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下）

　　六、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1、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 在农业方面，这时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这时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玉米（又称玉蜀黍）的原产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纪，由几条渠道传入我国。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有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番薯（又称红薯，俗称地瓜）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大约在万历年间，分别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不久浙江也引进番薯，此后番薯的种植逐渐推广。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所以传布很快。

　　这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棉花的种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产棉区。松江有地二百万亩，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万亩。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种植烟草。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有很大意义。又桑树、甘蔗以及蓝靛（一种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

　　手工业 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棉纺织业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浙江嘉善县的纺纱织布也很有名，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治所）纱”之谣。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也大有改进。如去籽用搅车，工效大为提高，使用句容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使用太仓式搅车生产，两人可抵原来八人。弹弓原来是竹弓绳弦，这时改为木弓蜡丝弦，振动力加大了。元代的纺车仅有三个锭子，这时的纺车有四个锭子，甚至江西乐安的纺车有五个锭子。

　　丝织业也比以前更加发展。苏、杭二府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区，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也闻名全国。这时用的织机有腰机和提花机。最值得称道的是提花机，它的结构复杂，提花技术巧变百出，能够织出各种繁杂的花纹，鲜艳美观。

　　这时冶铁技术有突出的进步。炼铁不仅普遍用煤，而且使用焦炭。鼓风已经应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工具。炼铁炉的容量也增大了，如河北遵化的大铁炉，高一丈三尺，每炉可容矿砂二千多斤。

　　这时制瓷业，尤其是景德镇的制瓷业，技术多有革新。如瓷器施釉法改进了，用吹釉法代替蘸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彩色瓷器也发展了，明初已有精美的青花瓷，这时又有斗彩（釉上釉下争美）、五彩（多种颜色）等新产品，这就为清代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印刷业也有进步，已经应用铜活字印书了。

　　2、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 这时粮食、棉花、生丝、食盐、烟草、绸缎、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其中松江的棉布“衣被天下”，苏州的绫罗纱缎“转贸四方”，景德镇的瓷器在全国东西南北“无所不至”。

　　工商业城市的繁荣 这时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与南京，人口皆在百万以上。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苏、杭二州是丝织业的中心，芜湖是染业的中心，铅山（今属江西）是造纸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此外，浙江的湖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兰州等地，都是纺织业的中心。山西的平阳、河北的遵化、广东的佛山，都是冶铁业的中心。至于商业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余，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两岸、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南北不平衡的。

　　商业资本的活跃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在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这些商人贩卖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

　　以银为货币 随着工商业的发达，银代替了钱、钞（纸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这时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不仅大的交易用银，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银。明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3、资本主义萌芽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当然还很微弱，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

　　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业中出现，如在苏州丝织业中最为明显。

　　当时，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已经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况。这里的机户有多少不详，但知总共使用机工数千人之多。这些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已是完全没有产业的人，专赖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即是具有人身自由的人。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自由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之下，如果有的机户雇工较多，扩大了生产，那便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了。明人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一个施复发家致富的故事。施复是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的小机户，夫妻两口辛勤经营，原本只有一张织绸机，后来扩大到了三四十张织绸机。象施复这样的机户，可以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主了。施复虽是小说里的人物，但他的发家故事却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实际施复式的人物，也的确见于当时的明代社会。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其祖上在成化末年，由购机一张增至二十余张，这也是工场手工业主。张瀚祖上的发家是在杭州，这说明在杭州的丝织业中，也有工场手工业出现。总之，明代后期，在苏、杭，特别是在苏州的丝织业中，已有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出现。

　　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见之于其他手工业部门。如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即存在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自万历以来，这里有暑袜店百余家，店主将料分发给当地“男妇”，令其为之生产暑袜，诸“男妇”各回家中做成暑袜，然后从店中领取报酬。暑袜店的店主显然是包买商，诸“男妇”变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产的雇佣工人。在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该镇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余人，平均每家四十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这样的油坊可以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又在广东韶州、惠州等处的冶铁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在云南的铜矿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属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处在封建制社会的末期了。

　　七、明朝的对外关系

　　1、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十二岁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三宝）太监”。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郑和便入选。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原因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42 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里曼丹）、满剌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今巨港一带）、爪哇、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科德）、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

　　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

　　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出于自卫。如旧港王陈祖义是华侨，经常劫掠过往船只，又谋劫郑和的船，郑和即擒陈祖义携归，陈祖义伏诛。又郑和至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前来劫船，郑和即生擒亚烈苦奈儿携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归国。郑和的船队在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宣读皇帝诏书，赏赐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处贸易。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以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其国王遣头目遍谕国人，皆以乳香、苏合油之类来交换丝绸、瓷器等物。郑和的船队总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载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线等等，载归的土特产品有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之类。因为所载都是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被称为“宝船”。

