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下）

　　四、民族关系的发展

　　西汉时期，随着封建国家的日益富强，国家的统治逐步深入到边疆的民族地区。边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也在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些情况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1、匈奴

　　西汉前期，对匈奴实行羁縻政策，主要是汉匈“和亲”政策；可是这时的匈奴一再南侵，曾火烧汉之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迫使文、景二帝一面继续执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一面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准备反击匈奴。

　　汉匈战争 汉武帝即位以后，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元朔元年（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十年中，共有大战三次。第一次大战是在元朔二年。这年，匈奴以二万骑入侵，杀汉辽西太守。汉使将军卫青以三万骑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设朔方、五原郡，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威胁。第二次大战是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由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北击匈奴，出陇西、北地，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夺得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汉在这里设置了酒泉、武威，后又增置张掖、敦煌，为河西四郡。匈奴退出河西走廊，编了一首怀恋河西的歌曲，词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夺得河西走廊，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又为汉通西域开辟了重要通道。

　　第三次大战是在元狩四年（前119 年）。匈奴各以数万骑入侵右北平和定襄郡，杀略惨重。武帝以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各将骑五万，步兵数十万，另有志愿从征者四万匹马，粮食辎重还不计在内。卫青大破单于军，北至寘（tián田）颜山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南）而还。霍去病出代郡二千余里，大破左贤王军，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临翰海（今呼伦湖与贝尔湖）而还。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昭君出塞 汉匈战争，汉损失士卒数万人，马十余万匹，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匈奴也损失惨重，后分裂为五部，互相攻杀。其中的一部首领为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南徙于长城一带，要求与汉和亲。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汉元帝以宫人王嫱（qiáng墙，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yān zhì烟支，单于妻）；元帝亦改年号为“竟宁”。汉、匈从此友好相处。王昭君在中原的兄弟和她在匈奴生的子女及其后裔，有三代人在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而工作。汉、匈在四十多年间没有发生战争。直到东汉初年，王昭君的弟弟还以和亲侯身份代表东汉政府出使匈奴。匈奴的其他各部有的仍居漠北，与汉亦有往来；有的向西迁徙，到今新疆北部和中亚一带。

　　汉、匈在战争间歇之时，一直有互市关系。“昭君出塞”后，汉、匈关系密切，促进了匈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今包头市附近出土的“单于和亲”砖，文曰：“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可能是这一时期的遗物。在匈奴地区出土的很多汉制丝织品、汉式铜鼎、铁剑、漆器、陶器等与匈奴的“鄂尔多斯”式的文化，如蝴蝶展翼状短剑、弧背铜刀、透雕动物形象的铜饰牌等共存，这也证明了汉、匈民族和睦相处与文化交流的情况。

　　2、西域

　　西域三十六国 西域一词是我国古代对西部疆域的泛用名称。西汉初年，西域的概念主要是指今天的南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

　　东则接汉，阨（è饿）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里沙漠很多，土地很少，人们居于河流灌注的绿洲上，共有三十六国。绿洲大则国大，绿洲小则国小，大国二、三万人，最大的龟兹（qiū cí丘词）有八万人；小国数千人，最小的依耐只有六百七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被称为城郭国家；随畜牧逐水草而居的，没有定处。西汉末年，分为五十余国。

