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下）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 业

　　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忽必烈即位以后，即开始改变了以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轻视的态度，而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其一是下令保护农田。忽必烈曾屡戒蒙古贵族及蒙古军不得因打猪践踏农田，不得侵占农田作为牧场，强调要“使百姓安业力农”。

　　其二是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早在1261年，忽必烈已设立劝农司，派出若干人为劝农使。1270年，又设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同年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1288年，又于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大力提倡耕垦。这些机构在元初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是颁行《农桑辑要》。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命人编修《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命令各地地方官大力宣传和推广。此书系参考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并结合当时实际的农事经验所写成。此书颁行于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四是成立村社。先是北方民间有 “锄社”的互助组织，“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无荒秽，岁皆丰熟”。1270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北方汉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凡种田者必立一牌于田侧，上书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稽查。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遍行南北各地，在组织督导生产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措施，再加上人民努力耕织，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荒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元世祖忽必烈时，北方的农业生产便日益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元朝建立后，在各行省大兴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又元初在中央设都水监，在各地设河渠司，专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大致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陆续得到了修复。如陕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复，到元朝后期仍可灌田七万余顷。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复，使大量农田免于水患。

　　第二，棉花种植的推广。在元代，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不断提高。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又规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布绢等物。这些都说明江南植棉业的发达。后来，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国广泛种植了。由于棉花广为种植，所以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及王祯《农书》都专门写了植棉的方法。

　　第三，人口的增加。元朝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不断增长。蒙古灭金得中原州郡后，太宗七年（1235年），下诏登记民户，凡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有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宪宗二年（1252年），又登记民户，增户三十余万。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登记民户，增户三十余万。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登记民户，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有余，于是南北方民户总书于册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在此数之内。历代封建经济达到繁荣时期，封建政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万人口之数，元朝政府掌握人口五千八百余万，说明元代农业已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2、手工业

　　官手工业 元代的官手工业很发达。蒙古统治者开始不知农业的好处，但却知手工业的好处。因为手工业工匠能够提供优良的军器和各种消费品，所以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保护工匠和搜罗工匠。如忽必烈灭南宋后，搜罗江南民户三十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有技艺者十余万户，其余放还为民。又在北方搜罗工匠四十二万，设立局院七十余所。被搜罗的工匠称为匠户，与普通民户不同，立有专门的匠籍，子孙世袭，不得改业。元朝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从事于官手工业生产，这就造成了官手工业的繁荣。元朝政府设有许多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和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如在中央设置将作院，专司掌管工艺。又在大都及各地设置各种官手工业局院，直接指挥工匠从事生产，如有织造局、织染局等。当时官手工业的门类很多，几乎应有尽有。但是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很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为匠户虽然受到一些优待，如有田产在四顷以内，可以免纳税粮，也不承当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给一定的口粮；然而匠户们毫无自由，终年被拘集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中工作，除去完成定额任务外，又要替官吏做私活，并且还时刻受到监工者的鞭笞和虐待，口粮也时常被官吏克扣拖欠，不能定期定量领到手，所以匠户们多不乐于应役，经常逃亡或消极怠工，以致官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往往粗劣不堪。

　　元朝政府尽量搜罗民间工匠的结果，大大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不过民间独立的手工业者仍然存在，所以民间手工业在元代的不少地区继续在发展。

　　棉织业 元代的手工业以棉织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火器制造业最重要。

　　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在元代大有发展。由于江南地区已经盛种棉花，因而棉纺织业作为一种农村的家庭副业，也在江南地区普遍发达起来。在江南棉织业的发展中，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她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生于南宋淳祐年间（约1245年）。她原是一个童养媳，因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条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县）。崖州是黎族聚居区，黎族人民擅长纺织，掌握比较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所生产的棉织品闻名于内地。她在崖州大约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最后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年），返回了故乡乌泥泾。她在家乡热心传授制造先进的去棉籽、弹花、纺花到织布的一整套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在织染技术方面，她还创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产的被、褥、带、帨（佩巾）等棉织品图案美丽，鲜艳喜人。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乌泥泾从事纺织的居民愈多，所产“乌泥泾被”名满国中。松江地区在元代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与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的革新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丝织业 丝织业在元代也有很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丝织业的发展，南方更胜过北方。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但也出现了专门以丝织业为生的机户，其生产有家庭手工业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根据徐一夔《始丰稿·织工对》的记载，杭州在元朝末年已经出现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数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了。另外，丝织品加金技术在元代也有了进步。弘州、荨麻林两地有三千三百余户西域的回回工匠，这些回回工匠善于制造一种称为“纳失失”的金绮，所谓金绮即是用金线（以金箔拈成的线）与丝线交织而成的丝织品，上贴大小明珠，甚是精美。

