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之特色

　　自南宋以后，环境优美、财赋丰腴的浙东地区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史学。浙东史学分永嘉、金华两派，分别由永嘉的周行己、郑百熊和金华的吕祖谦、陈亮开创。金华一派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大史学家王应麟出现，稍后又有胡三省出。元明两代，浙东史学虽趋式微，但其统不绝。至清初黄宗羲出，浙东史学又蓬勃振兴，下开宁波万斯同、全祖望与绍兴章学诚、余姚邵晋涵的史学。数百年间，师教乡习，濡染成风，前后相望，若脉可寻，于是中国历史上的浙东史学派出现。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史学派，也是延续时间最久的史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浙东史学以其鲜明的特色占有一非常重要的地位。

　　纯真的精神。黄宗羲于明亡以后，栖身浙东，自以孤臣之泪，无补于故国之亡，因搜集南明经营恢复的事迹，成《行朝录》九种；另有《赐姓始末》一种，为记述郑成功的大节，许其以一旅存故国的衣冠；而《南雷文约》、《南雷文案》、《南雷文定》诸集，尤为保存明末历史的总汇。他在《南雷文定》凡例中云：“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乡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由此可知，黄宗羲文集中所载叙事之文，旨在备史事之缺，亦即存留明末亡国大夫的历史。时值新朝势力薰天之日，如此存留历史，自然要冒生命的危险。而冒死为历史存真，岂不就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向现实屈服的纯真精神？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衣钵弟子，于康熙十八年奉师命参与修明史，隐忍史局二十年，其目的也是为存有明一代的历史。正如他向故友刘坊吐露心声云：“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来，迄今廿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明亡清兴，是历史上的一大变局。历史的真相，最易在此朝代更易之际失去。此时若无史学家据实以书，则蹈海乘桴者的英灵，将存在于虚无飘渺之间，史学上的缺陷，孰大于此？黄宗羲冒万险以存明末的历史，万斯同隐忍数十年以存有明三百年的历史，千古罕有其比，这是史学上极为珍贵的精神。

　　博大的思想。中国有学术思想史，自黄宗羲写《明儒学案》、《元儒学案》、《宋儒学案》始。这是史学上的大创作，西方近代流行的intellec tualhistory若相呼应。黄宗羲为史学家，也是理学家。宋元明三代的学术思想，主要为理学，因此他最有资格撰写宋元明三代的学术思想。《明儒学案》写成于康熙十五年，《元儒学案》、《宋儒学案》则未及成书而人已谢世。就《明儒学案》而言，他对于明代的学术思想，最有阐扬及保存之功。“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所未发。” 《明儒学案发凡》 其对于明代理学的真知与表扬，为他人所不及。明代理学得此书而大明，无怪被叹为“明室数百岁之书”了 《南雷文定》四案卷1 。进一步值得称道者，为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时所具有的兼容并蓄的精神。他能广泛容纳明代各学派，给予以相当的位置，不受其本身学派立场的影响。正如《明儒学案发凡》所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之所以能容纳各学派，自有其学术理论上的基础，这就是他所谓的“一本而万殊”。他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所以，他对“浅深各得，醇疵互见”的各家学说都搜罗无遗，尽力将其宗旨和盘托出。这无疑是撰写学术思想史最客观的方法，千秋不能易。

　　表章气节，发明幽隐。浙东史学家以纯真的精神，撰写近世当代之史，尤其表现在表章气节、发明幽隐上。黄宗羲在《南雷文约》、《南雷文案》、《南雷文定》中所载叙事之文，绝大部分为墓志铭、神道碑铭、墓碑、墓表、圹志、行述、事略、哀辞、传记、寿序等，皆为存历史，而非以炫辞章，其意盖以碑传为史传。故凡桑海之交，奇节异行之士，皆悯其名节即将泯灭而思以残墨存留之。所以对于慷慨殉国，大节可与日月争光者，首先汲汲表章；对于守节的遗民，也为之发明沉屈。雍、乾间私淑宗羲的全祖望所著《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其主要的目的，也是在表章气节，发明幽隐。大节凛凛，像钱肃乐、张煌言、王翔、顾炎武、黄宗羲辈，皆为之作碑铭墓表，洋洋洒洒，读其文而令人思其人。即出自学校韦布之徒，若所谓六狂生、五君子者，亦为之作状，发明沉屈，以慰其重泉之恨。歌妓有气节者，亦表章之。对当代的廉吏以及仗义好古之士，亦不忍听其泯没。需要指出的是，其时文网正密，偶表前朝，即膺显戮，致使士大夫皆缄口沉默，噤若寒蝉。黄宗羲、全祖望辈敢犯天下之大不韪，毅然言天下所不敢言，可谓已尽史学家之责。

　　博罗文献，寻求史义。浙东史学家自南宋起，即重视文献。如万斯同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默识暗诵，未尝有一言一事之遗。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诸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至全祖望，尤现浙东史学家博罗文献的精神。他感伤明亡以后，文献以忌讳凋零脱落，故积极搜访明末人物的遗集，无微不至，有求之几二十年者，得之则为之狂喜，视若球璧。一切忌讳，皆置度外。至乾嘉时代，邵晋涵好治晚明文献，于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王鲁王本末，从容谈论，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章学诚醉心修方志，亦有黄全文献学的色彩。

　　可见重视文献为浙东史学一贯的传统。而寻求史义，则为浙东史学的最大创新，亦为中国史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以撰写《文史通义》一书而驰名近代的章学诚，其史学的重心所在，就是寻求史义。他曾屡次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事实上，以词采为文，以考据为学，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史学家的任务，尚未达成，还须别识心裁，于事文之外，寻求史义，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史学上的最高境界。值身四库馆中的邵晋涵所作《史记》、《后汉书》、《魏书》、《周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记》七部史书的提要，极具史识，举凡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之大者，皆淋漓发挥之。约而言之，章学诚是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大家，其寻求史义，最现其卓识。邵晋涵与之相呼应，浙东史学，遂现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