　　西汉中期，人们对于西域的地域概念扩大，已包括了北疆和中亚、西亚、南亚等地。

　　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即位，就准备反击匈奴。他为了争取联合力量，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zhī支）。大月氏原居于今敦煌、祁连之间，文帝时期，为匈奴所破，西徙妫（guī圭）水（今阿姆河）流域，重建国家。张骞出使大月氏的目的，是约大月氏与汉联合，东西两面夹击匈奴，胜利后可回归河西故地。张骞在路上为匈奴所虏，匈奴以女嫁张骞，诱使他投降。张骞忠贞不屈，在匈奴十余年，后乘机西逃，经大宛（yūan冤，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到大月氏。大月氏因老王已被匈奴杀死，新王满足于现有的生产、生活；又与汉相距太远，不愿共击匈奴，亦不愿再回故地。张骞等了一年多，没有结果，就沿南山（今昆仑山）东归，路上又为匈奴扣留。次年（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又逃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历尽千辛万苦，同行者一百余人，回到长安时，只剩了他与匈奴侍从堂邑父两人。他的匈奴妻子也到了长安。张骞在西域时，曾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至印度河流域）等国，还了解到旁边有五、六个大国。大宛的东北有乌孙，大月氏之西有安息（今伊朗），再西有条枝（今伊拉克），康居的西北有奄蔡等。他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地理、物产、风俗等情况做了较详细的了解，回国后，报告了武帝。这是中国对今新疆和中亚、西亚等地有具体了解的开始。张骞的西域之行，扩大了两千年前中国人的世界视野，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拜他为太中大夫，拜堂邑父为奉使君。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乌孙原居于今敦煌、祁连之间，与大月氏为邻。西汉初，为大月氏所破，西徙伊列水（今伊犁河）流域建国，人口约六十三万人。汉约乌孙在击败匈奴后，可迁回故地。张骞以中郎将出使，带有金币帛等值钱千亿，同行的持节副使和随行人员共有三百余人，每人有马二匹，驱带牛羊以万数。张骞至乌孙，乌孙王年老，又因其国临近匈奴，受匈奴的威胁严重，不敢与汉联合。张骞没有得到结果，乌孙派使者数十人陪他回长安，赠给汉武帝良马数十匹。张骞的副使们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臣陪同，相继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酒泉（今属甘肃）、武威（今民勤东北）、张掖（今张掖西北）、敦煌（今敦煌西）四郡。元封六年（前105年），与乌孙和亲，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为右夫人。细君死，汉又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以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为公主续嫁。解忧和侍者冯嫽（liáo寮）在乌孙五十年，巩固、发展了汉与乌孙的关系，还做了许多争取西域各国之事。冯嫽被西域各国尊称为冯夫人。在解忧到乌孙这年，汉军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多倾向汉朝。汉武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附近）置使者校尉，又在渠犁）今尉犁县西）屯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又控制了西域北道。从这时起，汉改使者校尉为西域都护，仍驻乌垒城。自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的疆域，归西域都护统辖。

　　丝绸之路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以后，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共有两条道路：一条出阳关，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shā沙）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肩，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这就是著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汉朝遣使者至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等国，在一年中，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一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都携带金币帛等。近的，要二、三年，远的要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

　　当时运往中亚、欧洲的商品，有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等，铸铁和凿井技术也在这时西传。西方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有良马、橐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

　　3、两越

　　东越 东越分为闽越和东瓯两国。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长安告急，汉武帝派兵救东瓯，闽越退兵。东瓯请求内迁，武帝迁东瓯人于江、淮之间。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又进攻南越，南越也向长安告急，武帝出兵击闽越，闽越贵族杀了闽越王，又与汉对抗。武帝派陆海士卒进攻闽越，后亦迁闽越人于江、淮之间。

　　南越 武帝时，南越王婴齐的后为摎（liú流）氏，邯郸人，是他为太子在长安宿卫时娶的。婴齐死，摎氏子兴立，母子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丞相吕嘉反对内属，杀摎氏和南越王兴及汉使，另立婴齐的越妻之子建德为王，与汉对抗。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以楼船（水兵）十万人，分四路进攻南越。第二年，破番禺（今广州），俘吕嘉、建德等，以南越地置儋（dān单）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4、西南夷

　　西汉建立之初，因国力薄弱，曾一度放弃秦始皇在通西南夷的五尺之道附近设置的政区。虽是这样，西南夷与巴蜀之间的联系却在日益发展。汉武帝伐南越时，夜郎侯请求改夜郎为郡县。武帝以夜郎为犍（qián钳）为郡（今四川宜宾），封夜郎侯为王，赐王印。

