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死的

(一)

吃过早饭,洗碗筷,把灶台也擦拭干净,刚好八点一刻。取下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出门上班。所谓公文包,里面并没有任何公文,只是装着我的身份证,记者证,几百元零用钱,一张信用卡,和一副老花镜。这个公文包是我最后一次评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已经很老旧,只是习惯了出门时总要带上。早先,公文包里确实常常装着我夜里赶写的稿件。

无需乘车也无需骑自行车,街也不上。我住在报社大楼的后院,从锁上家门到推开办公室的门,大约十分钟。我是二十年前住到这里的。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到郊区盖房子,每个人都只是希望上班近一些。住得远了会有诸多麻烦。刮风下雨,顶风冒雪,蹬个自行车,或是挤公交,恨不得爱怎样怎样吧。孩子小的要拖拉着孩子,现在说起来还有同事掉眼泪。各单位正时兴“为群众办好事”,报社把后院的篮球场挖了,盖了这栋六层的家属楼。十分荣幸,我分得了四楼一套两室的单元房。那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所有的亲戚朋友无不羡慕。如今,除了几个早几年退休的同事和几个子女家属,已经没有比我岁数小的同事还住在这里。年轻人都是住很大也很远的房子,他们每天开着自己的汽车上班。

办公室也是在四楼。穿过昏暗的通道,最里端左手把角便是。我的办公桌是办公室里最好的位置,后面是朝东的窗子,左面是朝南的窗子,是谓金角。几年前,部里的同事硬是把我的办公桌搬了过来,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他们说,“把最好的地方给老不死的”。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只提前五分钟进办公室。原先都是提前半个小时。把开水打好,再把地拖了,把桌子擦了,把报纸归拢到报夹,大约正好半个小时。从我到报社工作,只要不出差,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常常出差。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部里的年轻人来得更早,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桌净几明。他们来报社的食堂过早,他们说七点以前路上好走一些。

我不再出差,也几乎不出门。主任说,“让年轻人跑去吧,他们开车就走,很方便。你在家多帮我看看稿子。”年轻人则开始给我安排工作,“老不死的,帮我领两支笔”,“老不死的,帮我领两个笔记本,别忘了”。出差回来他们便在我桌上放些什么土特产,一包“老婆饼”,或是两块“巴女糕”,或是一把核桃一把枣。

我对“老不死的”的称呼也很喜欢,感觉很受听,多多少少有些倚老卖老。直到有一天,我又遇上一个“老不死的”。

(二)

事情多的时候,忙不过来,主任也要我出去转转。

上班铃响过,把人派出去,主任回转身对我说,“您去了解一下‘路怒症’怎么样?”

我把录音机和笔记本装进公文包,上街。

瓦蓝的天空,蓝得耀眼,没有一片浮云。大街上没有多少行人,没有多少车辆,虽然戴着口罩,呼吸也还很顺畅。我因为汽车尾气过敏,已经很长时间不上街了。即便上街,也只是去家旁边的菜市场,戴着口罩低着头,匆匆买了鱼,或肉,或是萝卜白菜,匆匆回来。没想到今天这个钟点还可以,放眼望去,并没有塞车。南边不远有一个大型超市,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平日里总停着上百辆各色各样的汽车。不知是否能有一两个“患者”。

所谓“路怒症”,是因交通混乱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引发打架斗殴,甚至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前些日子我看过一个香港媒体的有关报道。没想到这么快就传播到内地了。

停车场的出入口坐着一位面无表情,邋里邋遢的男人。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仿交警的蓝色制服,鼓鼓囊囊,看样子从不曾洗过,两袖和前胸有几处油污铮亮。脖子上套根红绳,拴着个印有照片的牌牌,是工作证。

我微微弯了弯腰,算是致意,从公文包取出记者证,说明想采访几位车主。没想到他竟十分客气,“行,行,”连忙站起身把座位让给我,“你先坐,先坐。”那呆滞的脸上绽开笑容。

所谓座位是一把不知什么人家丢弃的破折叠椅,垫着一块脏兮兮的包装箱纸壳子。我瞟了一眼,一边说“不客气,”一边请他自管坐自己的。并无车主往来,便没话找话。“听说存车费又涨了,现在该挣不少钱了吧。”

“什了,什了,”他客气的笑容瞬间变作愤怒。我偷偷笑了笑,愤怒总比呆滞的好。“比俄原先看自行车挣得还少。” 他益发愤怒,“净不给钱,净不给钱,越是好车越不给钱。刚才,刚才,一个开红宝马的老板子,说是再要钱就打个电话炒了俄。”

有车主来了,我迎上去,做简单说明。这是一位四十左右的男子,虽然冬天,仍是穿一身深色西服,白衬衣,暗格的灰色领带。他笑着摇摇头,“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也没遇过。”又一位车主过来,也是“没听说过”,匆匆去开他的车,“这都是政府的事,管理问题。”

“他们有车开着,想咋开就咋开,他们有什了‘怒’什了‘症’。俄才是‘怒症’了。”看车人竟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他一边收钱撕票一边朝着我说,“俄上马路就‘怒症’。”

我收起录音机,敷衍着,听他说。

“俄过马路,”他指前面的路口,似乎是看出我要离开,急急忙忙地说,“俄看着绿灯,俄出来的时候娃和老板子说了,到大城市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俄看着绿灯走。”

他孩子样真诚,黑色的脸涨得通红。他家里的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俄看着绿灯走,一辆大奔驰就撞过来了。俄透他妈。俄一屁股蛋蛋坐了地上。俄牵村里的大叫驴透他妈。他还过来了,还真地要打俄,就像俄真地透他妈,说俄老不死的上街混棺材本。”

这多少有点触动我的神经,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他说什么?你也是老不死的?”

“说俄老不死的,说俄上街混棺材本。”

我认真对他说,“绿灯过马路也要看着点。城市里可不兴骂街。”

走了几步,我又回头瞅了瞅,估摸他也就是五十挂零点岁数,这“老不死的”雅号混上的也早点。

(三)

回到报社给主任汇报,特别说了那个看车人。主任哈哈大笑,“这不算,这不算。都是驾车人‘路怒症’,看车人哪来的‘路怒症’。”

我迟疑了一下,对主任说,“以后别让他们喊我老不死的了。过了春节我就退休回家了,再也不上街。”

主任止住笑容,“你可别在意,咱们这帮年轻人,他们是祝您长寿。我们家管爷爷都是喊老不死的,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是吗?那我还是很喜欢做老不死的。只是主任自己从不管我叫老不死的。他只比我小十岁,见识自然比那些年轻人多,或是认为我还不够老不死的资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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