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盛世明君皇帝

　　1735年，雍正帝死于圆明园。根据他生前定下的规矩，内侍从皇宫中的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取下一个匣子，里面放着写有皇位继承人姓名的密旨。在众目睽睽之下，密旨被拆开，被指定为雍正继承人的是他的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乾隆帝。

　　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历史上着名的“康乾盛世”。乾隆也是一位长寿皇帝，活了89岁，在位60年。

　　弘历小时候十分聪明，六岁就能自己读书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特别喜爱他。有一天，康熙帝在牡丹台散步，看见弘历正在玩耍，不觉心头一动，把弘历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浓眉大眼，脸方嘴圆，是一副福相。莫非将来继承皇位的就是他吗？”康熙帝想到这里，就命令随从太监传话，把弘历叫到皇宫。从此，康熙帝就派一些有名的老师，专门教导他。

　　一次，康熙帝带着弘历去打猎。康熙帝先举枪射中了一头大熊，那头大熊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康熙帝就让弘历去把他射死。弘历骑马上前，快到射程之内的时候，那头倒在地上的大熊突然站立起来，“嗷嗷”大叫，弘历镇定自若地举起手中的弓箭准备射击。走在后面的康熙帝非常紧张，唯恐发生意外，就急忙上前击毙了那头大熊。打猎回来，康熙帝高兴地说：“这个孙儿遇事不慌，将来定有一番大的作为。”

　　后来，康熙帝死了。弘历的父亲当了皇帝，就是雍正帝。雍正帝看弘历勤奋好学，又是康熙帝生前喜欢的孙子，就当着群臣的面，写了一份将来由弘历继承皇位的密诏，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大匾的后面。

　　身世疑云

　　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直到今天，关于乾隆的身世和出生地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乾隆认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东北，是着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爷府。可是，就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有人已对他的出生地有不同议论。当时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他随乾隆到避暑山庄时曾赋诗30首，其中一首就涉及到乾隆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随驾，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

　　大概乾隆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的。尽管乾隆再三强调自己生在雍和宫，但还是有人不信，甚至他的儿子嘉庆也大唱反调。嘉庆登基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写诗庆贺，在诗后注解说，康熙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其中缘由实在不可思议。但十几年后，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

　　嘉庆十二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官员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送给嘉庆审阅，嘉庆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

　　可是，乾隆出生地问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

　　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把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后来，不仅乾隆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连他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热河行宫里一个丑宫女在草棚里生下了乾隆。传说，雍正在做皇子时和山庄内一位很丑的姓李的汉族宫女有过一段露水姻缘，事后雍正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夏秋之际，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那位宫女就要临产了，康熙怕这丑女生产坏了皇家的名声，急忙派人把她带到草棚，生下了乾隆。这一说法如果是真的，那么乾隆就不是纯正的满族人了。

　　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这一传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怎么记载的，就一清二楚了。它们一致记载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也就是雍正的皇后。

　　围着这个出生问题，好像有人硬是和乾隆较上了劲，那个山庄丑女的故事还在传着，又冒出来另一个说法：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浙江海宁陈阁老家的儿子。这一说法在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更是得到大事渲染。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雍正帝胤祯为雍亲王时，与陈阁老家很好，两家来往频繁。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更为离奇的是，有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不过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祯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了陈家。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祯。胤祯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赋大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

　　《清代外史》书中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历史上的乾隆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但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是雍正的第四子，不是长子，推及情理根本没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以继承王位。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乾隆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

　　而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也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那位陈阁老，乾隆六年曾担任内阁大学士，但时间不长，就因起草谕旨出错而被革职。当时乾隆还骂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并住在陈家私人花园，据考证，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然到了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浙江海宁是一个偏僻的小县，陈氏由于做过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花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当时找不到比陈家花园更好的地方让皇帝住了。这个园子本来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 “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考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居四十一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 “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励精图治

　　乾隆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因为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并不甘心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

　　乾隆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权力核心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1736年3月，乾隆帝因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俸和护卫。1738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弘皙、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1739年10月交宗人府审处。弘皙革去亲王，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只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俸。12月，弘皙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再也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亲政后，复设军机处，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着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

