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辫子”

　　辛亥革命后，政府实行强制剪辫法令。图为革命军在街头强行剪辫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02年，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的学生集体剪辫，颇具气势。刘精三记云：“九月间，我们联系进步同学24人剪了辫子，一时风起云涌，剪辫运动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学，除少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初的剪辫风潮

　　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民初的剪辫风潮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而且随着风潮的过去，留辫与否基本与政治无涉，渐渐还原为民众自由选择的风俗习惯。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的某种功绩和历史的微弱进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为了推进剪辫运动，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热闹而壮观。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遇留辫者，即时剪掉。剪辫队还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有的还到医院帮病人剪。新政府同时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没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辫，不许进学堂。这些规定似乎很严，但实际并没有完全执行。至于学生、官员剪辫，多为自觉，甚至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借剪辫蒙混过关，欺骗革命党，捞取权位。

　　清军头目黎元洪被革命党捉拿后，对剪辫忧心忡忡，反复斗争了3天，权衡利害得失，终觉剪辫有利，才同意剪辫，革命党人却误认为他已投身革命，后来居然做了民国的副总统。善于投机的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孙中山等人即误判其为革命同志，选他做了民国大总统。

　　事实上，民初的剪辫运动比较混乱，各类人等剪辫的目的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在绝大多数民众的心里，剪辫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时髦，常常为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梁若尘在回忆家乡广东丰顺县小山村河姑潭的状况时写道：“记得有一天上午，家中供奉的‘财帛皂君’、‘观世音’、‘天神爷’座前都点烛烧香，那是爸爸剪辫子的日子。辫子刚落下，就有人燃放长串鞭炮，是祝福还是驱邪呢?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午餐还有肉吃，理发师还受到爸爸的敬酒”。

　　但是，辫子毕竟已经留了二百多年，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积习，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甚至觉得那是一种美，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者;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者;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者。梁启超的家庭很现代，他的一个厨子在外出买菜时，不小心被剪辫队剪了辫子，回来后却痛哭了好几天。对于这种不识时务的怀旧者，虽然不少地方曾发生过一些强制和偏激的行为，但总体上是说服、教育，较为宽容。

　　所以，辛亥革命后，留辫者仍扬长过市，见怪不怪。辜鸿铭五四时期在北大当教授时还拖着一根花白的长辫子，出没校园，自觉美不胜收，吟诗云：“残雪犹有傲霜枝”。以翻译西方小说名噪一时的林琴南，不但总是留着一根长辫子，而且扬言他的双腿不能给皇帝磕头了，还有何用!常往东陵痛哭。末代皇帝溥仪的辫子一直留到了1921年，也没有人强迫他剪掉，后来是自己觉得留辫实在不美，主动请人剪了。

　　种种迹象表明，民国后留辫与否是自由的，开放的，基本没有再将其“政治化”，强制打压。包容、自由、平等、博爱，在辫子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体现。但是，“辫子政治”中所反映出的中国泛政治的文化传统及其一元化的你死我活的专制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后来的历史事变中顽强而曲折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