　　张骞从西域归来，说在大夏见到蜀布和邛（qióng琼）竹杖，得知是从在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的蜀商买来的。又得知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在邛西二千里。他认为汉欲通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经河西，易为匈奴、羌人所阻。如自蜀通身毒，路既近，又无阻碍。这就是通向西南的丝绸之路。

　　武帝派出十余批人经略西南夷，寻求通身毒之路。但过滇而西，至今洱海附近，都为昆明夷所阻。武帝就以且（jū居）兰为牂牁郡（今贵州黄平），邛都为越巂（xī西）郡（今四川西昌），筰都为沈（chén臣）黎郡（今汉源东北），冉?（máng忙）为汶山郡（今茂汶县北），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西和），滇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颗汉式金印，文曰：“滇王之印”，证明了文献记载是可靠的。

　　5、朝鲜高句丽

　　朝鲜和高句（gōu勾）丽东西并列分布于鸭绿江南北。战国时期，属于燕国。秦和汉初，中原战乱，旧燕、齐、赵地区的人民逃入朝鲜的达数万口。汉武揭发帝曾在这里置玄菟、临屯、乐（lè勒）浪、真番（pān潘）四郡。这里受汉文化影响很大。

　　在今吉林、黑龙江及其以东以北地区，还有乌桓、鲜卑、夫余、挹娄等族，已与西汉王朝有政治或经济联系。

　　五、西汉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1、汉武帝政策的转变

　　土地与奴婢问题 西汉自文帝时开始，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至汉武帝时，情况已很严重。大量的农民失掉土地，到处流亡，沦为奴婢的人极多。这时已有人呼吁，说“土地”与“奴婢”问题是两个重大社会问题。可是起初，汉武帝对此很不重视，他征调大量的徭役在长安大造宫殿苑囿，真是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其他贵族官僚也是如此。如景帝之子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他还曾不知羞耻地对赵王彭祖说：“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他和其妻窦绾两墓都在今河北满城山崖中。1968年发掘时，出土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大量随葬品，还有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这样多而精美的器物都是剥削而来。

　　当时，汉朝正对匈奴进行长期的战争，还经略南越和西南夷，人力物力的消耗已很严重；再加统治阶级贪婪无厌，徭役频繁，赋税有增无已，更加剧了社会的危机。

　　流民起义 当时的破产农民，成群结队地逃亡各地。据元封四年（前107年）统计，当时的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余万口。流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各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南阳一带，以梅免、百政为首；楚一带以叚中（jiǎ zhòng假仲）、杜少为首；齐一带以徐勃为首；燕、赵之间以坚卢、范主为首。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自立名号，攻城夺邑，释放囚犯，捕杀守、令，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一再派中央重要官吏，衣绣衣，持节和虎符，发兵镇压农民起义，都未成功。武帝制定“沉命法”，自郡太守以下大小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可是农民起义已有燎原之势，郡守县令无力镇压，就欺瞒不报，起义更加发展。

　　轮台罪己诏 武帝的暴力镇压政策失败了，他感到问题很严重，需要改变政策。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年）以前，他就感到社会问题已很严重。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征和四年（前89 年），桑弘羊建议武帝在轮台以东扩大屯田，加派屯田卒，增置校尉领护。武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bèi倍），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此，汉武帝停止了对外的征伐，转向对内政的整顿，主要是实行“息民重农”政策。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田千秋和桑弘羊不同，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政治上不愿有所兴革，只想平安无事。这种作风符合武帝当时的思想。武帝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汉武帝的政策的改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会逐步安定下来，生产有所恢复发展。

