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流亡欧洲的岁月

　　1927年8月,一个满天星斗的晚上,不夜的上海已经安静下来。宋庆龄在美国友人雷娜?普罗美的陪伴下,趁着夜色,悄悄地跨出莫里哀路中山故居的大门,穿过静谧的马路,赶到法国公园附近。那里早已有一辆汽车等在路旁。两人一钻进车内,汽车就急驶往黄浦江边……清晨,宋庆龄登上了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苏联货船。很快,轮船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海参崴急速驶去。宋庆龄就这样秘密出走莫斯科,开始了她流亡欧洲的岁月。

　　一支“桃色暗箭”

　　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照理应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送才对,为什么要秘密出走?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当时,国内反革命势力气焰嚣张,中共党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宋庆龄坚决反对“分共”。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分别写亲笔信拉拢宋庆龄,都被她断然拒绝。在此之前,反动军阀何键曾派兵搜查宋庆龄住宅,宋庆龄在国内的安全已无保证。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其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并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前往苏联。

　　消息传到宋家,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到宋氏姐妹、兄弟,都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只要不去赤都,到西方任何国家,他们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费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庆龄坚持说,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

　　这时,蒋介石等人也发动宋老夫人与宋美龄、宋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拉拢,而蒋介石自己也以高官许之,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宋庆龄的决心。看软的不行,蒋介石便要来硬的,决定派特务把她干掉。后来在宋氏家人的竭力劝阻下,蒋介石才改变方案,下令对她“秘密监视,不许出境”。

　　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告诉了宋庆龄:“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宋庆龄立即秘密地准备赴苏之行。她请自己的密友、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美悄悄为她安排这次旅行。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然外界几乎一无所知。

　　到了莫斯科,宋庆龄作为苏联的国宾,受到了盛大欢迎。她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专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随后,宋庆龄和友人一起,在苏联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不料,在这期间,一支“桃色新闻”的暗箭射向宋庆龄。

　　1927年9日,英国《每日邮报》刊登出她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接着,美联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电讯:“英国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中国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此事将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比利时、中国等很多国家的媒体也都刊登出了这条“花边新闻”。雷娜?普罗美早就从英、美等国的报纸上看到这个谣言,但她不敢对宋庆龄讲。宋庆龄从高加索兴冲冲地度假归来,刚一下火车,不少把《纽约时报》的谣言当真的人,就纷纷向她祝贺。宋庆龄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一听就昏厥过去了。

　　宋庆龄对这种花边谣言如此愤怒,不仅是因为它损害了她个人的名誉,更是因为这种谣言是一支政治暗箭,其目的在于把她和孙中山的名字割裂开来,抹掉她十分珍惜的孙夫人的身份,从而削弱她为扞卫孙中山理想而奋斗的力量,而这正是她矢志不渝、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

　　宋庆龄马上发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其家人转告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让其澄清事实,并表示如无满意答复,就委任律师控告该报。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宋庆龄又遇到其他一连串烦心事。1927年11月21日,她的好友雷娜?普罗美突患脑炎去世。同年12月14日蒋介石以苏联支持广州起义为名,逮捕、杀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宣布与苏联断交,宋庆龄于17日、23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表示反对,均无济于事。1928年春,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在离开的前一周,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见了宋庆龄。会谈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接待,接着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笑了,说:“你说的对,希望我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

　　请捐款给中国人民

　　离开苏联后,宋庆龄到了德国。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因为她不期望得到德国政府官方的接待和照顾,也不愿意会见在柏林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如汪精卫、孙科等人。

　　德国官方对宋庆龄来德访问一事,一直颇为顾虑。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动进行监视,不过为谨慎从事,只是秘密盯梢。所以,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人真正出面干预。

　　在柏林,宋庆龄的身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是林太太。亲友给她写信也并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个临时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1928年5月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通过多方打探,得知宋庆龄移居德国,便专程从美国赶到柏林,拜访宋庆龄。出于保密,宋庆龄本来不想接见他,但考虑到希恩对中国人民比较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

　　两人一见面,希恩便说,美国人民很想见宋庆龄,想听听她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宋庆龄莞尔一笑,说:“流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见?”“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五年时间,不是吗?”“不错,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公司就可以付给你50万美金的优厚报酬。”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目前虽然贫困,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庆龄坚决地回答,随即她又补充道,“我说的捐款,当然不是捐给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这个我明白,不过……”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三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透彻。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由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他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找宋庆龄。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宋庆龄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她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让人把一张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的结婚照片送给了这个说客。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有这样的描述:“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知道后,不顾危险的国内环境,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次回到柏林,继续她的流亡生活。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生活,她立刻回国奔丧。从此,宋庆龄便开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内的革命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