　　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1740年4月，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

　　鄂尔泰是着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1745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四月病死。

　　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1750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1736年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鄂尔泰门人。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广西学政。后解任归江西。

　　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1755年2 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3月2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13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

　　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

　　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1737年5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1736年6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着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盛世伟业

　　乾隆帝期间是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康乾盛世都是最高峰，堪称第一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世。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

　　1736年2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 （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

　　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库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 “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喜欢热闹，爱讲排场。他75岁的时候，为了庆贺生日，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把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老年男人，都请了来，有四五千人。这些老翁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最老的“寿星”已经一百四十一岁。乾隆帝见了这好几千个白胡子老头儿，十分欢喜，当场作诗，对对儿，摆下盛大宴席招待大家。真有“太平盛世”的样子。

　　乾隆帝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曾经六次到江南，每次都要花掉大量银子。从前康熙帝也好几次到江南，可都是为了了解地方情况或治理河道，而且也比较俭朴。乾隆帝和他爷爷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都是坐船去。他的龙船顺着大运河由北往南，运河两岸的地方官都要迎来送往，象过节日一样。岸上都搭了戏台和彩棚，由艺人们唱戏弹曲，河边上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彩船。

　　再看皇帝的龙船，更是豪华无比。龙船后面有大大小小的随行船，足有一千多只。龙船一开过来，河中和岸上都鼓乐喧天，弹唱歌舞，好不热闹！乾隆帝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景象，非常得意。

　　龙船在运河中行走，要靠人在岸上拉纤。每个人的脊背上被纤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泡，疼痛难忍。拉龙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他们身背大绳，在岸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这么些船，这么长的路程，要动用多少人来拉纤啊！

　　到了江南，他如何吃喝玩乐就更别提了。地方官要专为皇帝建造行宫、花园，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可不满意啦！

　　有一次，有一个官员从江南办事回京，见到乾隆帝。乾隆帝问他江南的情况。这个官员大着胆子说：“皇上上次南巡以后，江南百姓被搜刮钱财，生活很苦，都有怨言。”

　　乾隆帝一听，火冒三丈，大声叫起来：“你好大胆！谁的生活苦？哪个有怨言？你说出来！”然而，乾隆帝的这一行为遭到人民的厌恶，是他本人改变不了的。后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的含义，差不多成了大肆挥霍浪费，搅乱百姓的代名词。

　　文治武功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

　　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基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他的诗达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流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自己也曾自豪地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天，秋高气爽，乾隆帝来到北京西苑的畅春园。他走到西苑的西门，忽然有了射箭的兴致。随从立刻把弓箭拿来。乾隆帝一连射了二十支，中了十九支，引起周围人一阵喝彩，他自己也很得意。

　　在乾隆帝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打了不少次仗。每次打仗，他都起得早，睡得晚，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就是在深夜，他也要派太监在门外等着军报，有时候自己干脆不睡觉，注视着正在进行的战争。仗打胜了，他才满意地去休息。

　　到了晚年，他想起自己一生中打的仗，一个劲儿地夸自己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什么是“十全武功”呢？就是打了十次大胜仗。它们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在这十次大仗中，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和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他做的好事但也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不像乾隆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都是他的功劳，恰恰相反，应当说是劣迹、污点才对。

　　在乾隆帝即位的最初二十年间，主要是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1746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雍正在位期间，张广泗等攻占了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丹江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

　　1732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1735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先是在十月间逮捕了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到任后，弹劾哈元生招抚无功，不仅解除其官职，还准备押送京城论斩。乾隆帝免去其一死，让他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弹劾董芳剿抚不力，然后张广泗调集贵州清兵，集中在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1736年（乾隆元年） 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苗疆战事结束不久，四川又出事了。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住在雅龙江畔的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着藏族。有人凭借天险劫夺沿途货物，甚至敢于抢夺清台站的清军财物。官府搜捕这些罪犯时，土司竟然隐匿不交。1745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与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联合上奏，请求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马上投降。于是清兵就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开始时顽强抵抗，被打败后不得已请求投降，但庆复没有答应。乾隆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1746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楼内所居的男妇老幼，俱被一把火烧死。李质粹上报说班滚已经自焚而死。六月，庆复将这一消息上报给朝廷，乾隆帝觉得这件时十分可疑，反复指示对班滚这样的首犯，决不能让其漏网。下令庆复继续在当地四处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清军暂且收兵。