　　昭帝和宣帝前期，霍光辅政，继续奉行武帝的这一政策，减少徭役和赋税；放弃酒榷政策，改归民营；又在首都长安和各郡县广置常平仓，控制物价；还“假民公田”，就是将国有土地出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不收租税。这些办法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所以史称“宣帝中兴”。至西汉末年，据官方统计，西汉王朝的本部（西域都护区除外），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有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已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

　　2、“限田”与“再受命”

　　西汉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还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

　　农民和铁官徒起义 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更加奢侈腐朽。元帝追求享乐，不问政事。成帝为自己前后造了两座坟墓，化了十五年时间，耗费民工以万万计。外戚王氏大造宅第，妻妾数百人，僮奴以千数。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强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民田，他卖给国家，得钱一亿多。官僚张禹有田地四百顷，都是泾、渭间灌溉方便的膏腴上田。可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更加困苦。《汉书·贡禹传》曰：“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zuó昨，揪）揪（草）杷土，手足胼胝（pián zhī便脂）。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穷则起为盗贼。”当时起义的，有农民，也有铁官徒。如从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至永始三年（前14年）的十五年间，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广大地区多次发生农民或铁官徒起义。其中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领导的起义，杀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转战十九个郡国。这些起义给予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限田之议 哀帝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的政策，史称“限田限奴婢之议”。办法是：“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这个办法制定之后，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限田”的政策未能实行。以后哀帝一次就赏给董贤田地二千顷，完全违背了“限田”政策的精神，“限田”之事再也无人提了。当时，鲍宣说，人民有七亡、七死，主要原因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酷吏殴杀”，“治狱深刻”等。当时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

　　“再受命”闹剧 西汉王朝的统治迫近于末日，此事不少人认为已无法挽救。于是，有些方士和儒生就用“五德终始”的理论来附会这一政治形势，并编造出了“汉运将终，当再受命”的说法，以为封建地主阶级需要另谋政治出路，实际就是说要改朝换代。起初，刘邦的子孙们对这一说法非常仇视，斥之为“邪说”，并把传布这一说法的人关押起来，或加杀害。可是到哀帝时，连哀帝本人也感到刘家的江山已岌岌可危，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再受命”上。

　　建平二年（俞5年），哀帝果真宣布“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为舜后，“刘”为尧后。哀帝自称“陈圣刘”，意为尧后禅位于舜后，这是应天之命。此闹剧演过两月，社会情况仍无好转，哀帝又自动取消了“再受命”之事。

　　3、王莽改制

　　汉哀帝“再受命”的闹剧收场后，汉家的天下已危机四伏。

　　王莽篡位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王家在西汉后期是重要外戚，有九人封侯，五人任大司马。王莽在王家亲族中是一位有才能的人。哀帝死，无子，王莽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立九岁小儿刘衎（kàn看）为帝，是为平帝，王莽以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

　　王莽比较注意个人品德，生活俭约。儿子王获杀死一个奴仆，他严厉斥责王获，并命王获自杀以偿命。他掌权不久，就铲除了罪大恶极的外戚、权臣董贤，改善了朝政。为救灾荒，他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在他带动下，官僚、豪家二百三十余人捐献田宅，用以救灾。他又废呼池苑（今甘肃华亭）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灾民可分得田宅、器具、耕牛、谷种、粮食等。他还扩大太学，广招太学生；网罗学有专长的士人有数千之多，安置在长安，给予优待。对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以及年老致仕（退休）的高官，都给予照顾。于是在他掌权不久，就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们的爱戴，希望他能有一番作为，以稳定社会秩序，保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社会安定，能够生活下去，对他也产生过一些幻想。

　　王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很重视，他很想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不过他的个人野心也是很严重的。他初辅政时，就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称“安汉公”。四年，称“宰衡”。五年，毒杀平帝，另立一个两岁小儿刘婴为帝，号“孺子”，史称孺子婴；自为“假皇帝”，实际和真皇帝一样。过了三年，他又废掉孺子婴，正式当了皇帝，改国号“新”，改元“始建国”。王莽“篡汉”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并不重要；但他的改革思想和谋取私利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是他的改革内容混乱而又不坚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王田、奴婢”政策——这项政策是王莽改制中的最主要的政策。他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准买卖。“王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没收其多余的部分，按一家百亩之数，分给九族乡党。废除奴婢制度，改奴婢之名称“私属”，即家众、家丁，以体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违令者治罪。

