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何妨吟啸且徐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苏轼

　　一

　　1079年的9月底，天已经有些凉意了。在御史台监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月的苏东坡(严格说来，此时他还叫苏轼，直到1081年春，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在城东坡开荒50亩，始号东坡)，心底比天气还凉。狭小阴暗的囚室中空气污浊，只有屋顶的一个天窗可以透点空气和光亮进来。日复一日的审讯，一次一次的拷打，耗尽了这个43岁男人的体力和精力。他早已分不清昼夜，辨不清晨昏。地上散落着几张纸，是他刚刚写就的供词，内容无非是承认自己在某首诗中讽刺了新法，在哪份奏表中表现出对皇帝的不恭等等。其实，这全是李定、舒亶那帮御史们的功劳，他们早已把东坡的反动言论装订成册，只等东坡签字画押就可以结案定罪。东坡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管自己承认与否，他们都不会放过自己的。他把埋在地里的青金丹取出来数了数，已经有20多粒了，想着，这一口下去，就可以彻底解脱了。

　　杂沓的脚步声传来，牢门吱吱扭扭一阵响动，门开了。“是迈儿送饭来了吧?”东坡把自己整理好，定睛向门口望去。昏暗的光线下走来的不是长子苏迈，而是亲戚老程，跟在后面的是两个狱卒。

　　“迈儿来京这么些日子，盘缠都用完了，今儿外出借钱去了，让我来给您送饭。”老程放下篮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个食盒。东坡打开第一个，不看则已，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竟是一尾红烧鱼。他和苏迈约定，一旦自己的官司有了凶信，就以送鱼为暗号。莫非是赐我死了?

　　“这鱼是迈儿让你送的吗?”东坡不动声色地问。

　　“是我寻思……”老程本想说，“是我寻思老爷在牢里吃不好睡不好的，想给你改善一下伙食，就赶紧让贱内给您烧了一条。”可是，话没说完，就被狱卒喝断：“不能和犯人交谈，出去!”

　　东坡接过食盒，强打精神吃了起来，每咀嚼一下，都扯着后背肋骨隐隐作痛。他装出很享受的样子，直夸这鱼做得好，说要是能放几只朝天椒，就更出味了。

　　东坡吃完，狱卒拎起篮子，交给等候在门口的老程，牢门又吱吱扭扭地关上了。只剩下东坡一个人，对着一豆颤颤巍巍的灯火，好像这火也怕冷似的。

　　“果真是死罪了?这迈儿是怕看见自己痛苦才委托老程来送饭的吗?不能啊，迈儿不是那种怕事的人啊。”东坡满腹狐疑，又从地里抠出几粒青金丹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放回去埋好，提笔写下两首诗，一首给弟弟苏辙，另一首给妻儿。第一首是：“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是把自己一家老少十口人托付给弟弟来抚养。第二首是：“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锒铛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这是交代后事，要求把自己葬在浙江桐乡。

　　牢门再次开启的时候，东坡一直期待的那个人——狱卒梁成，端着一盆热水走了进来。这是东坡每晚睡前要做的功课——泡脚。狱中泡脚本是天方夜谭，可是当良心未泯的梁成遇到德才兼备的东坡，用今天的话说，当粉丝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

　　梁成帮东坡把脚泡好，就问：“他们又拷打您了吗?”

　　东坡微闭着眼，点了点头，然后就把晚饭吃鱼的事情说了出来。

　　粱成说：“不能吧?要明天杀头，他们一定会有所议论的，可是我刚才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呀!”

　　东坡说：“总有这么一天的。”

　　梁成忙安慰道：“也未见得，老爷，您知道吗，杭州、湖州的老百姓听说您被关进大狱，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为您做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您平安，那黑压压的人群，那香火旺盛的场面，可壮观了!当地官员已经把这些舆情奏报皇上了!”

　　东坡闻听此言，不由慨叹一声：“多好的老百姓啊!”说着，把刚才写好的两首诗交给梁成，让他务必转交迈儿。梁成匆匆一看，知道是遗书，说：“老爷，为了那些爱戴您的老百姓，您也要活下去啊!”

　　两人道别，东坡调理了一会儿气息，和衣而卧。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好像听见有人进了囚室，躺到自己身边。东坡毫不介意，不久鼾声大作。睡梦中，感觉有人推了推自己，对着自己的耳朵说：“恭喜使君，贺喜使君!”东坡哪里知道，来人正是宋神宗派来刺探情况的小太监，他见东坡被关大狱还能如此酣睡，只能说明心底坦然，毫无愧怍，加之他也是东坡的粉丝，当夜向神宗如实作了汇报。

