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宋子文内幕

　　1931年7月23日清晨，上海火车北站发生了一起重大行刺案，刺杀对象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事发后，刺客乘乱逃离现场，宋子文的秘书、卫士当场毙命，宋本人却死里逃生。这起行刺案被海内外舆论称为“民国名案”，国民党当局始终未能查明真相。案件沉寂多年后，曾参与刺杀宋子文的“王亚樵集团”重要成员郑抱真的后人向笔者提供了诸多线索，加上一些史料分析，才揭开了此案鲜为人知的内幕……

　　1931年春，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蒋介石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幽禁在南京汤山。广东军阀陈济棠改变了拥蒋态度，将进犯桂东南的粤军全部撤回广州，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重新统治广西。随即，拥护胡汉民的全国各地党政要人在广州组建“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对抗。同年5月，国民党元老唐绍仪联合孙中山之子孙科向全国发出通电，强烈要求蒋介石下野，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古应芬等人的支持。陈济棠趁此机会，准备出兵讨蒋。此时，蒋介石的精力主要放在对付中共武装力量上，亲自出任“围剿”部队总司令，率10万人马向中共江西根据地进攻。中国局势的动荡，让盘踞在辽东的日本关东军觉得有机可乘，日夜进行军事演习，准备大举进攻我国东北诸省乃至关内。

　　1931年7月9日，白崇禧与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倒蒋派领导人萧佛成、马俊超、古应芬等人秘密在四川峨眉山会合，商议倒蒋措施。他们计划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在24小时内下野，由孙科接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孙科上台执政后，能否拿捏得住“命脉”?所谓“命脉”，就是指财政大权。蒋介石深知财政大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自1927年上台后，便委任大舅子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牢牢掌握中国的“命脉”。

　　有人提出到时让孙科撤去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但又考虑到孙中山跟宋氏家族那层特殊关系，以孙科的性格，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应如何解决宋子文的问题呢?白崇禧目露凶光，右手食指一钧，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意思是“干掉宋子文”!众人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便都同意了。

　　接下来，白崇禧说出了一个刺杀宋子文的计划：本月下旬宋子文将去上海和外国一财团巨头商谈贷款事宜，到时可请上海的王亚樵安排下手。王亚樵是反蒋先锋，曾立誓手刃蒋介石，这次我们只要把倒蒋意图向他和盘托出，他自然肯向宋子文开枪。

　　白崇禧这么一说，其余人都一致赞成，萧佛成更是自告奋勇赴上海跟王亚樵洽谈此事。王亚樵和西南“反蒋派”关系一向不错，与白崇禧等人也都相识。

　　两天后，萧佛成从成都飞抵香港。为了不暴露此行目的，他在下榻处向记者发表讲话，称是来香港休假的，拟在港待半月余。

　　香港报纸刊登出这一消息时，萧佛成已改换行装，登上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驶往上海了。7月14日，他抵达上海，避开中统和复兴社特务的视线，单身前去拜访王亚樵。

　　王亚樵，字九光，188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宣慰副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数次策划刺蒋行动。他在上海拥有一支以安徽籍工人、商人为主的秘密反蒋团体，最盛时部众达3000余人。王亚樵机警过人，颇具古代豪侠气质。他行踪神出鬼没，有时一日移住处数次，令缉捕他的国民党警特人员大伤脑筋。西南反蒋派与王亚樵素有来往，王亚樵集团经费困难时，西南政务委员会曾以巨款接济。因此，萧佛成知道王亚樵的栖身处。萧佛成到上海后，在姚主教路刘芝陆新建的宅邸找到了王亚樵。

　　王亚樵接待了萧佛成，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问：“萧先生改装易服，夜访亚樵，不知为了何事?”

　　萧佛成笑了笑，说： “九光兄，敝人此次登门，确是为了一件机密大事代表西南方面来同阁下相商的。”

　　王亚樵心里已明白了几分： “不敢动问，是否为蒋氏一事?”

　　萧佛成缓缓颔首： “差不离。西南方面正在谋划倒蒋，准备让孙科代之……”萧佛成把刺杀宋子文的原因和计划和盘托出。

　　王亚樵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说： “只要反蒋，杀谁都行。萧先生以为何时何地下手为妥?”

