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魏延

  《三国》中的魏延

 

  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然曾有人替魏延写翻案文章,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

  笔者最近去成都开会,顺便去武侯祠瞻仰,见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像。问其缘故,讲解员云:因魏延是叛臣,故无其像。我正欲找武侯祠的有关领导,对其言明历史的真相,然有人告诉我,*同志于1963年亦曾来到武侯祠,面对文臣武将廊,他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些塑像,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该有,但没有塑像。”参阅《小平同志,武侯祠职工想念您》,载《四川日报》,19970227。余听闻此言,不由喟然长叹,打消了找武侯祠领导的念头。返沪后,心犹不甘,决计撰此文替魏延辩冤。

 

  军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

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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