　　已交四更，东坡的鼾声在北宋御史台的上空显得异常清脆，催眠了柏树上的乌鸦，也催眠了夜空的朗星。

　　二

　　西汉长安的御史台内种植了许多柏树，柏树招乌鸦，夜晚来临，树上就会栖宿成千上万只乌鸦，时人就把御史台称为“柏台”或“乌台”。北宋汴梁的御史台虽然没有那么多乌鸦了，可是在此工作的乌鸦嘴却是不少，以至于把东坡这样襟怀坦荡的人都提进狱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按照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制度设计，这个案子是不应该发生的。赵匡胤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深知可以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对文人特别器重，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发生在太祖时期。为了鼓励文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太祖明确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不仅把它刻成石碑，还警告继任者“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可惜，此一时，彼一时也，几代之后，往往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即如后世明太祖规定贪污钱财60两银子以上者，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真把贪官们吓唬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严嵩的贪腐在历史上有名;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杀掉两个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换来30多年的吏治清廉，可是后来的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前腐后继，不让古人。此是后话，还回过头来说“乌台诗案”。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因缘际会。“乌台诗案”的大背景是变法派当政，而苏东坡、司马光等人一向被视为保守派，不受皇帝待见;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东坡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这就应了“天妒英才”那句古训。

　　东坡少负才名，21岁中进士时已誉满天下。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激赏有加，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当朝皇帝仁宗策试回宫，兴高采烈地对曹皇后说：“朕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太平宰相!”曹皇后问是谁?仁宗说是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还说：“我老了，恐怕来不及重用他俩了。但是可以留给后人，不也很好吗?”可惜东坡从1061年走上第一个工作岗位——凤翔府签判开始，历仁宗末期、英宗时期，都是在最基层历练。1068年神宗即位，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直到1086年神宗去世为止，熙宁变法持续17年。东坡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到变法的种种不利，受父亲苏洵的影响，与王安石保持了距离，所以东坡继续坐冷板凳，先是杭州通判，继而是密州、徐州、湖州三地的知州。虽然东坡一直外放，可是神宗皇帝并没有忘记这位当朝第一才子。1073年，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时候，神宗派司天监沈括察访两浙，特意叮嘱他善遇东坡。这位后来以《梦溪笔谈》名世的沈括在杭期间与东坡诗词唱和，欢饮达旦，东坡视为知己，高兴之余，手录几首诗作送给沈括。沈括把它们带回京城，呈给神宗，注明“词皆怨怼”，就是说这些诗的主旨都是埋怨变法。神宗看了，自然不快，但觉得不过是文人看不清天下大势，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罪及东坡。及至1079年，李定等人把东坡的反动诗文集呈给神宗的时候，神宗终于震怒了，立刻下旨逮捕东坡，革去湖州知州之职，押解到御史台问罪。

　　东坡在朝中还是有几个朋友的，驸马王诜即是一位，他自然消息灵通，立刻派人通知苏辙，让他给哥哥报信。所以神宗派到湖州捉拿东坡的太常博士皇甫尊还在路上时，东坡已经知道凶信了。他不躲不逃，知道自己不贪不占，顶多是因言获罪，便仍穿着朝服出见。皇甫尊来到州衙，出示了一纸普通的革职逮捕文书，就把东坡五花大绑，即刻押解回京。妻子王闰之带着全家老小，从后堂追赶出来，哭成一片。东坡突然想起从前和妻子讲过的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有一位隐士杨朴，有人向朝廷举荐他善于写诗，真宗召见他，让他当场做诗。杨朴推辞说不会，真宗就问，你这次进京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回答说：“只有为臣的老妻写了一首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知道他志不在做官，就放他回山了。东坡知道闰之一定记得这个故事，就回头对她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老妻一样，写一首诗来送送我吗?”王闰之听了，不禁破涕为笑，而东坡已转身走出州衙。

　　客观地说，神宗是一个有为的皇帝，只是过于峻急。他从父亲英宗手里接班的时候，还是个21岁的小伙子。那时的宋朝表面看来繁荣昌盛，实际上危机四伏。国家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6300万到6800万缗钱之间，光是官吏和士兵的支出即达6000万，神宗时期的皇家开支是每年720万，只此三项，已经出现赤字了。还有，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和西夏50万和27.5万匹银绢，实在令神宗皇帝颇为不爽。“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所以，王安石变法与神宗的期望一拍即合。前期推行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确实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抑富济贫，可是后来摊子铺得过大，从保甲法、保马法到改革科举制度、学校制度，短短六年即推出十项重大新政，有的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有的被基层官员念歪了，有的根本就是恶法。加之，王安石任用的是吕惠卿等一批反复小人，而没有人才的保障，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取得成功。1074年，郏侠绘《流民图》上奏神宗，画面上的乞丐形象深深刺痛了神宗的神经。新法受挫，王安石先后两次被罢免相位，出知江宁府。虽然变法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但作为幕后老板，神宗当然不喜欢别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即使他是当朝第一才子苏东坡。也就是说，是东坡自己撞到了神宗的枪口上。

　　可是，如果没有手下人的罗织，神宗是不可能读到东坡的反动诗文的。那么是谁和东坡过不去呢?是李定、何正臣、舒亶几个御史小人吗?当然不是。这个人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旨相公”——王硅。《宋史·王珪传》：“以其上殿进呈，日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日已得圣旨也。”这样一个只会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的人，却是一个深谙权术的家伙，他知道宰相只有一个，而觊觎这个位子的却大有人在，当朝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已经失势的王安石、吕惠卿，而是仁宗都看好的苏东坡。别看苏东坡、司马光等旧党人物现在靠边站，谁知道哪一天他们会卷土重来?为防患于未然，不如来他个斩草除根。王珪选择了苏东坡。因为司马光老成持重，绝口不言世事，而苏东坡直言敢谏，还经常借诗文讥讽朝政，所以更容易抓到把柄。果然让李定等人一嗅，立刻从东坡诗文中叼出了这样的句子：