　　制瓷业 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元代瓷器以青花瓷为代表作，这种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106元影青观音像（北京出土）

　　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水平。元代的瓷器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地。如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曾记载中国的瓷器一直输出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3、商业

　　钞法 元代的商业很繁盛，这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纸币的广为流通等大有关系。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九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但是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大量发行一种至正交钞，完全没有钞本，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以致纸币散满人间，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

　　专卖与斡脱 在国内商业方面，元朝政府对盐、茶、酒、醋等物品，均实行专卖政策，其中以盐的专卖最为重要。元朝政府在产盐地区设置专官，签发亭户从事盐的生产。产盐全归政府掌握，由政府任意定价。如忽必烈时，定盐价每引（重四百斤）为银七两，尔后又改为中统钞九贯，又增为五十贯。至成宗初年，盐价每引增为六十五贯。此后盐价屡增，至元仁宗时，每引达一百五十贯，较之元初上涨十数倍。盐的销售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商人向官府购买盐引（凭证），持引到指定的盐场取盐，然后运到指定地区销售。盐商多是有钱有势之家，莫不假借专卖之权，大肆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另一种方式是由官府自行销售，即把盐强硬摊派给百姓，然后征取盐价，实际将盐的销售变成一种苛敛。元朝政府严禁私人制盐及私人贩盐，有犯者处以重罪。通过盐的专卖，元朝政府大得其利，每年盐课收入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元朝政府又利用斡脱从事商业活动。斡脱（突厥语，意为“同伙”）原是西域回回商人的一种商业组织的名称，因西域回回商人善于把持商业营利，元朝政府就向他们提供本钱，用他们代为经商，称作斡脱。以后斡脱即指一种官商而言，也不限于西域回回商人，凡是领取官本到处做买卖的人，均称之为斡脱。不过斡脱大都是西域回回商人。元朝政府既要利用斡脱为之经商，便给予了种种特权。如斡脱们都持有政府颁给的制书和驿券，可以往来国内外自由贸易，既不服差役；也不纳商税，行船不依开闸时刻，旅行住宿要受到特别的保护，甚至有时诈称财物被劫，还要由政府勒令州县民户代偿。斡脱除去替政府经商以外，又替政府及王公们举放高利贷。他们领了政府及王公的钱，或出贷给官吏，或出贷给人民，叫作斡脱钱。斡脱钱的利息极高，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又把本和利息加一倍，称为“羊羔利”或“羊羔息”。凡借贷斡脱钱者因不易偿还，往往倾家荡产，以至以妻子为质。

　　城市商业 元朝国内的商业繁荣，商业发达的城市很多。当时著名的城市，在北方有开封、济南、奉元（今陕西西安）、大同、太原等，在蒙古地区有上都、和林等，在西南地区有成都、昆明等，在运何、长江沿岸有杭州、平江（苏州）、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在沿海一带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其中最大的城市，则是大都与杭州。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于世界的大商业都市。《马可波罗游记》把大都叫作汗八里（即汗城），称道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赞叹这里货物之多为世界诸城所不能比。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其商业繁荣情形又出大都之上。马可·波罗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说杭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城市。

　　海外贸易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元即任他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

　　4、运河与海运

　　元代的水陆交通都相当发达，陆上交通有遍布全国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联系南北的大运河和海道，这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商业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粮食要仰给于江南，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不仅凿通大运河，而且开辟了海道。

　　开通大运河 元代以前的南北大运河，还是隋炀帝时修通的大运河，这条运河久已不能贯通了。元朝灭宋以后，从南向北运粮，必须采用水陆两运的办法，先是水运自浙西入江入淮，再由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然后改为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汲县），由淇门入御河（即隋朝的旧运河），北上抵大都。另外，自通州至大都，也是一段陆运。水陆两运极不方便。因此，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济州河，自今山东的济宁到东平。从济州河以南，便可经由隋朝的运河到达扬州和杭州。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会通河，自今山东东平至临清，入于隋朝的运河即御河（由临清至天津），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又根据郭守敬的建议，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入于白河，总长一百六十余里，由通州即可沿白河到天津。这样，大运河便完全贯通起来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隋朝的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北运输则迂回曲折；而现在的运河则以大都为终点，南北运输以山东和苏北为要道，不再绕道河南，全程大为缩短了。南北大运河的凿通，主要是为了漕运，但也便于商旅往来，富商大贾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师，南北商品得以流通。