　　郑和开始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如1415年（永乐十三年），东非麻林国遣使来献麒麟，一时轰动京师。麒麟被中国视为吉祥之物，永乐皇帝亲御奉天门受礼，文武大臣莫不称贺。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余人，受到永乐皇帝隆重接待。东王在归途中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命为之建墓立碑。东王墓至今犹保存完好。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者来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时使者盈满朝廷。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明茅之仪《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2、倭寇之患

　　倭寇的侵扰 倭是当时对日本的通称。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期，一些封建主为了取得财富，便组织许多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

　　倭寇先是侵扰山东，以后渐次南下，经江苏，浙江而达于福建、广东沿海，所在出没无常，忽来忽去，杀伤居民，掠夺财货。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强海防，倭寇不敢肆虐，没有酿成大患。倭寇为患最烈的时期，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那时奸臣严嵩当权，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如明初沿海防倭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此无一足额，甚至仅余一半，惟余老弱。沿海防倭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因此倭寇所至，无力抵御。另外，中国沿海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许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或与倭寇相勾结。在走私贸易中，又出现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如著名的头子有许栋（徽州歙县人）、李光头（闽人）、汪直（或作王直，徽州歙县人）、徐海（徽州人）等，莫不建造巨舰，结穴于海中岛屿，不仅从事武装走私，又兼行劫掠活动，而且勾引倭寇劫掠。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倭寇更猖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与汪直，徐海等勾结，率战舰数百艘，分路进扰浙东、西及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流劫数省，并深入内地、攻掠徽州、芜湖、南京，所至掘坟墓，掳妇女，杀掠甚惨。有一股倭寇不过七十二人，自浙江严州、衢州，过江西饶州，历徽州等地，而至南京。南京明军与之接战，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大小官员皆登城守门，全城百姓也被点上城，虽然倭寇已退走，犹不敢解严。明朝官吏和官军的腐败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戚继光、俞大猷平倭寇 正当倭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明军中有两位抗倭名将出现，这就是戚继光和俞大猷。他们招募训练新军，依靠人民的支持，终于讨平了倭寇。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原在山东防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调到浙江，镇守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不久升为参将。

　　戚继光见卫所兵不习战，乃招募农民和矿夫三千人，组成一支新军，亲自练成精兵，人称为“戚家军”。他又针对江南的地形及倭寇活动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法，将兵士十二人分为一队，用长短兵器相配合，以便于短兵相接，有效地杀伤倭寇。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袭台州，焚掠海边的桃渚、圻头。戚继光率军与战，连战皆捷，全部歼灭倭寇。浙东的倭寇之患被扫除。随后，福建方面的倭寇又猖獗起来，戚继光又奉命入闽剿寇。时福建倭寇结大营于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今莆田）的林墩，互为声援。戚继光首先破横屿，又乘胜破牛田，然后袭破林墩，痛歼倭寇。倭寇三大巢穴全部荡平，戚继光班师回浙。不久，新倭又大量来到福建，攻陷兴化城，占据平海卫（在兴化城东南临海处）作为巢穴。明廷鉴于情势严重，升副总兵俞大猷为总兵，升参将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救援。在此之前，广东总兵刘显也已奉命入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率军赶到，与俞大猷、刘显合力进攻平海卫，戚家军首登敌垒，其他两军相继突入，遂大败倭寇，攻克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城。事后，戚继光升为总兵，俞大猷调入广东。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戚继光再败倭寇，福建倭寇完全平定。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倭患转烈，有倭寇二万余人，侵扰潮州、惠州一带。嘉靖四十三年，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负责剿倭。在吴桂芳的支持下，俞大猷招收山区农民及矿夫组成新军，又调集许多官兵，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将倭寇擒斩殆尽。于是广东的倭寇也被肃清了。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完全解除，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3、援朝抗日

　　十六世纪下半叶，日本已逐渐因纷争割据走向统一局面。后来，日本关白（宰相）丰臣秀吉战胜其他诸侯，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为了满足封建主与商人的要求，丰臣秀吉积极从事海外扩张，企图占有朝鲜，并借朝鲜为跳板，以侵略中国。

　　1590年（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曾致书朝鲜国王李昖，要求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并要朝鲜国王率兵作为前导，书中说道：“吾 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会军营为我前导”。当然，朝鲜国王没有听从其计。1592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遣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军十余万，战舰数百艘，侵入朝鲜，攻破釜山，连下王京（汉城）、开城，平壤诸地，“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朝鲜国王李昖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这年年底，明朝即派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统领援军过鸭绿江。1593年，在朝鲜军队的配合下，明军进攻平壤，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部队，光复平壤。平壤大捷对于战争胜利有决定性意义。不久，明军与朝鲜军队又收复开城，随后又恢复王京及汉江以南千余里的疆土。残败日军退据釜山。