　　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所说的“新进”，显然是指因拥护变法而得到提拔的官场新宠。

　　《山村》诗中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说年轻的农民拿着国家发放的青苗钱进城打工，很快就把身上带的钱花光了，什么本事也没学到，却学会了城里人说话的腔调。东坡在诗中冷嘲热讽，没有一点同情心，反对救济贫民，反对变法。

　　还有“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讽刺朝廷新兴律学，忽视传统儒学教育;“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神宗实行盐禁……

　　在御史们整理出的黑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误解、曲解，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但也有一些确实是东坡的原意呈现。东坡后来回首往事，说这个时期“臣屡论事，未蒙实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用现代的语汇，东坡可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天生有一张没遮拦的嘴，爱批评朝政;有一支汪洋恣肆的笔，由着性子地“兴观群怨”;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大脑，不肯囿于成见或世俗之见。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也未免不犯忌，在北宋，虽然太祖规定不得以言罪人，但东坡之言已然太出格了。他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角，简直是义不容辞。

　　三

　　东坡的名气太大了，他被捕入狱的消息千捂万盖，还是传到了曹太后的耳朵里。这位仁宗朝的皇后，如今成了神宗的祖母，虽然不是嫡亲(仁宗无子，英宗为濮王之子，神宗为濮王之孙)，但这辈分在，而且老太太绝顶聪慧，不由得神宗不服。这位已处于弥留之际的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她听说东坡因写谤诗而下狱，第一反应就是东坡一定受了仇人的陷害，对神宗气鼓鼓地说：“我的病已经很重了，不能再有冤屈之事来伤害中和之气!”神宗是个孝顺的孩子，立即表示可以用大赦天下来为太后祈寿，曹太后断然说：“不须赦免天下的凶恶之人，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

　　这大宋朝，据说除了太祖，其他皇帝都有点神经质，可是有两个皇后足以称得上英明，一位是曹太后，另一位是后面要提到的高太后——英宗皇后，神宗的生母，而且和曹太后还有亲戚关系，是曹太后的外甥女。曹太后没有看到东坡出狱，就于这年的10月20日病逝了。狱中的东坡听到讣闻。写了两首诗以示哀悼，诗中表达了对太后知遇之恩的无限感激和对老人去世的深切缅怀。

　　其间，营救东坡的奏章纷至沓来。有自己的同胞兄弟苏辙，他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赎东坡的死罪;有旧党友人范镇、张方平等人;甚至有自己的政敌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在江宁赋闲多年。官场的失意、民间的疾苦、新法的流弊，让这位“拗相公”清醒了许多，他知道东坡虽然和自己不是同道，但罪不至死，于是上疏替东坡求情：“岂有圣明之世却杀害才学之士的呢?”王安石的胞弟王安礼和东坡一直是好朋友，他当面劝说神宗：“自古雄才大略的君主，都不因言论而处罚臣民。苏轼是个文士，才学高而官位低，难免在诗文中发发牢骚。一旦真的绳之以法，恐怕后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希望陛下中止这场官司。”神宗回答说：“朕本来也不想治他什么罪，不过要让御史们言路畅通而已。看在你求情的分上，我会宽恕他的。”当朝另一位宰相吴充，虽是王安石的姻亲，但他对新法却持保留意见，对神宗说：“魏武帝曹操那么好猜忌的人，都能容忍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却容不下一个苏轼，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这些话显然起了作用，没有哪个皇上愿意被指责容不得人才。何况，正如神宗对王安礼所言，他并没有治东坡死罪的意思，只是要杀一儆百，让保守派免开尊口而已。本来要给东坡判刑两年的，随着曹太后的去世和一些重臣的劝谏，神宗最终赦免东坡，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务。处分最重的是王巩，他因为是张方平的女婿，被贬往岭南的宾州，监盐酒务。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20多人，各处罚铜20至30斤不等。

　　1079年12月28日，东坡在被关押130多天之后，终于走出了阴森森的御史台监狱。入狱前，他巨颡丰颐，体健如牛;出狱时，已经是头发稀疏，遍体鳞伤了。他因诗获咎，但在牢狱之中，居然仍有写诗的兴致，看到院子里的榆、槐、竹、柏，即刻吟咏起来;看到乌鸦饿了，啄起地上的积雪，也写入诗中。一出监狱大门，立刻索笔把狱中构思的这些佳句记录下来，并且自豪地宣称：“试拈诗笔已如神”，真是北宋第一牛诗人!

