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我有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你一定还记得这首哀婉悲伤的歌吧?1936年11月，着名音乐家张寒晖谱写的这首独唱曲，曾经传唱一时，令无数国人动容。歌中提到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使得广大东北同胞饱受流离失所之苦。

　　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觊觎已久，借故发动袭击本在意料之中;可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后，东北军几乎没有发起什么抵抗，就悉数撤退。于是，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3)就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是谁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蒋介石吗?张学良吗?

　　真假难辨的《铣电》

　　长期以来，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当了“替罪羔羊”。

　　主要证据就是《铣电》，“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

　　此处的“张副司令”即为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中正”自然就是蒋介石了。据称，这一封被称为《铣电》的电文，是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对张学良发布的命令，要求其对日不抵抗。

　　蒋介石向张学良发出“不抵抗”命令，似乎符合其对日政策的基本逻辑。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逾万人。面对日军的挑衅，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原地”，“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下令留下两团驻守济南，其余部队绕城而过，继续北伐。

　　另外，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和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在回忆录中证实《铣电》的存在。

　　洪钫在回忆中说，“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

　　赵镇藩则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但是这些指证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当目前为止，这封神秘的《铣电》，始终没有出现于世间。有学者遍寻两岸文献档案，连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都不见此电影踪。张学良曾言，“终有一日将此事表白于天下的机会”。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早已过世，张学良也早脱离了软禁生涯，定居美国。可这封密电依然未见踪影——这就意味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缺乏直接证据。

　　作为当事人之一，张学良的说法更是耐人寻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表示“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而被蒙上不抵抗的罪名，代蒋受过。”在西安事变时又称：‘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

　　可到了晚年，张学良却一再否定“不抵抗”命令与蒋介石的关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中，张学良对询问此事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如此前后矛盾，更令人对《铣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倒是证据确凿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倒是向东北军发出了密令《鱼电》，命令部属不得抵抗日军进攻。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以《鱼电》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称：

　　“辽宁政委会藏(式毅)代主席、边署荣(臻)参谋长鉴，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仅仅下令“不抵抗”倒也罢了，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北大营“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十八日晚)十时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又未宣告开战，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令人不解，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所言。

　　9月19日下午，张学良接受《盛京日报》记者访问时又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9月20日晚，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甚至到晚年，张学良依然不后悔当初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对日政策，“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蒋介石默许“不抵抗”主义难逃罪咎

　　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是张学良发出“不抵抗”命令，也并不能因此减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罪责。

　　事实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和各团体纷纷发表抗日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立即对外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

　　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于当天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东北。

　　一些国民党将领也致电蒋介石和张学良，表示愿意率部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对于日本的野心，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

　　他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介石提出，“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

　　会议最终通过决定。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在外交上“诉诸公理”，乞求国联制止日本。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9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

　　由此可见，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联，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准备和军事对抗，也没有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日军侵略，以至于日军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东北三省攻陷。

　　“不抵抗”政策连国民党内部人士都看不过去了。军统头子戴笠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虽然在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剿灭在江西等地发展的中共和红军方面，依然是不遗余力——1932年12月，刚刚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的蒋介石，就集中了40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