　　正当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力主议和，遂与日本和谈，撤兵而归。丰臣秀吉则假意和谈，准备卷土重来。最后明朝上当，遣使至日本，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不受，于是和谈破裂。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明朝再派兵部尚书邢玠率军入朝抵抗。在明军与朝鲜军合力战斗之下，日军又遭受到很大的挫折。次年，丰臣秀吉死，中朝军队趁机反攻，日军入海逃走，明将陈璘督水师邀击于釜山南海，日军死伤无数，余者狼狈逃去。在这次海战中，明朝老将邓子龙与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也壮烈牺牲。日本侵略朝鲜七年，至此以失败而告终。

　　万历时的援朝战争，是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正义战争，它在中朝两国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西欧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和成长时期。欧洲的商人、探险家及传教士们，都希望到东方来进行贸易与殖民活动，尤其希望到中国和印度。

　　葡萄牙占据澳门 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殖民者，当时明朝称之为佛郎机。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首先抵达广东屯门岛（今宝安县南头附近），并在此建筑堡垒，大造火铳，杀人抢船，掠卖良民。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军收复屯门岛，逐走葡萄牙殖民者。

　　葡萄牙殖民者屡次被逐，总是不肯从中国离去，最后终于占据了澳门。澳门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端的一个小半岛，又称香山澳，也称濠镜澳。明朝原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管理广东对外贸易事宜。后来广东市舶司屡易地方。嘉靖时，移于澳门。从此澳门便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托言商船遇到风涛，请求在澳门晾晒货物，贿赂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允准，遂得入据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开始不过塔棚栖息，不久渐次筑室居住，聚众至万余人，有庐舍数百区，或千区以上。又在澳门半岛以北的青洲建立大教堂，后来又借口防御荷兰人来攻，公然在澳门建筑城墙。葡萄牙殖民者以澳门为基地，从事公开及走私贸易，贩进运出各种货物，每年得利无算。

　　葡萄牙殖民者得以窃据澳门，完全是明朝地方官吏及朝廷腐败姑息的结果。但明朝政府并未将澳门地方让与葡萄牙殖民者，中国澳门的主权仍在，葡萄牙殖民者每年缴纳地租银五百两，明朝政府每年在澳门征收税银二万余两。

　　荷兰侵占台湾 十七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势力渐衰，荷兰殖民者的势力突起，掌握了东方海上的霸权、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及摩鹿加岛（今马鲁古岛）等，同时也把触角伸进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殖民者首次闯入广东沿海。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南部，明军未能穷追，从此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南部。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已占据台湾北部， 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击败西班牙人，独占了台湾，直到郑成功时，始被驱逐。

　　传教士来中国 自从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东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东来。其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抵澳门，后在广东及南京、南昌、苏州等地传教。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同另一耶稣会士庞迪我，由南京来到北京，向皇帝献上天主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万国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诸方物。明神宗大喜，即留利玛窦住在北京，于宣武门内赐给房屋，并允许设堂传教，生活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此后，利玛窦遂寄居北京几十年，至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年五十九岁。明神宗赐葬地于北京阜城门外滕公栅栏，以后这里又建教堂，成为北京传教士公墓。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根据中国情况，开创新的传教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传教方式，主要有三条。第一，走上层路线，与官僚士大夫交接，结识公卿及大儒学者等，并且争取皇帝的支持，因而得以在中国立足。第二，随从中国风尚，以减少传教的阻力。如学习中国语言，读儒家书籍，改穿儒服，又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力图说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通，甚至不惜修改教规，允许教徒祭天、祭祖、拜孔等。第三，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此作为传教的门径，由于这些科学知识有益于实用，可补中国之不足，因而得以取信于士大夫，见重于当局，徐徐引人入教。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这些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所开创的方法，在中国各地传教。至明朝末年，全国各重要地方几乎莫不有教堂，教徒已不下数万人。到了清初，教徒更增至十五万人。

　　除了传教以外，耶稣会士还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主要有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火器制造等。这些科学知识的输入，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可惜这些科学知识仅能为少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如象徐光启、李之藻等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而未能在广大社会上引起反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自成西逃，路上屡为吴三桂军和清兵所败，又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杀掉正直多谋的李岩，部众人心涣散，失去战斗力，迅速走向失败。

　　5、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有下列四个原因：第一，由于清军入关，满、汉地主阶级逐渐结合起来，整个国内形势起了不利于农民军的变化。第二，农民军、特别是张献忠的农民军流寇主义作风严重，不重视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第三，农民军李自成部的主要将领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进北京后，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腐败。第四，李自成、张献忠死后，农民军内部不能团结，争权夺利，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这次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极大，意义深远。第一，农民起义对于明代旧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秩序进行了猛烈地冲击与破坏，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农民起义不仅多少改变了土地剥削关系，而且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李自成农民军还注意到城市工商业问题，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平买平卖”、 “公平交易”的口号，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李自成农民军第一次明确提出“均田”的口号，深刻触及到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促进了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的斗争，对清代的农民起义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