　　四

　　1080年农历正月初一，在别人家欢庆新年的爆竹声中，东坡由御史台差役押解，离开汴京，前往贬所黄州，同行的只有苏迈。他的家人是在几个月之后，才由苏辙护送来到黄州与自己团聚。这短短的几个月，是东坡一生中最感寂寞、孤独的日子，是他心境最为凄惶的日子，也是他开始对宇宙、人生发生独特体悟的日子。

　　刚从大狱里出来，东坡就像一只受伤的羊羔，多么需要躲进一个宁静的角落，舔舐一下血淋淋的伤口。可是，家人还远在筠州。他以戴罪之身，与苏迈暂时寄居在一所小寺庙里，一日三餐，跟着和尚一起吃斋。好在寺庙就在长江边上，东坡白天昏睡，夜晚才像一个幽灵似的出来散步。这么做，当然是有意避开人群，免得双方尴尬。

　　正是春寒料峭之时，夜静得瘆人，东坡看到了一只和自己一样孤独的大雁，触景生情，写下这样寒凉的词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东坡终于没有抑郁，因为家人重新团聚，朋友开始汇集。在亲情、友情的滋润下，东坡心灵上的伤口渐渐愈合。新任知州徐大受与东坡一见如故，在生活上对他关照有加。家人团聚后。东坡上有70多岁的乳母任采莲，下有三个儿子，苏迈已经娶妻，加上家童侍女，一家老小20多口，住在寺庙里自然不便，只好借住在一处叫临皋亭的官邸。老朋友马正卿来访，看到东坡一家生活拮据，就出面向州府申请拨一块荒地让东坡开垦。徐大受慨然批准，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拨出一块废弃的营地50亩给他。东坡带领一家老小，在这片土地上垦荒、种粮、种树，忙碌了几个月，把一块荒地整治成了良田。东坡想起白居易贬忠州时的一首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见这片土地在黄州，便自号东坡居士。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旁边建起五间住房，自题“东坡雪堂”，终于有点安居乐业的眉目了。

　　听到他落难的消息，来黄州看望他的朋友越来越多。杭州的老朋友王复、张弼等托人捎来他爱吃的荔枝红、红螺酱，僧人道潜在这里一住就是大半年，四川老家的朋友巢谷也赶来投奔东坡。在他家里当起了家庭教师。

　　不过，经过牢狱之灾的东坡，不复是以前的那个苏轼了——他依然豪迈，但豪迈之外多了一份悲凉;他依然旷达，但旷达之外多了一份谨慎;他依然乐观，但乐观之外多了一份深沉和通透。这一切，都要感谢孤独。孤独，对常人来说，意味着寂寞、凄苦，对一个伟大作家来说，则意味着创造。东坡也有常人的一面，同样有寂寞、凄苦。比如。《西江月·黄州中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写出自己心底的沧桑和对官场失意原因的剖析——“月明多被云妨”。1082年寒食节，那份深刻的孤寂再次袭上心头，东坡写了两首寒食诗，中有“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句子。岁月催人老，46岁的东坡己然青丝变白发，怎能不感慨系之!这种苍凉同样出现于此后创作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词的最后几句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不过，东坡不是李白，他没有走向消极，没有走向及时行乐，而是更加淡定，更加通透。那个孤寂的寒食节后不久。东坡随朋友一起去黄州城外的沙湖看田，路遇骤雨，友人皆狼狈不堪，东坡却泰然处之，这就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描述的是大自然的风雨，抒发的何尝不是自己对待人生风雨的淡定态度?

　　东坡没有走向颓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坡是一个元气淋漓的人，是一个富有生命情趣的人，他善于调试自己的心态，善于苦中作乐。面对命运的作弄，他不怨天尤人，更不自暴自弃，而是直面现实，以自己元气淋漓的“趣”化解生命中的烦忧。他爱饮酒;爱吃美食，“东坡肉”、“东坡羹”就是黄州时期的发明;爱写书法，上面提到的《寒食诗帖》，一不小心就写成了“天下第三行书”(第一名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名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爱文学成癖。在这一切之外。东坡在黄州的最大收获就是找回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大自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大自然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药物。东坡本是一个爱好游历的人，此前的仕宦生涯中，也写过《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等游记文学，但那时候公务缠身，游玩起来总还有些拘束。到了黄州，“不得签书公事”，反而让东坡回复自由身，真正达到了放浪形骸、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他月夜携酒，两游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中秋月圆之际，欢饮达旦，大醉，写下《水调歌头》的时候，一个伟大的作家诞生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没有相当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是不可能写出这样蕴涵深邃的词句的。可以说，黄州四年三个月，是东坡仕宦生涯的低谷，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

　　无数个世纪之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奇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为什么监狱里面会产生文明呢?看了东坡被贬黄州的经历，我们就会明白“孤独孕育着创造”的要义。

　　五

　　1086年对于包括东坡在内的所谓“保守派”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年份。神宗刚刚去世，10岁的哲宗即位，这么小的孩子能坐稳龙椅吗?一切便由52岁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前面说过，这高太后可是个英明的主儿，被后世史家称为“女中尧舜”。与曹太后相同，她也看不惯变法派的作为，所以儿子一死，她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废止新法，起用旧党，史称“元佑更化”。

　　随着司马光、吕公着被任命为宰相，一批旧党人物纷纷回京出任要职。高太后当然忘不了才学第一的苏东坡。这些年，东坡由黄州团练副使而汝州团练副使而登州太守，到登州上任不到半个月，即被召回汴京，出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兼迩英殿讲读等职，一度还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只是没有到任就改授别职了。

　　1088年4月4日傍晚，东坡正在翰林院值班，突然被高太后宣至内殿觐见。

　　高太后：“有一件事要问内翰，你三年前是什么官职?”

