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中国湖南省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

　　个人履历

　　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逃出国民党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 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后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