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问题

　　一

　　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学术方法上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创新亦可谓“于斯为盛”。但对这38年学术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自梁启超、钱穆的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有关民国学术的研究，至今尚未有宏观、系统之作；而从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层面来凸显这一时期学术建树的成果则几近阙如。就学术方法而言，目前的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第一，个案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对实证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的研究多，而对义理阐释方法、直觉体悟方法以及其他学术方法研究的少；对王国维、顾颉刚、胡适、冯友兰等人的方法研究多，对其他学人的方法研究少。第二，从学术方法引进层面研究的多，从中西学术方法融合创新层面研究的少。目前学术界除了注意到西方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方法之间异同关系的研究外，对其他方法的中西比较并上升到融合创新层面研究的还相当少；至于各方法论之间的彼此渗透和影响的研究则几乎没有。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学术、知识与方法交替演进的进程。所以，对学术方法论的研究，就成为自古至今中西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最早创立了系统的方法论(《工具论》)和关于科学研究方法及原则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近代实证科学的鼻祖弗·培根著就了《新工具》，提出了完整的归纳方法体系；笛卡儿撰写了《方法谈》，回答如何运用理性的方法问题；黑格尔创作了《逻辑学》，建立起系统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创建起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进化论的创建者达尔文在强调和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还广泛运用了归纳法、演绎法、实验法、观察法、比较法、分类法等具体方法；当代著名的系统科学家贝塔朗菲非常强调方法的革新和创造，创建了具有广泛效应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他们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他们的方法和对方法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的儒、墨、道三家即有一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孔子的正名思想和方法，《易经》的丰富辩证法思想，即是儒学方法的基石；《墨辩》作为“平民的哲学，逻辑的大全”，包含了丰富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道家的丰富的形上思辨和辩证法思想方法，即是其学术方法的门径；后来传入中国的释家也有它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长达千余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汉学宋学之争，归根结底就是学术方法之争。与之相应，考据方法和义理方法便成为左右千余年中国学术传统的主流方法。由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造成学术思想上的挤压、禁锢，学派之间的方法之争便演变为学派之间的地位之争；辨言论理的学术方法便演变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1］似的武断和教条。所以秦汉以来，儒学独尊，独断盛行，萌芽于先秦的诸多科学方法如墨家的方法相继淹没；更兼以学术外部环境的恶劣和内部门户之争的剧烈，使得本来正当的学术研究走上一条如何寻求政治的庇护而“领袖群伦”的邪道。因此，对学术方法本身的反思和研究的缺失以及对已有方法向外界渗透的限制（如，科学的考据方法仅局限于经典文献的研究，而没有发展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就成为区别于西方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突出特色。这一特色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方法与方法论落后以及与之而来的学术萎缩、国力衰退。所以，清末民初以来的先进士人相继提出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开民智”等方案，都是切中时弊之后开出的救国“药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民国时期随着地理上封闭格局的打破，社会制度的转型，思想束缚的解放，学术上迎来了一个中西汇流、百家争胜、异彩纷呈的局面。而最根本的嬗变则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

　　在种种方法中，科学实证方法因其特有的自然科学背景和与传统考据方法的亲缘而凸显其不凡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则由于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学术上的需求而凸显其政治的、哲学的、学术方法的地位，诠释学方法和直觉方法则因为适合中国传统学术义理方法和直觉思维的口味并在理论上有所升华而为学者们所青睐。因此，一枝独秀的科学实证方法、异军突起的唯物辩证方法、枯树新芽的义理阐释方法和直觉方法构成了民国时期学术方法论的主流。

　　方法先于思想，是引出思想的工具。民国学人对此都有高度的重视和自觉。王国维强调吸收西学注重逻辑的分析方法和注重思辨的综合方法，在学术研究上既能实证分析（Specification），又能理论概括（Generalization），从而使传统学术臻于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2］。梁启超认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3］“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4］“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5］有见于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史学的意义、范围、价值以及史料的鉴别考校方法等作了系统的诠释。胡适深感“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方法”，因而身体力行，极力传播和倡导实用主义，并且明确标举“实用主义只是个方法”，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冯友兰在估价西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的作用时指出：逻辑方法的传入是“真正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6］。由此他认为，重要的是这个方法，而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思想或观念。他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就是“新理学”中最富学术特色和价值的东西。民国时期，不独严复、胡适、冯友兰等人，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方法上都倾注了热情和自觉，都有自成一体的学术方法。这就是整个民国学术最有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三

　　社会转型、学术兴盛、方法创新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国社会变迁、文化更替、风气转移的“贞下起元”之际，旧的由衰而亡、新的由孕而生。民国学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古今中西新旧融合创新的破壳脱茧的历史进程。而学术方法上的东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则无疑是推进这一学术进程的内在动力和代表这一学术进程的显著特征。

　　（一） 从社会转型与学术创新看。民国时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吹响了救亡的主调，民族的觉醒激发了观念的更新，主体和工具理性的极度张扬，开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主义、思潮踏浪而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路高歌，科玄论战、本位文化论战、社会史论战震地啸天，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史学革命（新史学）、佛学革命（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响彻寰宇。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的演进携手并进，揭开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这一崭新学术局面的形成，一是归因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转型，一是归因于学术上纵向（古今）和横向（中外）的融合创新。