　　东坡：“汝州团练副使。”

　　“如今是什么官职?”

　　“翰林学士知制诰。”

　　“知道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快吗?”

　　东坡回答是因为遇到了英明的太后陛下，是皇上的旨意，是大臣们的推荐，太后都直摇头，东坡大惊失色，说：“为臣虽然不肖，但绝不会干溜须拍马、跑官买官的勾当。”

　　太后笑了笑说：“内翰误会了。我早就想告诉学士，起用你是神宗皇帝的意思。每当神宗吃饭时停下筷子来看文章，身边的宫人必定会说：‘一定是苏轼的文字。’神宗往往边读边连声赞叹：‘奇才，奇才!’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重用你就仙逝了。”

　　东坡听了，失声痛哭。这些年，自己从黄州到汝州再到登州，离京城越来越近，官职也有提升，连同僚们都觉出上面有重新起用东坡的意思。今天经高太后一语点破，东坡不禁感念起先帝的不杀之恩、知遇之恩，尤其是听到先帝对自己“奇才”的评价，东坡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了。当着太后的面，东坡自然要表一番忠心，说自己一定尽心竭力辅佐幼主，实现大宋的复兴云云。

　　在翰林院的这段时间是东坡距离帝国神经中枢最近的时候。所谓翰林学士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兼迩英殿讲读，职责就是代皇帝起草诏书、文诰、口谕、青词和给皇帝上课，既是皇帝的文字秘书，又是皇帝的老师，可以天天接近圣颜。以东坡的才华，做这点事，绰绰有余。明人笔记中记录了一则与东坡有关的逸事，可见一斑。文章写的是南宋的洪迈，晚年做翰林学士，有一天在翰林院值班。为皇帝草拟诏书，从早晨到下午竟然写了20多篇，非常忙碌。完事后他在庭院里散步，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晒太阳，就跟他聊了起来。原来老人家几代人都在翰林院当差，年轻的时候还伺候过元佑时期的前辈。老爷子首先奉承洪迈说：“今天文书这么多，学士一定辛苦。”洪迈很得意地说：“今天写了20多道文件，都交差了。”老爷子忙恭维说：“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呢。”洪迈不由自负地问道：“当年苏东坡苏学士，都说他笔头快，也就这么快吧?”老爷子点点头，说：“苏学士敏捷，也就这么快了，”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他草制诏书的时候是不用翻书的，都在脑子里装着呢，不至于像您这样费劲噢。”

　　但是，东坡在京城待了总共不到三年，就坚决要求外任。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惯旧党同僚的反攻倒算。

　　当年，东坡是变法的反对派，因为那时他更多看到了新法扰民的一面;如今，当朝廷要全面废止新法的时候，他却站出来说“不”，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基层历练，他看到新法中也有许多便民、利民的因素。当年的王安石，人称“拗相公”，推行新法漫天铺开，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视东坡为异己;今天的司马光，被东坡唤作“司马牛”，倔得像牛似的，对新法来个一刀切，不管是良法恶法，一律扫除，听到东坡饶舌，便觉得东坡不可思议，被贬这么多年，居然还为新法唱赞歌。这样，东坡落了个两面不讨好，成了政治上的异见分子。

　　那么，真理到底在哪边呢?当然在少数派东坡手里。说白了，东坡是一个渐进的改良派，他反对激进式的、大轰大鸣式的改革，更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提倡走稳健的中间道路。可是朝中的大臣们只关心路线斗争，不关心民生疾苦，这让东坡十分失望，便自请外任，以远离旋涡的中心。他先后担任杭州知州、颍州知州、扬州知州，做起了地方一把手，使自己的政治抱负真正得以施展。

　　在我看来，东坡不单是一个文人，他首先是一个官员，而且是一个有思想、有办法、有仁心、有政绩的官员。他懂水利。早年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口，滔天的洪水直扑徐州城而来。一些富人收拾细软，准备出城避灾，东坡说：“只要我在，徐州城绝不会溃堤!”立即征集民夫抢修堤坝，加固城墙，并在城墙内侧增修防洪堤。在长达两个月的抗洪斗争中，东坡夜不归宿，就在临时搭建在城头的草棚里打个盹儿。最终，洪水退去，黄河恢复故道，徐州城的抗洪斗争取得胜利。东坡明知黄河泛滥的周期较长，在其任期内不可能再遇第二次洪灾，但他一再上疏朝廷，请求下拨粮款，修筑新的防洪堤坝。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东坡亲自督役，费时半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外城修缮一新，增筑木堤四道，建成着眼百年大计的新防洪大堤。当他调离徐州时，老百姓依依不舍，说：前年要是没有使君，我们早就化为鱼鳖了!