　　随后，又爆发了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四川西部金沙江的上游，有两条大河，因山中出产黄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住在这两条河的附近地区。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1666年被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职衔，统领部众。他的后世孙子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将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首领泽旺，希望借此控制小金川。1745年，莎罗奔曾捉拿了泽旺，后来被川陕总督庆复制止了。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朝廷说，莎罗奔侵占了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的地方，彼此展开一场仇杀，并诱夺了泽旺的印信。乾隆帝认为这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应当任其自行消解，不必派军讨伐。随后，庆复又上奏说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凭借天险，阻断山路，并修筑了石垒，使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请求投降。乾隆帝不同意，认为这次大军云集，就应当彻底剿灭，不能草草了结。命张广泗等一定要把莎罗奔擒获住。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并没有死，而是躲藏了起来，庆复上奏说班滚自焚一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并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一同下刑部审讯，最后以贻误军机论斩。1748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到了三月，战事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以前被削职的岳钟琪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跟随出征。

　　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己驻军勒乌围，其侄郎卡据守噶尔。六月间，讷亲到了那里，立功心切，限令三日攻打下噶尔。于是清军发起猛攻，结果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不得不无功而退。张广泗一贯瞧不起讷亲，进攻发起后，不与讷亲部队配合，造成清军各部的之间的互相推诿。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弹劾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琪曾经遭到过张广泗的弹劾，因而被罢了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先后多次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了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的。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 “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乾隆称得上是武功的最主要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和西藏。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其次是完善治理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跟他祖父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

　　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如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后用朱文刻印（也称“龙藏”），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无圈点老档》（又称《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保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形成于清政府入关之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了，因为是以老满文书写的，不仅文字难以辨识，而且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抄录七份。而《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当然，他最大的文化功绩是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他之所以举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乾隆当政后，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名称就叫《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着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着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令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同时鼓励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两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着作，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着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 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奉天、（今沈阳）杭州、镇江、扬州（其中三部后来在战争中被烧毁了）。

　　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1778年9月21日，乾隆宣谕：至六十年内禅。他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能在位60年，就当传位给太子。

　　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85岁的乾隆皇帝，御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第二年为新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御太和殿，举行内禅大礼，授玺。颙琰即皇帝位，尊弘历为太上皇，训政。由礼部鸿胪寺官诣天安门城楼上，恭宣嘉庆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所谓“金凤颁诏”，是说皇帝从太和殿颁发的诏书，抬上黄舆，鼓乐高奏，礼仪隆重，由礼部官员，送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只“金凤”，口衔诏书，从城楼上徐徐降下；城楼下的礼部官员跪接诏书，分送各地，公布天下。

　　乾隆内禅皇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三天。后人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其实不然，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由内禅归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

　　乾隆在位既长，享年又高。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享年80岁以上的皇帝只有四人。除乾隆而外的三位皇帝是：一是梁武帝萧衍，享年85岁，在位48 年。但他局处一隅，三次舍身入寺，长于文学，精通音律；侯景之乱后，饥病而惨死。二是宋高宗赵构，享年80岁，在位36年，建都临安（今杭州），半壁山河。三是元世祖忽必烈，享年81岁，在位35年。

　　这三位皇帝，或国偏一隅，或半壁江山，或在位不长，或国亡而死，都不能与乾隆皇帝相比拟。难怪乾隆帝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与伦比。

　　风流佳话

　　乾隆不仅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型皇帝，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型皇帝，他的风流韵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在这些风流韵事中，最着名的就是他与香妃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与和珅之间的恩恩怨怨。

　　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美貌绝伦。她家世居南疆叶尔羌（今莎车），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其兄在反对霍集占之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召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在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是第一个版本的传说。

　　第二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貌美，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怀刃，准备杀帝报仇。皇太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而这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一些。

