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与历史的假设性

　　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的主题问题

　　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的复杂性除了"洪洞"、"大槐树"这两个象征符号或者意义符号外，还在于这个关于族根的传说在形成、流传、复述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叠加进了一系列的次主题，或者说它在特定的情景中有特定的主题，而在最初，它可能既与移民心态无关，也与族根意识无关。

　　关于符号、意义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弗拉斯诺夫（Valentin N. Volosinov）认为，“不论是符号还是意义，如果不涉及到它们当前的目的，不涉及到它们在一定情景中的主题，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沃尔夫，2006：24）。把历史传说当做一种表现行动的语言，以此为基础建构区域社会史，不仅需要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资源，而且需要语言学中的这种“当前的目的”和“一定情景中的主题”的符号或意义的解读方法。就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而言，已有的研究对于传说主题的关注是不够的，而且存在着颇多的褊狭。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把该历史传说的主题理解为“移民”或者“迁民”，从而把它纳入到移民史或者移民心态史的历史解释框架。从20世纪50 年代初迄今，几乎没有人能够突破这一解释模式，现在这一模式又因得到了区域社会史的加盟而变得更加坚固。

　　在《小历史与大历史》中，赵世瑜先生在对“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民传说”表现出莫大的学术兴趣的同时，同样把这个传说当作是一个关于“移民”问题的传说。有一点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这个历史传说简单地理解为一般的移民史，而是进一步把它解释为移民心态史，并扩大到“族群关系”的范畴。尽管相对于一般的移民史研究来说，赵世瑜先生的研究是一种明显的推进，但是阐释模式并无实质性的突破。

　　仔细分析，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中其实包含着一个由系列故事组成的故事丛，每一类故事似乎都相对独立并有明确的主题。被赵世瑜先生理解为“迁民缘起故事”的《燕王扫碑》中“红虫”吃人的故事，从它流传区域——主要是当年张士诚的势力范围：苏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来说，虽然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把主角换成了朱棣的“靖难”军，但它最初应该是指江南红巾军，表达的是张士诚控制区域里的人们对南方朱元璋反元义军的痛恨之情；入明之后，除了对朱明政权心存仇恨外，可能还有对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怀念。朱元璋本名朱重八，在兄弟中的排行老八，兄弟均以“朱重”为名，而以排行序数为姓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红（朱）虫（重）”当指朱元璋，当然包括他的红巾军。

　　其实，“红虫”故事中的主角是谁，根本不重要，因为作为民间故事，主角往往会随着故事的叙述语境不同而发生转换；重要的是主题，因为主题是相对稳定的。把“红虫”传说的历史主题理解为洪洞大槐树迁民的缘由，或者是人们对元末明初北方战事的一种历史记忆，从移民史角度来说，是一种自圆其说的历史假设，但不是惟一可能的假设。从同样的明初历史背景、甚至“长时段”的金元明初历史大背景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假设：它的历史主题在于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大的现实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反映的是一定的区域社会里的人们对于“重大政治变迁事件”的理解和认识。

　　同样被区域社会史学家理解为“洪洞迁民缘起”的《胡大海复仇》和《三洗怀庆府》两则故事，其历史主题也是如此。例如，有学者在研究“明初移民保定的小兴州人”时就已经指出：“明初，随着元顺帝逃住大漠的蒙古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想策马南下，这对明帝国的北部边境造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情形，徐达在屯积大军抵抗蒙古人的同时，实行了移塞外边民入内的空边政策，即把元代沿边的山后之民称为降民多次迁入内地，散处于汉人之中，以达到分而治之的效果，同时又将一批土著人口征入军伍。从洪武四年（1371）开始，明政府又实行迁降民于北平屯戍的政策，所谓屯戍即为军屯。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又下令将塞外夷民全部迁入内地，从此塞外民籍人口基本上无存。前面所谈到的山后移民即是此时被迁往保定府的，但洪武二十六年（1393）之前由政府组织的迁民均获得当地户籍，永乐年间又重新编审过社屯，洪武移民可能已编人了土著民社，故在以后的自然村中很难看到当时山后民籍移民包括小兴州人的痕迹，有记载者多为大宁都司内撤时随迁的小兴州军籍人口。”（魏隽如，2000）明初实行的强制塞外边民入内的空边政策，既造成了边民的怨愤情绪，也人为地造成了土著民与乔迁客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所谓的“迁民缘起故事”，可能就是为了发泄对现政权的怨愤之情而编制出来的。

　　正是上述民间故事相同的历史主题，才使得它们有可能相互替换或叠加。上述三种类型的民间故事企图向人们传达的，是明初北方人对朱明政权的极度不信任和无奈的“非暴力反抗”的历史信息，反映了当时北方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与现实国家政权之间的一种严重紧张、对立的关系。当然，胡大海、常遇春复仇故事的原型可能出现得更早，它最初很可能是中原和华北地区汉人对于金元异族统治者的一种极度不信任和无奈的“非暴力反抗”的表达，只不过入明之后故事的主角替换成了带有异族血统的胡大海、常遇春罢了，而现实中真正要针对的仇恨对象可能是直接破坏了他们原来安定生活的像徐达这样的人。