　　在杭州任上，东坡做的最大政绩就是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当时，西湖滋生的葑草，堙塞了近一半水面。为了急百姓所急，东坡在朝廷尚未批准立项之前，就发动兵士清除葑草，挖掘淤泥，并把这些葑草和淤泥变废为宝，在西湖上修筑了一道南北向的长堤。当时，环湖一周长达30里的西湖原有一条东西向的长堤，但缺少南北向的堤。在筑堤工地上，东坡向民工借来一个粗瓷大碗，满满地盛上一碗专供民工食用的陈仓米饭，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条堤坝的建成，不仅大大方便了百姓出行，而且为西湖增加了几处赏心悦目的景点，正可谓化腐朽为神奇，这主意，大约只有才华横溢的东坡想得出——它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苏堤。

　　东坡的仁政何止于水利，而是体现于他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此次出知杭州，东坡没想到遇上粮食歉收，他立即上奏朝廷，要求缓交贡米，并从邻近未遭灾地区收购粮食，把义仓里的存米投放市场以平抑粮价，结果全杭州没有一人饿死。而十多年前的一次饥荒，杭州地区曾饿死过50多万人!当杭州暴发瘟疫的时候，东坡把朋友巢谷传授的秘方“圣散子”拿出来，自费采购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大量“圣散子”汤剂，治愈了无数病人。在杭州，他创办医院“安乐坊”(后改名“安济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出知扬州的时候，他发现州吏正忙着准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需用芍药花几万朵，完全是硬性摊派，劳民伤财，便果断地下令停办。诸如此类，说明东坡是一个宅心仁厚、亲政爱民的官员。有论者指出东坡是千年一遇的文学天才，却错误地选择了把政治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是选错了行，这种论调是典型的无知。没有政治上的风云激荡，没有人生命运的坎坷历练，东坡如果只是躲在象牙塔内闭门造车，是断然成不了文学天才的。

　　六

　　1093年东坡再走霉运，这次比1079年“乌台诗案”之后被贬黄州还惨，被发配到更加遥远的惠州。走霉运的直接原因是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东坡失去了保护伞。按常理，东坡是哲宗的老师，又是仁宗、神宗眼中的宰相之才，应该继续得势才对，但政治通常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八年，哲宗被压制了八年，如今，他终于可以在龙椅上坐直腰杆了，为了树威，他向外界发出的第一信号就是全面恢复神宗之政，重新起用新党，罢黜元佑党人。哲宗此时起用的宰相是章悖，此人和东坡是同榜进士，年轻时同在陕西为官，一度是很好的朋友。但这种朋友关系没有走得更近，因为东坡发现了章悖性格中的另一面。有一次两人结伴同游仙游潭，章悖提议到对面山崖去题字，东坡说他不敢。章悖不动声色地走过独木桥，把绳索的一端系在树上，另一端系在腰上，纵身缒下悬崖，用黑漆写下“苏轼章悖来游”六个大字。章悖返回东坡身边的时候，东坡拍着他的背说：“你将来一定能杀人。”章悖问为什么，东坡说：“能这么不要自己命的人，就一定能杀人!”后来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仕途，一直相安无事。两人真正结下梁子是在元佑年间，章悼任扬州知州的时候，苏辙曾写奏章弹劾过他，东坡当时没有为他辩护。于是章悖对苏氏兄弟怀恨在心。如今，章悖做了宰相，东坡预感到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了。果然，东坡五个月之内连接五道诏命，由定州而英州而惠州，成为元佑旧党中远贬岭南的第一人。

　　今天的惠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可是在唐宋时期，这里却是令人生畏的蛮荒之地。唐朝的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他自忖“忧惶惭悸，死亡无日”，所以在潮州的七个月里，写下的文字多忧戚怨嗟之语。东坡的贬所惠州比潮州还要偏远，待遇更差——刺史好歹是地方一把手，而“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史、惠州安置”只是一个虚衔而已。

　　1094年，59岁的东坡带着幼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个女仆踏上了南迁之路，其余家人返回宜兴居住——那里有东坡购置的一点田产。

　　南迁之路本是一条跋山涉水的艰辛旅程，东坡却以谪为游，一路走来一路诗。经过水急浪高的惶恐滩时。他说：“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俨然一副撑船高手的口吻，全没有后来文天祥写“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哀怨;九月初，东坡来到沟通赣粤的要冲大庾岭，他知道翻过这道岭，就将进入瘴疠蛮荒的南粤了，可是东坡想起此时朝中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忠奸莫辨的红尘纷扰，心里反而生出一种解脱感，站在岭上朗声吟咏：“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两相忘。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十月二日，风尘仆仆的东坡刚到达惠州，即受到当地官民的热情欢迎，他没发现这儿有什么蛮荒可怖之处，反而有故地重游之感，遂吟诗赞美这里的风土人情：“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就是东坡，总能从大自然中发现美，从风土人情中找到慰藉。

　　东坡在惠州待了两年七个月，比韩愈寓潮整整多了两年。虽为贬官，但东坡还是享受到相当好的待遇——住官舍，参与政事等，这完全得益于当地官员对他的照顾。东坡的人格魅力太大了，以至于所到之处的父母官都对他敬重有加。在黄州，是知州徐大受;在惠州，从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到循州知州周彦质、广州知州章质夫、王古，都给过他很多接济和馈赠。身边的小人当然有，尽管东坡每每告诫朋友看信后立刻销毁，不要示人，但是朝廷对他的行踪还是大体了解的，比如，广州知州王古就因为和东坡走得过于紧密而遭罢斥。