　　故事说：大约1745年，香妃生于新疆喀什的一个贫苦人家，出生后浑身散发着一股麝香味，因此起名为“伊帕尔汗”（维吾尔语，“香王（后）”之意）。因香味而出名的伊帕尔汗才十来岁，就被阿帕克和卓的嫡系后裔“皇帝”霍集占小和卓纳为妃子。

　　1759年7月，在清军与大小和卓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大小和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7月28日，大小和卓被处死）。时年14岁且浑身香气扑鼻的伊帕尔汗就在这场战争中被俘。由于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所以人称香妃。

　　1760年元月前后香妃被押至京城。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她，便将她收为妃子，纳入自己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但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只对从新疆带去的沙枣花情有独钟，并经常落泪不止要求回新疆。

　　1765年，乾隆为香妃的欢心，解除她的思乡之念，下令把新疆沙枣树移植到宫廷。于是新疆乌什县的240人负责将事先栽种在木桶里的沙枣苗运往北京，后来因为不给报酬而酿成了新疆历史上有名的乌什人民起义。乾隆下令严厉镇压，其规模甚至比平定当年大小和卓的叛乱还要大，造成无数清军与乌什人民的死亡。

　　随后，乾隆带着她等南下苏杭游玩。到杭州后，企图强占她，因此香妃“袖出白刃”刺杀乾隆，未成。这事被皇后乌喇那拉氏知道后，要求立即杀死香妃，乾隆舍不得。为此，皇后乌喇那拉氏大闹了一场，并气愤地剪去了自己的头发，有意触犯了满族的大忌。因此，乾隆命皇后乌喇那拉氏立即回京。不多久，乾隆带着香妃也回到了京城。回京后不久，香妃就悬梁自尽，时年20。第二年，乌喇那拉氏也死了。

　　香妃临终遗言：请把我的尸体和我已故家族的尸骨运回新疆，我们要长眠在家族的陵墓里。乾隆皇帝派124人将香妃的遗体以及其已故家族的尸骨送回新疆，其中包括额色尹、帕尔萨和图尔都的尸骨。图尔都的满族妻子苏黛香陪伴灵柩在路上整整走了3年。

　　1770年，苏黛香一行到达喀什，香妃被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香妃丈夫的曾祖父）陵墓内。由于香妃的品德是阿帕克和卓望尘莫及的，再加上她的名气，因此当地有些人开始将阿帕克和卓陵墓也称为伊帕尔汗墓。

　　关于香妃之死也有的说是这样的：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

　　1979年，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裕妃园寝内的一座墓自然坍塌，在露出的木板上有“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的阿拉伯文字。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对尸骨和文献等的研究，认为墓主就是《清史稿·后妃传》中乾隆的维吾尔族妃子“容妃”，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

　　但对这一观点，许多人表示不同意，认为容妃在清宫生活了28年，没有一个人称她为“香妃”；在《清史稿·后妃传》中有关她的许多记载也从未将她与“香”字联系起来，她不可能是香妃。

　　容妃，原名买木热·艾孜木，1734年生于新疆莎车，是大户阿里和卓的千金，而香妃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阿里和卓早逝后，她由哥哥图尔都扶养成人。

　　1759年，清政府为表彰额色尹、帕尔萨、玛木特和图尔都等人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时的功绩，让他们和另外三家在平叛中立功的维吾尔族上层人士陆续到北京朝觐乾隆皇帝。

　　在庆功宴会上，乾隆皇帝召见了在平叛中立功的额色尹家族。接见时，额色尹家族行参拜大礼：“谢圣上待西域臣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乾隆在御座上欠身答道：“有功即登殿，休论东西南北。”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买木热·艾孜木缓步向前，立于殿中，答道：“无色也进宫，不分汉满蒙回。”

　　乾隆惊问道：“下边答话者何人？”“小女和卓氏在谢万岁之恩。”说着伏地叩头，不慎把放在袖内的一枝沙枣花失落在地，素爱吟诗联句的乾隆皇帝，脱口吟道：“小女子袖内携花，暗藏春色。”买木热·艾孜木见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香烟缭绕，便即景答道：“万岁爷金殿秉烛，明察秋毫。”乾隆听后，深感这一西域女子竟如此才思敏捷，谈吐非凡，十分欢喜，当即封为“贵人”。这一年，买木热·艾孜木已经26岁了。