　　二、五均、六筦（guǎn管）—— 五均是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王莽改长安的东市令、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其下置交易丞，掌管平抑物价；又置钱府丞，掌管征收工商农桑之税和赊贷。贫民为谋生活向官家借贷，年利什一。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六筦是官府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樵采之税，五均、赊贷，共六事。

　　三、改革币制——王莽改革币制是由附会周景王铸大钱引起的。他铸有各种刀币，作为大钱。后因“劉（刘）字有金、刀”作偏旁，刀币犯忌，他又废刀币和五铢钱。另造二十八种货币，叫做二十八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钱货六品，布货十品。钱和布为同一物，即铜制。所以总称之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王莽共改革币制五次。

　　四、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王莽为了附会西周的官制，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凡十一公。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机构。又置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戍卫、皇帝的舆服等。改郡太守称卒正、连率或大尹等，县令、长称宰。又改变一些郡、县的划分和名称，有些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

　　五、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民族首领的封号——如改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改钩町王为钩町侯。

　　改制失败 王莽改制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他来说，主要有三个问题，就是附会古制，官吏贪污，任意乱改。例如土地与奴婢问题，是西汉一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自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等，都主张“塞并兼之路”或“宜略为限”。这样尚且遭到反对，不得实行。而王莽的“王田”政策则是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收土地归国有，恢复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这是使历史倒退，是办不到的。所以命令下达后，贵族、官僚、地主不仅未交出一点土地来，反而激烈反对这项政策。贫苦农民不仅未分到田地，反而由于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小块土地或出卖亲生儿女，却就触犯了这项禁令，以致沦为罪犯，给广大劳动人民制造了更多更大的痛苦。这项政策是脱离实际，行不通的。过了三年，王莽就下令废除了。这项政策的废除，标志着王莽改制已基本上失败了。

　　“五均、六筦”政策本来是用以制止囤积居奇，平抑物价，阻止土地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时实行“均输、平均”，与之基本相同，但有成效。王莽所用之人，多为富商大贾，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地方官吏勾结，制造假账，官府无所得，利益尽入私囊。

　　此外，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的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三十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六、西汉末农民战争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但是王莽的所谓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

　　1、绿林军

　　绿林军起义 王莽统治时期，荆州一带的广大农民由于生活困难，成群地逃到野泽中，掘食凫茈（fú zǐ符子，野荸荠）为生。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常为群众排难解纷，得到群众拥护。天凤四年（公元17年），贫苦农民数百人推举王匡、王凤为首领，以绿林山（在今当阳）为根据地，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年），起义军打败官军二万多人，攻占竟陵（今天门），横扫云杜、安陆（今安陆一带），队伍发展到数万人。第二年，瘟疫流行，死人极多，起义军分为两支，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下江陵，称为“下江兵”；另一支为主力，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今河南境，称为“新市兵”。

　　昆阳之战与刘玄称帝 西汉的宗室痛恨王莽篡位，侵夺了他们的利益，也乘农民起义的时机，起兵反对王莽。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刘縯（yǎn衍）率宗族、宾客七、八千人，起兵于舂陵（今枣阳南）。他的弟弟刘秀率宾客起于宛（yuān渊，今河南南阳），后与刘縯军会合。刘氏兄弟为西汉皇族后裔。他们也反对王莽，与新市兵联合作战。起义军主力连败王莽军，士卒发展到十余万人，并攻下了宛，准备西入武关。由王凤、刘秀率领的另一部起义军攻下昆阳（今叶县）。