　　为了更好“关照”东坡，章惇在人事安排上可谓煞费苦心。先是故意委派与东坡有宿怨的程之才出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后是撤销苏迈即将赴任的仁化县令的职务，以免东坡得到儿子的照料。程之才原本是东坡的表兄(东坡的母亲姓程，程之才是她的侄子)，又是东坡的姐夫(东坡的三姐嫁于他)，可是就是这个程之才，把自己的妻子虐待致死，由此引发两家断绝关系，四十多年没有往来。章悖显然是知道这层关系的，他派程之才到南粤任职，就是想让东坡吃个哑巴亏。没承想东坡大人大量，主动与姐夫交好，冰释前嫌，并借助姐夫的影响力，为造福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比如，针对惠州驻军缺少营房的现状，东坡建议修建营房300间;在东江和西枝江之间架设两座新桥，以方便两岸居民出行;作《秧马歌》，推广在武昌学到的一种插秧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在了解到广州老百姓吃的是成苦水的情况之后，水利专家苏东坡教给知州王古以竹管引入城外泉水的方法，还详细讲解在每根竹竿上钻一个小眼，如绿豆大小，平时用小竹针堵住它，以便日后检验管道是否畅通。因为运输管道远，时间久，极容易发生堵塞，如果没有这些竹眼检验，那么一根竹竿堵塞，就会影响上百根;有了这些竹眼，检修时把小竹针拔下，就能迅速查出是哪根坏了，坏在哪里。他还建议知州每年拔点经费，买五十几根新竹竿，以备随时更新，这样引水管道永远不会废弃。近千年之后，读着这样的书信，你似乎仍能感触到东坡的古道热肠和细致入微。他之所以在中国文人和百姓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绝不仅仅是他的诗文写得好，恐怕与他的仁政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史传文字中，我们看到惠州时的东坡依旧是那副乐呵呵的模样：“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这种乐观情绪自然充溢于他的诗中，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如“报道先生轻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把惠州写得像世外桃源似的。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荔枝再好，当不得饭吃，而且这东西吃多了上火;朝廷已经克扣了东坡三年的工资，手头拮据的他已经沦落到“与狗争骨”的地步。羊肉是买不起的，东坡只好买羊脊骨，骨缝间往往残留一点点肉，需上锅煮熟后才能把肉剔出，在酒中浸渍一下，加点盐，烤到微焦时吃，味美如吃蟹螯。东坡不无得意地给弟弟苏辙写信，向他推介这一美味，还补充说这个方法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否则众狗就不高兴了——因为它们没得骨头可啃了。但不是所有的苦都能作乐，有些苦就只是苦。比如，惠州缺医少药，而东坡偏偏患了痔疮，疼得他在床上辗转呻吟了一百天。在这段日子里，连羊脊骨都不敢吃了，只能早晚吃两顿素面条。

　　是精神的滋养帮助东坡抵御瘴疠的侵袭，弥补物质的匮乏，化解人生的悲苦。这种滋养来自文化，其中有儒释道，也有草根文化。在惠州，东坡发现了陶渊明。早在扬州知州任上，东坡就开始写和陶诗，但真正大规模地写作，正是在惠州。

　　他一定从这个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令身上，从这个归隐田园、悠然见南山的诗人身上，从这个“猛士固常在”的斗士身上，找到了共鸣，引为跨越时空的知音。这个时期，他和方外友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佛家的出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比如，他的老朋友佛印在一封信中这样安慰东坡：“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眄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那么佛法在什么地方呢?佛印说：“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东坡是一个在牢狱中待过的人，他早已把生活的标杆降得很低很低，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通透，臻乎大彻大悟之境，所以才会在给僧人道潜的信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大家都认为瘴疠之气会导致人生病，可是在没有瘴疠的北方不是也有病人吗?是病都会死人，何必一定要怪瘴疠?如果缺医少药，那么死在京城国医手中的病人一定比别处多得多。”他如此宽慰道潜，是希望老朋友不必为自己的处境担忧。

　　在惠州，东坡最大的精神慰藉来自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朝云。

　　东坡这一生，官场失意，但爱情却异常坚固，从而为他提供了一个最静谧的港湾，使他可以随时修补心灵的创伤。他先后有二妻一妾。第一个妻子是王弗，川妹子，眉州同乡，比东坡小3岁，16岁嫁给东坡，那时东坡还没出川呢。她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女人，了解东坡为人率真，口无遮拦，所以经常在屏风后听丈夫和客人谈话，如果听到客人说话模棱两可或一味逢迎主人，待客人走后，就会劝诫东坡远离这样的小人。经过几次试验，果然证明妻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可以说，王弗是东坡仕途上的好帮手。她和东坡共同生活了11年。有子苏迈，1065年在汴京去世，时年27岁。在她去世之后十年，正在密州知州任上的东坡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段情，经过十年的漂洗，还这么至真至醇，说明东坡绝非轻薄浮浪之人。

