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故事

　　梁思成（1901--1972），是清末变法维新首领梁启超的长子，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主持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中南海怀仁堂的翻新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设计。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考上清华预科，读书期间在体育、绘画、音乐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在全校运动会上，他曾获跳高第一名；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他擅长钢琴、小提琴，还是学校管弦乐队的队长并当第一小号手。他还十分关心政治，“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中坚分子。一次，他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同学们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参议员曾彝进当众道歉，在军队护送下凯旋回校。同学们叫他“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是梁思成在清华读书的最后一年，5月7日这天，梁思成骑着大姐赠送给他的摩托车，后座带着弟弟梁思永，从北京城西驶向南边追赶游行示威队伍。8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这一天是“国耻日”。车骑到南长街口，被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的轿车撞倒，金永炎竟然连车都没下，从窗口扔出自己的名片给前来的警察处理后事，然后便驾车扬长而去。军阀金永炎嚣张惯了，但他的名气比起梁启超来差得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出面道歉并承担全部医疗费，还拿司机做替死鬼，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替他求情，梁家才罢休。

　　梁思成受伤后，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均不太好，梁思成的脊椎骨和腿部的手术都没有做好。结果，使他的脊椎骨出现了弯曲、驼背，使他的左腿短了一厘米。在以后的年月里，粱思成的鞋子都是专门定做的。

　　抗日战争前，梁思成为了解我国古建筑的分布情况，给全国每个县的邮政局长汇去两块大洋。虽然梁思成做教授收入很高，但给每一个邮政局寄去两块大洋，那也是一大笔钱。他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写邮政局长收，并给每人写一封信说，我们在考察保护中国古建筑，希望你收到两块大洋以后，能把你们县境内的古建筑拍照片寄回来。其实，梁思成靠这种方法收集资料，心里也没有底。他所做的工作，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让梁思成特别感动的是，全国所有的县，每一个县的邮政局长，都拍了本县的古建筑照片，给他寄了回来。

　　1937年夏天，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在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两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一天，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注意自己了，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第二天，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东西不管贵重与否都来不及处理，只好扔下，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一天晚上，梁思成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来人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方。梁思成非常认真地将北平的重要古建筑一一标注地地图上，并十分恳切地对来人说：“请你们务必保护好这些古建筑”。解放军代表慎重地对他说：“请您放心，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文物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初，梁思成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最终，首都城市规划“一边倒”地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拆旧城原地建新城，并按照领导人的设想，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城墙倾毁，思成心碎。梁思成有一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说，“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悲伤的预言不幸全部言中。北京交通拥堵和严重污染，成为当今最头痛的问题。

　　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北京市人民政府曾向全国各地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周总理在审定设计方案时曾提出，为了将来能让更多的人们非常醒目地从长安街能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议将传统的纪念碑坐北朝南的形式改变为坐南朝北。根据参加过设计施工的专家回忆，纪念碑的结构设计方案曾征集到140多件，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最终选取修改的方案是由古建筑学者梁思成制定下来的。

　　梁思成对我国的古建筑研究有极大成果，他在结合了多处古建筑外形的基础上，设计形成了纪念碑的雏形，并在碑顶上破天荒地加了个“小屋顶”的装饰，这个极具特色的“小屋顶”后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