　　起义军节节胜利，王莽十分恐慌，急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各州郡精兵四十二万人，迎击起义军。先以十万人围攻昆阳。起义军将领王凤自率八、九千人坚守昆阳城，派刘秀率小部突围，收集各县起义军回救昆阳。刘秀收集了数千人，突入王莽军的指挥中心，莽军大乱。城内守军乘势杀出，莽军大败，死伤以万数，王寻被杀，王邑狼狈逃窜。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昆阳之战”。

　　地皇四年（23年），王匡、王凤等立刘縯的族兄刘玄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刘縯极力反对立刘玄，自己很想称帝，刘玄和王匡杀掉了刘縯。刘秀因兵力薄弱，不敢公开反抗，表面上表示忠顺于起义军。刘玄以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刘秀乘机北上，率军到河北略地，图谋发展自己的势力。

　　新莽覆灭与绿林军瓦解 绿林军的一支，由王匡率领，攻下雒阳；另一支由申屠建率领，攻破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更始二年（24年）十月，申屠建军攻破长安。此时，长安城里也爆发了市民起义。起义群众攻入皇宫，追捕王莽。王莽逃到渐台，被起义商人杜吴杀死，王莽的反动统治至此结束。

　　刘縯被杀，混在农民军中的西汉旧贵族势力一度受到打击和削弱。可是刘玄也是一个旧贵族，他进入长安以后，在他身边形成为一个旧贵族集团。刘玄住在长乐宫，生活奢侈腐朽，有宫女数千，“日夜与妇人饮讌（yàn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贵族们攻击王匡等是“戎阵庸伍”出身，才能低下，只可当个亭长，不应占据“公卿大位”。又借口绿林军不可靠，阴谋杀死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起义军将领。王匡率领部分士卒武力反抗旧贵族集团的迫害，但却被刘玄等击败，王匡投降了赤眉军。绿林军基本上瓦解了。

　　2、赤眉军

　　赤眉军起义 赤眉军是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义的。初起时只有百余人，首领是琅邪人樊崇。后来以泰山地区为根据地，展开斗争。一年之间，发展到一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先后率众起义，共有数万人，与樊崇会合，以樊崇为首领。这支起义军都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首领们不识字，所以在军队中不用文书、旌旗、号令等等，而是以口头传达命令。他们之中地位最高的称三老，其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战士之间，互称巨人。三老、从事、卒史是汉朝的乡官或士卒小头目的名称。他们有约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在和莽军作战时，为了识别敌我，就染红了自己的眉毛，从此就被称为“赤眉”。

　　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人进攻赤眉军。莽军军纪很坏，到处抢劫，甚至乱杀无辜。相反，赤眉军的纪律比较好。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莽军，杀敌万余人，廉丹被杀，王匡逃走。赤眉军在胜利声中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转战于青、徐、兖、豫（今山东和苏北、豫东一带）四州。王莽极为震恐，忙派大司徒王寻率十余万人守卫雒阳；又派王匡、哀章率三十万人，严尤、陈茂率十万人，合力进击赤眉军。正在这时，绿林军已攻下昆阳，围攻宛，进逼关中。王莽被迫，又改调王寻等南下，企图夺回昆阳，并解宛之围。

　　赤眉军入关与刘盆子称帝 赤眉军分兵两路，一路由樊崇率领，战斗在今河南南部；一路由徐宣率领，战斗在今河南中部。这时刘玄已建都长安，派军和赤眉对抗。

　　更始三年（25年）冬，徐宣部在弘农（郡治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城）击杀刘玄的守将和士卒三万余人，由陆浑关（今嵩县东北）打进关中。樊崇部也由武关打进关中。两路军连破刘玄军，至华阴附近会师。樊崇等在这里整编士卒，以万人为一营，共有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他们立起义军中的年仅十五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由徐宣任丞相，樊崇虽为起义军所爱戴，但因不识字，就任御史大夫，这样就建立了赤眉军的政权。

