。后来又取消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征收通过税，以保持盐价平稳，便于转运。这样，到代宗大历末年，盐税收入从初创时的六十万贯增加到六百余万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

　　（二）整顿漕运——为了由江淮向关中漕运粮食，他疏浚了运河，建造了坚固的漕船，并以盐税雇用船夫，不再在沿河州县征发丁役。另外，还继续使用行之有效的分段转输法。经此整顿后，不仅降低了漕运的运费，减少了损耗，提高了效率，而且还免除了沿河人民挽船的艰苦劳役。

　　（三）实行常平法——在各道设巡院，以勤廉干练者为知院官，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政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同时还让其每旬每月上报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在丰收地区，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买粮食；在歉收地区，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卖粮食。这样就使政府能及时调整物价，稳定市场，政府也获得了大利。

　　另外，刘晏还提前筹划各地的蠲（juān捐）免、赈济事宜，减少了逃亡现象。

　　两税法 唐朝政府实行的一系列理财措施，虽然在一定时期缓解了财政困难，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赋税征收中的混乱现象和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因之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是对当时赋役制度较全面的改革。

　　（二）起义军给腐朽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起义军虽然后来失败了，但唐朝的统治已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三）起义军在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给士族地主以致命打击。从此以后，自汉魏以来曾盛极一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基本上被消灭，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许多奴婢被解放为平民。阶级关系有较大变化，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也有所缓解。

　　（四）这次起义还表现出了农民的 “平均”思想和要求。起义军领袖在称号上加以“平均”、“均平”等字样，虽然还不是明确的起义纲领、口号，但肯定是起义农民的主要政治、经济要求的反映。这样的要求的提出，在当时，对于农民起义很有号召、动员作用；对于后代的农民起义也有很大的影响。

　　3、唐朝灭亡

　　黄巢大起义后，唐朝的统治已虚弱不堪，地方上的藩镇势力又有所发展，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各地节度使及一些刺史纷纷割地称雄，互相攻战。在经过兼并之后，形成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据今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据今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据今陕西凤翔）、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据今河北北部）、镇海节度使钱镠（据今浙江）、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据今江苏扬州一带）、西川节度使王建（据今四川成都一带）等几个强大势力。其中又以朱全忠和李克用的势力最强大。朱全忠、李茂贞、李克用等都企图控制朝廷，以号令全国。此时朝廷里的宦官、朝官之争仍在继续，他们都分别勾结藩镇作为外援。天复元年（901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尖锐化，宰相崔胤勾结朱全忠进军长安，宦官韩全诲劫持唐昭宗逃往凤翔，依附于李茂贞。朱全忠率军攻凤翔，李茂贞屡败。天复三年，李茂贞与朱全忠和解，杀韩全诲等人，并将昭宗交给朱全忠。昭宗回长安后，朱全忠杀宦官数百人，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至此结束。

　　天祐元年（904年）初，朱全忠派其部下杀死宰相崔胤等人，又挟持昭宗迁都洛阳。当年八月杀死昭宗，立昭宗幼子十三岁的李柷（chù处）为帝，是为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哀帝，改国号梁，史称“后梁”；自立为帝，即梁太祖；年号“开平”，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唐立国二百八十九年（618—907年），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