　　海运 海道是元朝在灭亡南宋以后开辟的。最初伯颜平定江南时，曾把南宋库藏图籍，从海道运至京师。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颜又请命于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运至京师。此后，忽必烈用朱清、张瑄二人主持海 运，将东南粮食不断输送京师，海运事业日益兴盛。海道自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刘家港入海，北上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直沽（今天津）。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时十日可至京师。元朝开辟海道，也主要是为了南粮北运，其由海道运粮的总数，最初不过四万六千石，以后增至一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海运要比陆运及河运省费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不废，直到元末顺帝初年，每年海运粮食入京之数，尚多至二百八十万石或二百六十万石左右，最后只因农民大起义爆发，元朝海运粮食才告停罢。

　　四、中外关系

　　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是四大汗国之一，占有今俄罗斯及中亚部分地方，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后裔的封地。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从元朝大都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沿途皆有驿站，凡持有元朝政府所给予的牌子（金字或银字圆符）者，均可在此路上乘驿往来。钦察汗国的塔纳城（今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别儿哥萨莱城（今伏尔加河下游），都处在中西交通线上，欧洲商人多由此以通中国，在别儿哥萨莱即可买到中国的丝织品。

　　伊儿汗国 伊儿汗国也是四大汗国之一，是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及其后裔的封地。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更为密切。通常伊儿汗国新汗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认可才算合法。甚至伊儿汗国的国玺，也是由元朝所颁赐的汉字方印。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也曾发行过纸币，并在境内设置驿站。中国的文化也在伊儿汗国广为传播。当时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儿汗国王廷供职，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历史等书籍。同时，波斯、阿拉伯的文化也传入中国。当时波斯、阿拉伯人曾大量移居中国，其中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在中国长期定居之后，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被称为回回。回回人把波斯、阿拉伯的工艺技术、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介绍到中国来。

　　东亚、南亚、非洲 高丽在元朝时继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元朝的兵制、驿站，均为高丽所仿效。而《朱子全书》、《农桑辑要》、《授时历》等书也流传高丽。高丽种植棉花，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元朝与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xiān先）国（今泰国）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元英宗时，文子方出使安南，著有《安南行纪》一书。元成宗时，周达观随从出使真腊，著有《真腊风土记》一书。该书记载当时真腊人民喜用元朝货物，许多生活用品都来自元朝。元成宗时，暹国国王敢木丁曾两次来中国，带了不少制陶工匠回去。

　　元朝的使臣和商船经常出现在麻逸（今菲律宾之明多罗岛）、木剌由（今马来西亚）、阇婆（今爪哇）、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北）、渤泥（今加里曼丹岛）、马八儿国、俱兰国（均在印度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

　　元朝初年，忽必烈曾派使者远至马达伽思伽儿岛（今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元朝末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来到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杭州等许多地方。元朝末年的汪大渊曾随商船浮海，经历数十国，以亲身所见所闻，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录了从东南亚远至东非的道里风情，大为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些地区的知识。

　　欧洲 元朝与欧洲的关系也很密切。当时欧洲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纷东来，不绝于途。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以写游记著称于世。他在父亲及叔父的带领下前来中国，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此后遂留居中国达十七年之久，甚得忽必烈的信任，曾被委派为扬州的官吏，还被委派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才离开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以后，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对外战争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所谓《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称元朝城市的繁荣和富庶。该书问世以后，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五、元朝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皇位争夺 元朝皇位的争夺异常激烈，从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1307年）死后开始，一直连绵不断，继续到元末。由1308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换了八个皇帝，特别由1328到1333年，不过五年时间，竟换了五个皇帝。皇帝每更换一次，都要爆发一次皇室贵族内部的相互争夺残杀，弄得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并且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

　　政治腐败 元武宗以后的皇帝一个更比一个穷奢极欲，昏庸无道，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国政。如武宗在位期间，用人至滥，加封宦官为左丞相，提升优伶为国公，甚至把官职作为礼物随意封送，仅在即位的当年，不经过中书省而直接由他降旨授官的就有八百八十余人。皇帝又经常把大量金银用于赏赐蒙古贵族和用于僧侣作佛事。如仁宗在位时，赏赐蒙古诸王，有一人一次受赏至钞五十万锭；而当时元朝每年收入赋税约为钞四百万锭，除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仅二百八十万锭。

