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到北宋的政治变迁

　　后人论及北宋一朝，对其机构臃肿、官吏繁冗的现象颇多微词，认为这是造成北宋国是不振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的产生虽然与宋廷的职掌设计有关，但若细究其因，宋初的“臣僚分权”体制是汲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它有其合理的因素和值得肯定之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权体制确实发挥了抑制权力恶性膨胀、恢复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至于北宋最终亡于异族，实际是由于徽宗朝的腐败，以及赵佶本人破坏了宋初以来的分权体制的约束所致。

　　“五代十国”的乱象

　　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是继春秋战国、三国以及南北朝之后，中国的再一次大分裂时期，其时间跨度从后梁的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得七年（960年），共计五十四年。这期间政权内部乱、分裂多、政变多、兵变多，无休无止的杀伐、背叛和阴谋，可谓是“五代十国”的一大特色。朱温取唐而代之，建立梁政权（史称后梁）后，与其劲敌晋王李克用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而他本人在国柄未稳之时却淫乱无度，诸子媳妇及大臣女眷，都是他发泄淫欲的对象，皇位继承权的许诺也成为他淫子妻女的交换筹码。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乾化二年（912年），朱温被他立嗣无望的儿子郢王朱友珪杀害，由此后梁内乱。李存勖乘乱取便，于龙德三年（923年）灭后梁而建唐（史称后唐），但不久这位风流倜傥的乱世英主便开始放纵，用宦官、宠伶人、无视太子杀名臣，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被其父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所杀，李嗣源即位是为唐明宗，明宗到是一位爱惜民力、很有作为的君主，可是由于他得位不正，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蜀地割据一方，自立为王（史称后蜀）。明宗晚年，他的次子李从荣乘父病危发动兵变，虽然被镇丶压，但由此开启了皇室争位的先例。明宗死后李从厚即位（唐愍帝），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发动政变将其赶下台，自登大统（唐废帝），接着他为了削夺石敬瑭的权力，又与其发生了冲突，而石敬瑭为了能够“黄袍加身”，消灭李从珂，居然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将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于契丹（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自此北方险要之地落入契丹人之手，以至遗患后世。石敬瑭在耶律德光的帮助下，最终灭后唐，于长兴七年（936年）建立了晋政权（史称后晋），圆了他的“儿皇帝”的梦，怎奈如此皇帝处处受制于人，石敬瑭不久便抑郁而终。其子石重贵（晋出帝）无法忍受契丹人的侮辱，于是晋辽关系恶化，耶律德光兴师问罪，发兵攻晋。战争的头两年，晋军多次大胜，辽军极其被动，后来晋军大将杜重威想依靠辽国的支持，实现称帝的野心，率所部投降，辽军由此反败为胜，石重贵终为耶律德光所俘，后晋灭亡。辽军进入中原后，任意掠夺和杀戮的行为，激起了民众和各路军队的反抗，耶律德光自感无力驾御中原，遂引兵北归。接着，晋太原将领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登位称帝，并进军开封建立了汉政权（史称后汉）。刘知远于登基后的第二年去世，其子刘承佑（汉隐帝）即位不久，便以议事为名诱杀了杨邠、史鸿肇、王章等朝廷元老重臣，并诛杀了郭威在京的所有家属，刘承佑的妄为，终于激反戍守邺都的郭威，于是，郭威起兵反汉杀回开封，于乾佑三年（950年）登上皇位，建国号大周（史称后周）。后周建立伊始便显示了与前朝不同的清明气象，周太祖郭威虽起于寒微，但却表现出老练成熟的政丶治家素养，为了改变长久以来军人乱政的现象，他大力起用有识之士，以求壮大国力，对治下的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修养”的政策，在对待朝中大臣的态度上，也不失为一个宽容敦厚的君主。其子周世宗柴荣（即郭荣）更是雄心不已，即位之初便立下宏愿，欲图奋先君之余烈，振长鞭而御海内，怎奈天不假年，中道崩殂，而他视为股肱的宰相王朴又先他而去。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国无长君，朝无重臣的情况下，发动“陈桥兵变”，取周而代之宋。

　　政治制度的建设

　　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 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 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宋神 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 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 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 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 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 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时，改左、右仆射 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哲宗元□时,设 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 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 韩□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 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 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宋朝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枢 密院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其 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 枢密院事等。

　　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 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宋 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 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 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 总领。

　　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 主管财政。宋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 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 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 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 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 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三省六部，即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以及吏、户、 礼、兵、刑、工等六部。北宋前期,三省的名誉长官“门 下侍中”、“中书令”和“尚书令”,也极少委任过,而 另外各委派一名官员判本省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也各 另派官员一人至二人判本部事，本官不管本职，而且新 设一些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职权。如审官院代行吏 部考校京朝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 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 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宋神宗改革官制， 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 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 级制（见府、州、军、监）。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 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 的辖区，在州、县之上（见两宋路制）。宋神宗元丰八 年(1085)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 各路皆置转运使和 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 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 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 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 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 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 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 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 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 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人心的教化

　　北宋的重建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的完善，为了使天下人归心于新生的政权，宋朝的统治者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道德伦理，力求改变自五代以来已被逐渐淡化的道德观念。在宋人看来，唐是一个没有纲纪、不讲道德的朝代，唐朝的动乱与唐人“无君之心”相关。《邵氏见闻录》中记载的一件事情，很能反应宋朝统治者的这种心理：“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之事，盖坐而论道之意。艺（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由此可见，宋太祖希望以此立君臣之纲纪。在宋统治者的倡导下，“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了。

　　其次，为了防止宗亲乱政的现象在本朝重演，宋廷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立祖宗家法，在宗室子弟读书的地方“张《孝经》图，出入观览”外，还先后颁行了《宗室座右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政策性文书，以在制度上对宗亲加以防范。此外，宋廷还采取“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实亡……”的方法，使宗亲“养以丰禄高爵，而不使招权擅事。”宋廷采取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显著的，哲宗朝的宰相

吕大防就曾说过：“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第三，在大臣中倡导“忠义之气”。开国伊始，宋太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并制定了一条“誓不斩大臣、言官”的基本国策。太祖在防范宗亲的同时，却将分权体制下的文臣视为赵宋王朝的依托，太祖就曾对群臣说过：“天下朕与卿等共治之”。而宋朝的大臣也常以天下为己任，如，赵普为相时，“刚毅果断，未有其比”，他几次上书要求起用某官，却始终被太祖驳回，甚至将其奏章撕毁，负气道：“朕坚决不予升，你能如何”，赵普的回答也很坚决：“刑赏是天下共有的，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岂能一人专有”，最后太祖只得应允；范仲淹曾因为请求太后归政以及针砭时弊而“三黜三光”，但他却因此而名动天下，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更是其真实人格的写照；唐介在谏疏仁宗，阻止他任用外戚时声称：“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这样例子在宋朝很多，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记载，绍兴年间，国势艰难之日而高宗的苟安政策，使群情激奋，有朝臣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这恐怕是与现代的天下观最为接近的早期言论了。

　　正是因为国家有制度，朝中有敢言之臣，再加之道德舆论的压力，才使得皇亲国戚有所顾忌和约束，如，刘太后在方仲弓“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时，迫于舆情不得不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之事”等，这些都是“制止得其道”、有制度可依的使然，而绝非一二忠臣的人力所能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