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代奸雄曹操
- 2016-12-12 11:50
- 三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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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
《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许邵的内心是矛盾的,虽然鄙薄操之为人,却又不敢得罪对方,一句“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真是高明得体,这也是全书描写曹操的一个纲。作者的意图是把曹操放在汉室正统的对立面,令其扮演奸相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平定北方之功绩,所以,《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复杂是曹操,最难理解的人物也是曹操。无论怎样,曹操特有的人格魅力是无法掩盖的,演义如此,历史亦如此,这里仅就其具备的领袖气质做一些探讨。
笔者认为,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
一.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魄力:
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夡,莫敢犯者。(《三国志·武帝纪注》)
换了别人,考虑到蹇硕的权势,恐怕也就算了,曹操则不然,其果决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再来看看官渡之战中曹操是怎么扭转局面的:
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合、高览攻曹洪。合等闻琼破,遂来降。绍觽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三国志·武帝纪》)
许攸献劫粮之计,这时“左右疑之”,曹操却敢于一博,亲自前往。乍看去,曹操把全军成败系于来投的敌将,实为孤注一掷,与赌徒无异,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了:“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觽少粮尽,士卒疲乏。”(《三国志·武帝纪》)可见若不用许攸之计,等于坐而待毙,与其这样,倒不如赌上一把,尚有取胜的机会。从这件事情中,足见曹操当机立断决策之明,比之优柔寡断的袁绍,高下立分。
二.所谓文如其人,从“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豁达自信的曹操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雄姿英发。曹操的这一性格本身并无特别之处,难得的是往往在逆境中凸现出来:
曹瞒传曰: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黙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三国志·武帝纪注》)
兵败之际,毫无颓态,反而大笑,不愧为一代枭雄!可以想象,当时军心低落,主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士兵能否振作起来。一声大笑,一番狂语,有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堆篝火,不仅会给将士们带来温暖,还能够鼓舞士气,这才是优秀主帅的风范。再有,官渡之战结束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三国志·武帝纪》)此事堪称中国权术史上的经典一幕,仔细想想,这一招实在是高明:若追究下去,难免造成人心惶惶,对于大战方息的曹操军团来说,内耗无异于自取灭亡;若既往不咎,小可收买人心,大可稳定局面,一举两得。可见曹操的头脑是很冷静的,狭隘之辈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如此魄力从哪里来?还是要归功于他的豁达自信。
三.三国时期的军阀用人问题非常复杂,足够写一篇论文来探讨了,单就曹操而言,他充分做到了知人善任。史言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魏书》)孙权谓操:“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诸葛谨传》)下面举例说明之: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匆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朝,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三国志·张辽传》)
史家对曹操的教令颇为赞赏,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由上可知,操是善于用将的。此外,曹操还能够因才授职。建安元年,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后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据《三国志·任峻传》记载:“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至于象郭嘉、荀彧等这样的卓越文臣,曹操更是招用有术,不复赘言。
三分局面形成以后,曹操多有剪除异己、兔死狗烹之举,这是为子孙代汉做准备。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对操也就不必苛求了。
曹魏人才云集,为三国时期之最,这与曹操的个人魅力有一定关系,包括领袖气质。以上我们探讨了曹操领袖气质体现的三个方面,最后以一首词来结束本文: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刘备与曹操《三国演义》里介绍刘备是这样说的:“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喜怒不形于色(这句话最是重要),素有大志(幼时已经说“我为天子”)专好结交天下豪杰(这正是刘备的最大本钱)”,这几句话实是将刘备为人解说得淋漓尽致了。刘备幼时已经有“我为天子”的野心,以至于日后再三侵吞宗室益州刘璋,荆州刘表的领土,然后在三分天下大势已分的情况下称帝于蜀,比起在加九锡封魏公后并没有废帝自立的曹操,狼子野心真是昭然若揭。
刘备之所以被认为“宽仁有度,深得人心”,一方面由于他的出身是王室之胄,所以“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喜怒不形于色”,把野心藏得极为隐秘,表面当然是假仁假义。譬如刘备素有“为天子”的大志,却在桃园三结义中发誓:上报国家,下安黎遮。骗得忠义的关羽和张飞为他卖命,张飞是个莽汉混球,被骗当然是意料中事。关羽却是有勇有谋,这就更显出刘备的奸诈本领了。刘备的奸诈还表现在“煮酒论英雄”事件中,当曹操指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刘备惊得连手中筷子也掉在地上,却将缘故推在响雷上,说是随机应变,原也无可厚非,但当时刘备却是在依附曹操,受人恩惠而背后密谋造反,奸诈至此,可见一斑。若说曹操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贼,造反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对于与曹操作对的袁绍,甚至同样是汉室帝胄的刘表刘璋,刘备同样是心怀鬼胎。在这个时候显然“我为天子”的野心占了上风,亲情早就被抛诸脑后了。在新野长阪坡之战中,刘备为了显示其假仁假义,随同数十万百姓逃亡,但是当敌军逼近时却抛妻弃子独自逃命,难道这可以说明其“宽仁”吗?
刘备的奸诈突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临终前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一向忠于汉朝正统,这种忠心在前后《出师表》里历历在目,刘备临死前还要试探恐吓,可见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已经炉火纯青了。
曹操三国人物里曹操可说是最为杰出的一个,也是少数的集军事政治文学于一身的袅雄。他的诗歌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然而这里我所要谈的,却是他的仁义。
曹操的仁义首先表现在对遭受董卓之乱的献帝加以援手,虽后来落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坏名声,但在当时却算是维护了汉室正统的威严。徐州之战,曹操打败刘备,却对刘备的妻子和兄弟礼遇有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曹操都没有怪罪,后来还特别派张辽传旨放行。倘若曹操有意留难,就没有后来的“水淹七军败走麦城”的故事了。对敌人尚且如此仁义,更惶论对其他人了。
最使我感动的却是蔡文姬事件。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蔡文姬在李傕之乱里被匈奴掠去后流亡胡地,曾作《胡笳十八拍》来表达自己的悲惨身世。一个弱女子,在异地里身不由己,幸亏曹操用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回来,并让她嫁给校尉董祀,曹操对老朋友的照顾,可说是”惠及后人”了。数年之后,董祀作乱,罪应致死。曹操看在蔡文姬的份上,赦免了他,足见曹操的仁义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涛,乃是蜀将陈式的儿子,在撰写这本书时,虽在晋朝,但总不免有往老祖宗脸上贴金的嫌疑。《三国演义》则大体上是按照《三国志>>写的,差误原是极多,再加上罗贯中的一再发挥,能从中略窥历史原来面貌的,就只有一二分。至于刘备和曹操的行径,古时就有论断,并非是时新的东西,原称不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