　　由于挥霍无度，自武宗以后已经入不敷出，库藏空虚。当时京师每年共收入钞二百八十万锭，而武宗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又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则更支出了二千万锭。到文宗时，经费支出已较元初增数十倍。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朝政府一方面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则滥发纸币。到了元末顺帝年间，纸币大为贬值，物价腾贵，财政的危机已无法挽救。

　　由于皇帝腐化无能，政权就落入一二蒙古大臣之手，当权大臣莫不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文宗时的燕帖木儿，任中书右丞相，封太平王，集大权于一身，肆意无忌，一宴或宰十三匹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娶宗室之女四十人。顺帝即位后，政权落入伯颜手中。伯颜任中书右丞相，进封太师，又改封秦王，一身兼三十余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他大权独揽，擅自进退大臣，妄杀无辜，势焰熏灼。又将诸卫亲军精卒调为己用，凡出入导从甚众，乃至填街塞巷，而皇帝的仪卫反而寥寥无几。因之，天下人皆知有伯颜而不知有顺帝。

　　元朝末年贪官污吏横行，要钱的花样无奇不有。如属官来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甚至“无事白要”，这叫“撒花钱”。即使职司监察的官吏也公然要钱，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如同做买卖。

　　土地兼并 武宗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兼并土地最凶的，首先就是蒙古王公大臣。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有江南田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泰定帝在做晋王时，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其土地之多可想而知。文宗时权臣燕帖木儿请求包租苏州一带的官田五百顷，情愿做二地主，其自有土地多少不在少数。顺帝把公主奴伦的土地分拨给伯颜，一次就达五千顷，这位公主有多少土地便可想见了。伯颜屡次蒙赐土地，前后共有两万顷之多。喇嘛僧侣的寺院占田之广也不在蒙古王公以下。如大都的大承天护圣寺的土地多得惊人，在文宗、顺帝时前后两次被赐予的土地达三十二万余顷。除去喇嘛僧以外，江南的白云宗僧侣也非常跋扈。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假托佛教之名，强占民田二万顷。汉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与日俱增。如武宗时期，江南地方每年收粮满五万石以上的地主，已相当多。再如福建崇安县，有民户四百五十余家，共纳粮六千石，其中大户五十余家即纳粮五千余石，而小民四百余家仅纳粮不足千石。这就是说地主集中占有了全县土地的六分之五，而全县农民仅占有六分之一。到了元朝末年，江南甚至有“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者。

　　赋税繁苛 元朝政府对人民的搜刮也大大增加了。延祐五年（1318年），仁宗开始对江南征收包银，每户征银二两。不仅如此，这时包银的总数，较元初增加了十倍之多。至于一般的课税（包括商税），较元世祖时增加五十倍。到了文宗初年，各种课税更比元世祖初定之额增长百倍。

　　天灾 与人祸同时，天灾也不断出现。自泰定帝以来，各种天灾的记载不绝于书，水旱灾害屡见于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江浙一带，所在饥民动以数十万计。至元末顺帝时，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又在山东、河南连续三次决口，大水泛滥不止，千里变成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莫大损失。由于天灾人祸交织并乘，人民起义便不断爆发了，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起义只是全国大起义的前奏，随后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便来临了。

　　六、元末农民战争

　　1、农民大起义

　　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他们利用白莲教作为宣传和发动起义的工具。

　　白莲教源出佛教净土宗，创始于南宋初年，崇奉阿弥陀佛，但以后在民间流传中，则逐渐与明教和弥勒教混合在一起，转而信奉明王与弥勒佛。韩山童的祖父即是白莲教徒，原为栾城（今属河北）人，因“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被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旧永年）。到韩山童时，则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人民快要得救了，河南及江淮人民皆信从其说。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委派工部尚书贾鲁修治黄河，调发河南、河北民夫十五万人。由于政府所给民夫食钱，官吏多加克扣，因而民夫怨恨。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等人，认为这是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便在黄陵冈（今山东曹县西南）的工地上，预先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写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民夫们挖出石人后大为轰动，莫不惊诧思乱。随后，韩山童即在永年聚集三千人，准备举行起义，刘福通等共推韩山童为首，宣称韩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不料走漏风声，永年县官发兵来围，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及子韩林儿逃入武安山（在今河北武安县境）中，刘福通、杜遵道等则率众出走颍州（今安徽阜阳），于这年五月，攻下颍州州城。起义军皆头包红巾，并执赤色旗帜，所以称为红巾军。又因烧香拜弥勒佛，也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即乘胜进入河南，连续攻破一些府州县，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人。