　　（二）从西学东渐与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看。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前后，西方近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种种主义和方法经由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构成学术多元、文化繁荣的空前盛况。与多种学术输入、传播并存的是多种方法论的采纳与运用。转型时期，西学东渐、传统的解构、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思维方式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与规模；反过来，西学东渐则加速了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和新学术范式的确立。其标志是：新的话语模式的确立、新的思维模式的确立、新的学术精神和方法的确立。

　　（三）从民国时期的主要学术方法及其特点看。民国时期学术的特点是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融合与创新，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融合而成科学实证方法；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的融合而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融合而成直觉方法。其中，科学实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

　　（四）从科学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看。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传入后，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普遍的。就学者而言，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传统学术藉此机缘也勃发了生机：墨学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乾嘉考据学再度风行；冯友兰、金岳霖融会中西、推陈出新，构建起完整的学术体系；王国维、陈寅恪等兼用实证方法和传统考据方法，在各自学术领域作出了足以骄人的成就。

　　（五）从义理阐释方法与民国学术看。义理阐释方法是富于理论色彩的西方诠释学方法与富于实践色彩的中国义理方法的融合和创新。这一方法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和双向回流的思维方式解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这一方法全方位地拓宽了民国学人的视野，扫除了学术创新中的障碍，促进了中西古今学术在新的层面和广泛的范围内的相互解读和诠释。

　　四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中西文化方面盛行“中体西用”论，但从民国学术的实际而言，中西文化的交汇渗透与发展只有融合与创新的问题，不存在谁体谁用的问题。本土、异域文化相接，从积极方面说，则有一引进、消化、融合、创新的过程；从消极方面说则有一排斥碰撞和被迫吸纳的过程。民国时期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引进是积极主动的，是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融合、创新。因为：第一，中西学术及方法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第二，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都学贯中西、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宏大的学术抱负。就方法与方法论内部而言，也有一个彼此关联、融合打通的问题。

　　首先，就学者而言，民国学者对学术方法论的融合与创新是相当重视和自觉的。王国维一方面批评今古汉宋相仇、家法门户壁立的传统学术与方法，一方面倡导“学无中西新旧”的“能动化合”说；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合、共摄互进是人类文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学术创新发展的必由之途。可见，王国维“学无中西新旧”的博洽态度、“求实”“会通”的治学精神、“颇开一生面”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成就一代大师巨子的方法和门径。严复、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融合中西文化、创新本土文化并构建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方面，都作出了相应的努力。严复和胡适看到了乾嘉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一致的一面，也看到了它的缺陷，并试图加以弥补。冯友兰、金岳霖摆脱了文化上的情绪化的对峙，尝试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冯友兰一方面以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方法来重建程朱理学，把宋明理学发展为“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新理学；一方面批评维也纳学派“拒斥形上学”的作法，认为“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并指明真正形上学的两种方法：“正底方法”和“负底方法”。金岳霖一方面以实证主义方法构建其认识论体系——《知识论》；一方面构建起与程朱理学紧密相连而为维也纳学派所排斥的形上学体系 ——《论道》。他们的学术风格和方法无疑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

　　其次，就中西学术方法的关系而言。从本质上讲就是引进与融合创新的问题。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是它种文化传入的前提条件，而它种文化的传入则必然导致传统学术文化的蜕变、转型。余英时曾经指出：“关于西方的方法学治中国学问一层，我想清末以来的学者人人都受到它的影响，不过所谓‘西方方法学’之说，仍嫌太空泛。学术千门万户，不能有一种统一的方法。有些地方，中国的旧方法和西方的新方法也尽可相通。”“有些新的理论如诠释学（Hermeneutics）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互相沟通。”［7］训诂考据的着眼点是“物”，清儒所谓由群经以通一经，也不过是群经间之“物”的相互比较、鉴别。义理推阐的着眼点则在“意”，即揭示文本隐藏的义理和意义。中国传统学术的这两种方法与西方学术的实证方法和诠释方法在学理上存在着一种先天的亲缘关系，如果说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接近而能打通为一方法的话；那么，传统的推阐义理的方法则与西方诠释学方法也可以融合而为一崭新的方法。事实上，民国时期的“科学实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以及“唯物辩证方法”、“直觉方法”等就是在中西方法基础上融合而成的。

　　再次，就方法与方法论内部而言，也有一个彼此关联、融合打通的问题。例如，实证方法与义理阐释方法虽然各具功能、各有偏重，但在具体研究运用中又是彼此依赖、相互打通的；实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也有相通之处，唯物史观本身起源于维科的《新科学》［8］，与实证方法一样，都以归纳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直觉方法与本体诠释学方法更有相通之处，二者都是在诘难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所运用的方法都倚重内省、体验、理解和解释，二者都以现象学方法为基础，而且与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和先验还原方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由于方法论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重叠性、融通互补性，所以，许多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实践过程中，往往同时使用多种方法。例如，陈寅恪就比较典型地使用科学实证方法和义理阐释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冯友兰则公开标举自己的方法为“正的方法”（逻辑实证方法）和“负的方法”（直觉方法）；侯外庐则是以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并在二者圆融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思想通史》的创作的。如此例证，不胜枚举。

　　总之，方法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的。民国学术方法反映的正是这种日新月异、融合创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