　　这时，原绿林军中以刘玄为首的贵族集团和以王匡为首的农民军将领在长安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王匡失败，投入赤眉军。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杀刘玄。

　　赤眉军失败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长安已残破不堪。长安城外各县，到处是地主的武装壁垒，都打着“汉”的旗号，割据一方，与赤眉军相对抗。赤眉军在长安日久，缺乏军粮，就离开长安，到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就粮。又遇大雪，士卒因饥寒而死的极多，赤眉军又回到长安。这时，刘秀已派邓禹率军进入关中，一再进击赤眉军。赤眉军的士卒死伤惨重，势力大大削弱，于是决定东归。这时，赤眉军尚有二十万人。在行至崤（xiáo淆）底（今河南洛宁）时，中了刘秀军的埋伏，士卒大乱。奋战到宜阳（在洛宁境），再中埋伏，士卒死伤极多。樊崇被迫投降，后为刘秀杀害。

　　3、铜马等异号各军

　　在今河北省全境和山东北部，有农民起义军数十支，大者数十万人，小者数万人，总共约有百余万人，各立名号，不相统属。其中最著名的有铜马、城头子路等部，声势浩大，给予这一地区的官府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可是，这一地区的斗争很复杂，西汉宗室贵族、王莽时的郡守、县令、拥有武装的地主很多。这时，原西汉赵王之子刘林声言卜者王郎是汉成帝下妻（妾）之子名刘子舆，他拥立王郎为天子，建都邯郸，并派兵收降附近郡国。原西汉广阳王之子刘接也在蓟城（今北京）起兵，响应王郎。王莽时的上谷太守（称连率）耿况、信都太守任光等都拥有强大的军队，各据一方。还有不少地主武装，亦与农民军对抗。

　　4、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刘秀称帝 绿林军将领杀掉刘縯，刘秀是怀恨在心的。他后来到黄河以北，打着“汉”的旗号，以西汉宗室身份，极力拉拢官僚、地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王郎是西汉宗室拥立的，但刘秀不能容许异己存在。他攻破邯郸，杀掉王郎。此后，他就联合各种力量，镇压屠杀起义军。同时也将刘玄派来的将吏杀掉，表明他决心自成一支势力，要争夺天下。刘秀在更始三年（25年），连破铜马等部，破降的起义军首领，都封为侯。就是用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把铜马军等搞垮，他的军队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还被关西（绿林军等在关西，即关中）称之为“铜马帝”。

　　刘秀想当皇帝，跟随他的官僚、地主们也愿意他当皇帝，以便捞到一个爵位或官职。就在这时，刘秀在长安读太学时的老同学强华向刘秀献《赤伏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二十八，意思是自刘邦即位到刘秀起兵，为二百二十八年，火为汉火德。这是为刘秀当皇帝制造“受命于天”的根据。官僚、地主们一再拥戴，刘秀半推半就，于六月己未，在鄗（hào号）南（今河北柏乡）千秋亭即皇帝位，恢复“汉”的国号，年号为建武，大封功臣。七月，攻下雒阳，以雒阳为国都。不久，又消灭赤眉军，在中原地区恢复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史称“东汉”。

　　进行统一战争 刘秀在消灭了赤眉军后，继续镇压其他支农民起义军。这时，在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还有若干割据势力，自立名号，与刘秀相对抗。主要的有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称梁王；东海（今山东郯城北）的董宪，称海西王；淮南（今安徽寿县）的李宪，称天子；陇西的隗嚣（wěi xiāo委枭），称上将军；巴蜀的公孙述，称皇帝。此外，琅邪郡有张步，河西（今甘肃西部）有窦融等，刘秀从建武二年（26年）开始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用招降和进攻两种手段，逐步消灭割据势力。建武九年（33年），打败隗嚣，隗嚣忧愤而死，其子降汉。建武十二年，又进军巴蜀，杀公孙述。至此，全国基本上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