　　把这些历史传说与移民关联在一起的，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这一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历史上，移民不是明代特有的，但是人们对于政府的这一政策的不满和抗议，则可能在明代是历史上最为强烈的。但是，他们无力与强大的国家力量相抗衡。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成了他们表达对现实极度不满、对现实政权极端不信任的最便捷的资源和工具，他们在复述故事时要做的，只是替换故事的主角而已。

　　上述历史假设宏大叙事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正如区域社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的，“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陈春声，2006：Ⅳ－Ⅴ）。在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个案研究中，如果严格从区域社会史的理念和方法论出发，那么就不应该继续把视角局限在“移民史”上，对“国家”在这个历史传说中的存在也不应该仅仅理解为移民垦荒政策的实施，而应该从更具有某种普遍性的高度去认识。

　　如果人们同意从金元明初历史这个“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视角来看，上述历史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就可以发现，历史传说其实具有矛盾的双重功能。历史传说作为历史行动者建构某种意义世界或者象征世界的行为，既是建构一定的认同意识和获取、维护一定的合法性、正当性的历史行动，同时也是拒斥、消解某种认同意识、现存事物的合法性、正当性的历史行为。但是，目前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只注意到前者，即保守方面的功能，而没有意识到后者，即革命方面的功能。对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者只注意到它在建构共同的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和族群历史”等所构成的华北区域社会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保守性功能，而普遍忽视了这个历史传说在顽强拒斥、竭力消解朱明政权合法性、正当性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语内表现行为”的功能。

　　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的其他可能性历史解释

　　剑桥学派思想史学家波考克（J. G. A. Pocok）曾经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把思想史家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探索观念、信念和辩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特殊情境下人的行动的历史学家”；一类是 “从他们的特殊的情景与传统中研究思想活动、概念化活动以及抽象概念形成的思想史家”。（帕罗内，2006：16）前者实际上指的是以美国政治思想史学家洛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学派历史学家，后者指的是剑桥学派思想史家。从语言行动理论或者“思想即为行为”的角度来说，区域社会史学家利用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来建构区域社会史的工作，具有极大相似性。目前，在区域社会史学家的实践中，虽然表现出对“历史现场”的高度重视，但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技术方面的考虑。因为区域社会史学家主要把“走进历史现场”理解为获得“地点感”、增强“历史感”的一种技术手段，而没有把建构或者还原“历史现场”作为一个学术追求目标。因此，在实践中，区域社会史学家对于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的解读，主要采用的是波考克所说的“观念史”历史学家的方法，即通过对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观念形态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希望真正理解特殊时代情景下人们的具体行动。“语境”中的概念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历史学家来说还是一种非常陌生的史学方法论，把它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可能在短时期内是实现不了的。因此，下面的分析也主要是采用波考克的“历史学家”而非“思想史家”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目前中国区域社会史学家熟悉的观念形态历史文本的解读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以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为行动方式的人们的历史行为提供一些可能的历史解释。

　　北方人褊狭的“南人观”或南北文化和经济发展趋势分化的加剧

　　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明清这个“长时段”来看，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可能表达的是明清时期人们关于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态度——“南人观”，而这种“南人观”又表征着明清时期南北之间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上的分化在不断加剧。

　　南方人第一次在历史上掌控全国政权，而且是由一个土包子、叫花子出身的人来掌握，经济、文化的重心也不可逆转地转移到了南方，这对于北方人来说是很难适应、很难理解的一种巨大的历史变迁。故事丛中的《燕王扫碑》、《胡大海复仇》、《三洗怀庆府》等类型的历史传说中极其明显的、强烈的“复仇”情结，与其说是胡大海、常遇春们在“复仇”，毋宁说是在表达北方人对南方人“复仇”的普遍社会心态。朱棣把政治重心从南京北移到北京，毕竟无法改变南方人掌控全国政权这一客观事实，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更是非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历史格局。《小历史与大历史》书中关于“识宝传说”特别是其中“南蛮盗宝”故事的个案研究，已经揭示出了北方人的这种极其褊狭的仇视南方人的社会心态（赵世瑜，2006：152－164）。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中，人们把与族根问题不存在必然性关联的“复仇”、“红虫”吃人等故事叠加了进来，难道会与明清时期弥漫于华北地区的普遍仇视南方人的社会心态毫无关联？族根传说与识宝传说在流传区域上的重叠关系，不应该理解为只是一种空间关系上的偶然巧合。

　　通过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的建构，把广大的华北区域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拥有不同于广大南人的、共同的“祖先记忆、家园象征和族群历史”的共同体，使北人在这三个方面都明显地区别于南人，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北人企图与南人相抗衡的生动历史表现。

　　但是，无论是当代被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氛围严重熏陶的精英，还是清末民初同样具有民族主义激情的洪洞缙绅和乡绅，以及整个明清时期的北人，都没有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商业化、契约化、平民化的近代世界，依靠建构意识形态象征物，依靠某种情感关系或者道德关系，即依靠“社区凝聚力”来形成区域共同体，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历史变迁的大势了，更改变不了自己在权利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根据语言行动理论，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作为语言，从它是人们的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来说，它可能有助于“人们对彼此以及对他们社会制度的行为方式”的确立；但是，从它“是智识（intellectuality）的一个方面”来说，它根本就无助于人们“获得对自己的经验和环境的理解”（帕罗内，2006：15－16），因为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是严重的误解或者曲解。大槐树族根传说最盛行的地区，在今天还是全国经济格局中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