　　萧佛成见事情很顺利，高兴得两眼放光： “宋子文将于7月下旬来上海，那时即可下手。”萧佛成边说边掏出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 “九光兄，你先拿这10万元分给你那帮兄弟，待事成之后，另有20万元酬谢。”

　　王亚樵推辞道： “萧先生，亚樵这里不是暗杀公司，不必付酬金。反蒋乃亚樵多年心愿，何必计较这一套?西南诸君一向待咱不薄，曾几解窘境，此情实在难忘。眼下亚樵手头尚能维持，待日后碰上困难再说吧。”

　　萧佛成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收回支票。宾主又谈了一会儿话，萧佛成告辞而去，次日返回香港。

　　王亚樵立即开始安排行刺宋子文的行动。

　　首先需要掌握宋子文乘坐哪趟火车从南京起程，何时抵达上海。王亚樵通过秘密渠道向东南通讯社下达了搜集上述情报的指令。

　　作为职业暗杀集团的掌门人，王亚樵掌握着各种情报资源。他在南京设立了秘密情报站，东南通讯社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允许私人开办通讯社，几名记者合在一起，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的宣传部注个册，就可以靠采写新闻卖给报馆、电台谋生了。王亚樵看中了这个行当，便出资在南京注册了一家“东南通讯社”， “记者”们表面上是在采写新闻，暗地里却在搜集有用情报。

　　东南通讯社接到王亚樵的指令后，几名伪装记者的暗杀集团成员碰头商议，决定由“记者”张玉华借中国新闻社刚刚发布过“财政部将与某国财团巨头会晤”的新闻为由头，去向国民政府财政部新闻科探询。

　　1931年7月21日下午，张玉华来到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新闻科，以采访的名义探询有关宋子文与某国财团巨头会晤的具体消息，未能成功。

　　张玉华大失所望，在返回通讯社途中往上海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向王亚樵报告失利的消息。王亚樵在电话那头再下指令： “你马上去找陈司令。找不到的话，找他的副官也行!”

　　“陈司令”就是当时担任国民政府首都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陈铭枢与王亚樵私交甚密，知道王在南京设通讯社的事。东南通讯社发布的一些“独家”新闻，还是通过他才搞到的。

　　张玉华随即前往卫戍司令部，先找到陈铭枢的副官龚政韬。龚副官与张玉华很熟，一见面就热情地问张有什么事。张玉华略显无奈地说： “龚兄，我这也实在没办法了才又来麻烦你。是这样，近来外面风传财政部长宋子文即将赴沪与美国财团巨头商谈政府借债问题，这几天有多家报馆向我们约这方面的新闻稿，价钱开得很高。可是，我刚才去财政部采访却碰了壁，说是‘无可奉告’。不知你老兄能不能提供点儿可以公开的消息?”

　　龚副官听罢笑道： “宋部长是财神爷，大权在握，人家那边做什么怎么会通知我们?他这次去上海见什么人，谈什么事，连陈司令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宋部长7月23日乘宁沪55次快车赴沪，一共要了两节专车。这是我们刚得到的通知，让我们卫戍司令部届时派人警戒。”

　　张玉华大喜，这正是他要探听的情报，但仍装出一副失望的表情，说： “是吗?龚兄，我恐怕又要失望而归了，人家需要的是‘商谈’的具体内容。”

　　龚副官耸耸肩，说：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张玉华和龚副官告别后，兴奋地离开了卫戍司令部。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在积极准备。王亚樵在挚友、高级谋士郑抱真(1929年参加王亚樵反蒋抗日集团，是上海“铁血锄奸团”的骨干分子)的陪同下，亲自化装前往上海火车北站查看地形，回来制订了一套缜密的方案。方案是这样的：兵分3路，第一路4人，化装潜入车站月台，待宋子文下车步出站台时开枪射击;第二路7人，各携手枪及烟幕弹，把守候车室，负责掩护刺宋枪手撤退;第三路5人，守候在北站大门口的天目东路上，预先切断通讯线路，负责接应一、二路人员。为保密起见，王亚樵分头召见这3路人马，道明各自的任务职责，勉励其殊死一搏。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宋子文自投罗网。

　　张玉华是老牌情报员，他虽已得知宋子文赴沪的时间、车次，但出于谨慎，并没有立即向上海方面发出消息。他准备到时亲自去南京火车站侦查，确定宋子文已经上车，列车启动后再发电报。电波比火车快得多，王亚樵有足够时间做准备工作。

　　1931年7月23日0点53分，宋子文一行的两节专车挂在55次宁沪客车上离开了南京车站。

　　张玉华目睹这一切后，立刻去南京电报局，向上海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康叔乘55次车于23日0点53分离宁，天亮即到，望往迎无误。”