　　其他红巾军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后，一时红巾军蜂起，遍布南北各地。如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等也在蕲（qí其，今湖北蕲春）、黄（今黄冈）起义，称为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这支红巾军发展很快，转战在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此外，属于红巾军的队伍，还有在徐州（今属江苏）起兵的芝麻李（即李二），在今河南地区活动的布王三（即王权），在今湖北地区活动的孟海马。不过这些红巾军不久都被元军镇压掉了。又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红巾军首领是郭子兴，朱元璋就在他的部下。

　　方国珍、张士诚起义 红巾军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起义队伍，一支是浙东的方国珍，一支是先在苏北高邮（今属江苏）起兵、后来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高邮地处南北冲要，张士诚占据高邮，被元朝看作心腹之患。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朝丞相脱脱亲统百万大军进攻高邮，结果被张士诚击溃。高邮大捷埋葬了元军的主力，不仅使张士诚转危为安，也使红巾军获得大发展的机会。方国珍和张士诚起义，起先都起了配合刘福通起义、牵制元朝兵力的作用，但是他们后来都接受元朝的收买，转而与起义军为敌。

　　2、红巾军三路北伐

　　三路北伐 刘福通所率领的红巾军是反元的主力军。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今安徽亳县），国号大宋，年号龙凤。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又分兵三路北伐，大举进攻元朝。东路军由山东北上，直捣京城大都；中路进攻山西、河北，也指向大都；西路军攻取关中。一时千军万马出动，队伍浩浩荡荡，旗帜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与此同时，刘福通本人则统领大军往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东路军于至正十八年（1358 年）攻克沧州（今河北沧州市）、蓟州（今天津蓟县）等地，一直打到大都附近的枣林和柳林，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元朝君臣大为惊恐，几欲弃城逃走。但由于孤军深入，最后为元军所败，退回山东。中路军进入山西后，占领了大同等地。1358年底，攻克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此后，这支队伍进入辽东，后又渡鸭绿江，进入高丽。已是盲目战斗，失去作战目标。西路军在陕西作战失利，退入四川。在北伐军胜利进军之时，刘福通也于1358年攻占汴梁，并将小明王韩林儿由亳州迁都于此。

　　北伐失败 至正十九年（1359年）以后，北方红巾军逐步走上失败的道路。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四：一、红巾军没有集中力量消灭元朝赖以存在的几支地主武装，而过早地从事于北伐，分散了兵力；二、缺乏统一作战方略，三路北伐大军各打各的，彼此不相联系，遂被各个击破。三、红巾军大都只是流动作战，能攻不能守，所得地方辄失。四、有些起义军内部失和，互相攻杀，为元军所乘。至正十九年，元军攻破汴梁，刘福通和韩林儿退走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安丰为张士诚攻破，刘福通被杀。朱元璋来援，救出韩林儿，迎至滁州（今安徽滁县）。这样，红巾军建立的大宋革命政权便在实际上结束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派廖永忠迎韩林儿来应天（今南京），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溺死。至此，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旗号也不存在了。

　　在刘福通失败以前，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也起了变化，部将陈友谅逐步取得兵权，杀掉徐寿辉，自称皇帝，建立汉国，改元大义，以江州（今江西九江）为都城。原徐寿辉另一部将、驻守四川的明玉珍不服陈友谅，便称帝独立，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年号天统。这样，徐寿辉的红巾军即分裂蜕变了。

　　3、朱元璋建立明朝

　　朱元璋，濠州人，贫农出身，曾做过和尚。早年投奔郭子兴，甚见亲任。后被提为大将。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尽有其众，被韩林儿封为左副元帅，便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了。这年朱元璋即统兵渡江，攻克太平（今安徽当涂）等地。至元十六年，占领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有兵十万人。韩林儿封他为江南行省平章，旋升为丞相。从此，朱元璋便以应天为根据地，次第翦灭周围的割据者。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灭掉陈友谅的割据政权。至正二十七年，又消灭了张士诚，收降方国珍。同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步骑二十五万人，大举北伐。次年，朱元璋即皇帝位（明太祖），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京师，建立了新的封建地主政权。这年八月，徐达率军进入大都，结束了元朝的黑暗统治。朱元璋改大都名北平府。

　　4、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意义

　　元末红巾军起义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浪潮席卷全国，前后历时十七年。当然，这次农民大起义的结果还是起了封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作用，可是其历史意义是伟大的。第一，这次起义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决定了元朝的灭亡。第二，这次起义使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以致“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这就改变了元朝末年土地日益集中的局面，为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创造了条件。第三，这次起义使元朝的大批驱口和奴隶获得了解放，从此驱口的名称不再见于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