　　1763年，买木热·艾孜木由贵人升为嫔。1768年，买木热·艾孜木被晋封为“容妃”。1771年春，容妃随皇太后、乾隆东巡，游览泰山、祭拜孔庙，路上受赏回回饽饽等食品。1778年，容妃随乾隆到盛京，在塞外中秋之夜，受赏“奶子月饼”。到达木兰围场，乾隆猎获野猪和狍子，赏众妃野猪肉，而赏容妃狍子肉。乾隆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回俗清真饭菜如羊肉馄饨等。

　　乾隆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 1760年夏，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

　　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体现。

　　1788年5月，容妃病故于北京，作为皇族成员，容妃被安葬于清东陵裕妃园寝内，享年54岁。买木热·艾孜木在宫中生活了28年，她把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和赛乃姆舞蹈带入宫廷，在宫廷大为提倡和传播。这对西域和中原音乐舞蹈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对我国近代歌舞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就是乾隆与香妃之间的带有香艳色彩的故事传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乾隆与和珅之间的故事竟也涂有一层香艳色彩。

　　清朝的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珅。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和珅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珅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遥，劳命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珅马上答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自古巡览就是盛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乾隆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珅流水般地挥霍掉了。和珅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被升为侍郎。

　　这种观点认为，和珅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但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宠。1790 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向皇上呈奏，各省库金银亏空。和珅对其怀恨在心，就一面奏请皇上命尹壮图再去查实，一面暗中派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原因是所奏不实，和珅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但和珅却以各种名目进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没银子花，和珅也更加受宠。

　　这是关于和珅受宠原因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浪漫的说法。据记载，雍正帝的妃子马佳氏长得十分艳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宠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17岁，情窦已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有一次乾隆因事进宫，正好从正在对镜梳发的马佳氏身后经过。乾隆出于逗乐，忽然从后面用两手捂住她的眼睛，马佳氏一惊，将梳子向后拍去，正好打在乾隆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伤痕。

　　第二日乾隆进宫去看望母亲（雍正帝皇后）时，被母亲发现了小伤痕，乾隆经不起皇后的再三盘问，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皇后听后大怒，以为妃子调戏了太子，下令将马佳氏牵到月华门勒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奄奄一息，宝亲王便放声哭道：“是我害了你。”说着，便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滴血在马佳氏的颈上，说：“我今生无力救你，来生以红痣相认，20年后再来同我相聚。”话刚说完，马佳氏便淌了两行眼泪一命归西。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并买通宫女把马佳氏贴身的衬衣脱下来，日日同眠。他登基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

　　乾隆朝中期时，有一次，乾隆准备出外巡视，就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就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只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边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唇红齿白，态度镇静，特别是相貌有似当年被冤屈而死的妃子马佳氏。乾隆帝心里一高兴，就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校尉答道：“奴才叫和珅，满洲宫学生，在銮仪卫充当差役。”乾隆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也无不对答如流。

　　乾隆于是密召和珅进宫，令其跪在跟前，反复端详。看到和珅脖子上有一红痣，宛如当年他给马佳氏留下的印记。再观其音容笑貌，均酷似马佳氏，故以为和珅就是马佳氏转世，从此倍加怜爱，并马上提拔为宫中总管。

　　和珅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人，得此皇恩极为感激，对乾隆无微不至地小心侍奉，乾隆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加之他善于舞文弄墨，能言善辩，日益得到乾隆的宠爱，而乾隆也认为只有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才能对得起生死轮回而来的马佳氏替身。

　　不久和珅就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同时乾隆帝还将自己的最宠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结成了儿女亲家。和珅在乾隆的庇护下，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甚至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希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涎皮赖脸地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和珅脸色一沉，把烟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个烟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个烟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一些朝廷忠臣向乾隆帝多次提出弹劾和珅，但都无济于事。

　　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刚死，嘉庆帝就立即对和珅这个前朝头号大权臣、头号大贪污犯抄了家，并以20条罪状处死。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等于清王朝10年的财政税收，无不令朝野吃惊。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