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为何灭佛

　　唐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武宗生于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一日，本名李瀍，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

武宗即位的过程，正是文宗即位的重演。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普为嗣，不幸的是晋王普于太和二年（828）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文宗的杨妃不满意太子永，一直谋求废掉他，因为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也抑郁成疾。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一病不起了。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这就是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这年，已是27岁。多年来他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武宗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仇士良等人因有拥立之功，在朝廷上很是跋扈，他们见皇帝十分信任李德裕，便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却被武宗巧妙地化解了。会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曾经对这些人有过一段绝妙的表白。仇士良说：“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一句话吗？”众人唯唯诺诺。他说：“天子不可令闲暇，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就会减少玩乐、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为诸君考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极尽侈靡，就越会使天子喜悦，他就越不知道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一席话，使众人心服口服。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只是，他的办法对武宗似乎不是很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李炎为何灭佛？

　　一、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

　　笔者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其深层次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存在着矛盾，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被佛门收留。武宗之所以毁灭佛教，一方面是为了追杀宣宗，另一方面是对保护宣宗的佛门泄恨。唐宣宗在朝野内外颇有声誉，武宗一直将其视为劲敌，对其百般迫害。宣宗被迫逃出宫中，隐身于佛门之中。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多加盘查，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因此，宣宗在即位之后，立即大兴佛教，以报答佛教对自己的大恩。

　　这种说法提出后，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宣宗出家为僧的之事，其实根本是无稽之谈。武宗并不是在会昌元年突然间转变对佛教的态度。会昌二年、会昌三年对僧尼的勘问并不是对宣宗的搜捕。因为宣宗当时32岁，武宗如果想抓住他只要对30多岁的僧人查问即可，没有必要兴师动众。

　　二、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武宗灭佛是佛道相争的结果。唐高祖李渊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将道教立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极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在藩邸之时就崇尚道教，迷信道教长生之术，与许多道士走得很近，曾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秋召赵归真等81人入宫，大建宫观，修“金篆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篆。武宗登基后，信任道士赵归真，为求长生不老而修习。赵归真宣称佛道不能两立，佛教的存在影响道家的修炼结果。武宗信以为真，认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炼成仙的障碍。当时的道士还到处散布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道士们对武宗解释说这条谶语暗示佛门中人将登上天子的宝座，这里的“十八子”与“李”相合，而黑衣人则是当时僧尼的标志，将矛头指向佛教。

　　更有道士赵归真利用武宗对自己的信任，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认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蠧耗生灵”。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赵归真还向武宗推荐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这些人都煽动武宗灭佛。在积毁销骨之下，武宗下定了灭佛的决心，灭佛的措施也越来越严酷。

　　三、唐朝的经济问题是灭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武宗灭佛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义理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家和道家并称于世。初唐时期，全国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成为社会的一大负担。唐太宗、武则天等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的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宰相狄仁杰上疏言道，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的过分扩张已经严重损害到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到了唐肃宗和唐代宗统治时期，寺院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掌握着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

　　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发展。敬宗尽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胀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李德裕大力主张灭佛，认为武宗此举“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实际上，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扩张的必然结果。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主张佛教与朝廷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历代许多士大夫严厉抨击佛教耗财蠢国，却从未得到帝王的重视。在武宗之前，唐朝的君主多崇信佛教。如果武宗灭佛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沉溺于道教。

　　四、唐朝的政治问题是灭佛的重要原因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

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基于这个前提，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使社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前者重生，后者重死，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

　　总之，关于唐武宗为何大举灭佛，一向众说纷纭，未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