　　电报通过情报中转站送到姚主教路的刘公馆时，王亚樵已就寝。他闻报立即起床，阅毕大喜：“好，成功在望!”随即，他传令各路人马准备好5点赴北站，照原计划行动。

　　位于闸北的火车北站，被称为“上海的大门”，昼夜喧哗，南来北往的旅客携箱提包进进出出。7月23日清晨5点，夏日的上海天已透亮，王亚樵派遣的一支特别行动组悄悄来到北站。第一路人马由成诚、刘刚、肖佩伟、孙凤鸣4人组成，化装成旅客和军警人员，持车票、站台票通过检票口进入站台。第二路人马由华克之、龚春浦率领，以旅客、小贩身份分布在候车室各处，占据有利位置。第三路人马由谢文达带领，其中一半人化装成电灯厂检修工，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爬上爬下地“忙碌”着，另一半人则驾着出租汽车在车站前的马路上来回兜转“接客”。

　　6点半左右，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率领一班文武官员乘轿车来到火车站;上海的社会名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以及各界代表也已抵达。接着，国民党驻沪海军部队派出的军乐队也匆匆赶到了。身穿黑色制服的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和穿着便衣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特务混在候车旅客中，密切关注可疑人物。王亚樵的行动小组成员全是精于暗杀的老手，善于化装，没有引起怀疑。

　　宋子文乘坐的55次列车本应在6点55分驶抵上海，但由于车在苏州站坏了，抢修耽搁了1个小时，致使抵沪时间相应推迟。7时54分，55次列车长鸣汽笛，缓缓驶进站台。海军军乐队奏起“迎宾之乐”，吴铁城、杨虎等官员精神抖擞，准备鼓掌欢迎。

　　站台外侧，身穿警察制服的刺客刘刚，朝混在旅客中的“军官”肖佩伟、孙凤鸣和“阔商人”成诚递了个眼神，示意“准备”。列车驶进站台停稳后，守候在站台上的黑衣警察立刻拥向列车，堵住旅客车厢的车门，不许任何人下车。宋子文的专车挂在尾部，车门打开，两名体格魁梧的卫士敏捷地跳下来，手持匣枪一左一右地守住车门。接着，车里又下来10余名卫士，站在车门前，组成一道扇形屏障。四五个气度不凡的文职官员从容不迫地从车厢里走出来。

　　这时，反应敏捷的成诚发现车上下来一个年近40岁、中等个头的男子，身穿一套高级全毛薄哔叽西服，头戴一顶白色拿破仑帽，手持一根橙黄色手杖，看上去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成诚心里“咯噔”一下：此人正是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宋子文!说时迟，那时快，他扔下手中的皮箱，闪电似地掣出手枪，冲目标连发两枪。

　　几乎同一时刻，双枪手刘刚也朝目标射出了两颗子弹。那人一声未吭，身子一侧便栽倒在站台上。枪声一响，站台上炸开了锅，专车上的卫士、站台上的警察、特务大呼“有刺客”，立刻朝刘刚那边扑过去。肖佩伟一枪击倒冲在前面的一个特务，大叫一声“撤”，拔腿就跑。刘刚边跑边打，双枪连发似连珠弹，令对手不敢逼近。

　　站台上枪声一响，候车室里的华克之、龚春浦等人立刻向检票口逼拢过去。这时，刘刚等4人已跑进候车室，二三十米开外一群警察蜂拥而上。龚春浦立刻扔出烟幕弹，站台上顿时浓烟滚滚，遮住了追击者的视线。

　　3路人马安全撤退，无一人被捕。王亚樵在姚主教路刘公馆闻报大喜，传令当晚在徽帮菜名店大富贵酒楼设宴为行动人员庆功。可是，王亚樵高兴得太早了。

　　这天傍晚，一个保镖送来当天的晚报，说： “九爷，宋子文没死!”

　　“什么?”王亚樵大感意外，抓过报纸，一行黑体字标题跃入眼帘：宋子文今晨遇刺，唐腴庐代主遭难。报道称宋子文今天上午在火车北站遇刺，侥幸的是刺客认错了人，把与宋身材、面容相似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打死了。

　　王亚樵无可奈何地长叹了口气。

　　宋子文遇刺案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立刻从江西“剿共”前线返回南京，调兵遣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骚乱。西南反蒋派见形势不妙，立刻偃旗息鼓，取消了倒蒋计划。

　　蒋介石直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下达命令，让其在10天内破案。同时密令中统局首脑徐恩曾、复兴社特务科科长戴笠各自派人赴沪进行侦查。可该案一直查到年底也没有侦破。

　　直到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遭到王亚樵派遣的杀手行刺险些丧命，蒋介石再次下令组织强大的侦查班子全力进行侦查，才随汪案的侦破查明了宋子文遇刺案真相。

　　王亚樵于1936年10月在广西梧州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蒋介石才消除了一个心腹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