　　王弗去世三年之后，东坡娶的第二个妻子王闺之，也是川妹子，王弗的堂妹，她和东坡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共25年，生子苏迨、苏过。王闰之是最会过日子的人。在东坡流放黄州的四年中，王闰之核算出全家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150钱。于是每月初一，东坡拿出4500钱，王闰之把它们平均分成30串，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如果有节余，就把它们放到一个竹筒里储蓄起来，以备将来招待客人用。日子虽然拮据，但王闰之从不忤逆东坡的文人习气，比如，她不讨厌东坡喝酒，即使喝得醉醺醺的。《后赤壁赋》中写：“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文中的妇人就是王闰之，一个贤惠、温柔、包容的女性形象。她的包容还在于对待王弗留下的儿子苏迈如同己出，在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她买下12岁的王朝云做婢女，几年之后纳与东坡为妾。王闰之1093年在汴京去世，时年46岁。五年之后，东坡已贬儋州，元宵节做梦梦见王闰之，写下这样的诗句：“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翰衣。”1102年，苏迈将她的灵柩和东坡合葬于河南郏县的小峨眉山。所以她是死后唯一与东坡同穴的妻子。

　　东坡的第三个女人即朝云，比东坡小26岁。她是东坡真正的红颜知已，侍候东坡22年，其中为妾也有十多年。当年东坡任翰林学士的时候，饭后摸着自己滚圆的肚皮问身边的婢女：“你们猜我这肚子装的是什么呀?”有的说是文章，有的说是机关，只有朝云说是“一肚皮不合时宜”，逗得东坡哈哈大笑，并深以为然。朝云在黄州为东坡生下一子苏遁，眉眼跟东坡长得很像，东坡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在孩子的洗礼日写下一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年近知天命的东坡在遭遇命运的第一个低谷之后，看透官场险恶和世态炎凉，对人生作出的另一种诠释。可惜这个孩子只活了十个月大就夭折了，东坡无限悲痛，“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东坡被贬惠州的时候，想起白居易晚年把自己最为宠爱的两妾小蛮和樊素遣散的故事，也想赶朝云离开，惹得她十分生气。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东坡在惠州就不可能找到陶渊明的宁静心境。令人气短的是，“红颜薄命”的悲剧竟然发生在朝云身上，惠州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她身染瘟疫，于1096年7月去世，年仅34岁，东坡把她葬在栖禅寺东南的松林中，使礼佛多年的朝云可以永远与暮鼓晨钟相伴。当年10月，岭上梅花盛开的时候，东坡睹花思人，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词：“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沈，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咏的是花，又何尝不是朝云的写照?

　　东坡的三个女人陪伴他走过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最后都香消玉殒了，留下形容枯槁的他在苏过的搀扶下，继续向生命的尽头艰难跋涉……

　　七

　　朝云还在世的时候，东坡就和她商量，既然没有北还的希望，住官舍和寺庙又有诸多不便，不如自己动手，在惠州安个新家，长做岭南人吧。地方选好了，在白鹤峰上的一块空地，工匠、木材都是现成的，知州乐意解囊，百姓愿意相助，连僧人都愿意出力，经过将近一年的辛苦，20间的白鹤峰新居建成，可惜朝云没有福气住进去就死了。东坡让苏迨一房留在宜兴，把苏迈一家接过来团聚。此时东坡已有三个孙子，长孙都20岁了，天各一方分别三载的一大家子终于欢聚一堂，东坡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

　　虽远隔万里，东坡的笑声还是传到汴京，深深刺痛了章悖的耳膜，他立刻变得恼羞成怒，心想：我派一个程之才去广州，想给你穿点小鞋，没承想这家伙竟成了你的保护伞;把你贬到惠州是为了让你吃点苦，没想到你居然吃得香睡得安，还写什么“报道先生轻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来炫耀，哼，就不信治不了你，惠州不行，还有更好的地方，咱中国大得很，打发你去海南岛凉快凉快去吧。

　　1097年4月，知州方子容带着一纸“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朝廷诰命，到白鹤峰新居找东坡来了。为了安慰东坡，方子容讲述自己的妻子曾梦见菩萨护送东坡过海的事，说是命中所定，不必过于烦恼。东坡在新房中刚刚住了三个月，和子孙团聚也不过两个月，眼见得又要生离死别，他想起自己和韩愈都是“磨蝎宫”的命，注定多灾多难，所以面对这意外打击并不觉得惊讶，坦然地回复方子容：“能得菩萨护送。真是前生有缘。”

　　两天之后，62岁的东坡只带着苏过一人前往儋州(昌化军的前称)。苏迈率东坡的三个孙儿一路送到广州，在西江边与东坡痛哭诀别。和南迁惠州时的感觉已然不同，东坡知道自已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所以向苏迈详细交代了后事。这时。东坡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的消息，兄弟俩约好在梧州通往滕州的路上相见，两人结伴同行，盘桓了二十多天。一天，他们来到路旁的一家小店吃饭，点了两碗汤面，苏辙看了看脏碗和粗劣不堪的汤面，觉得难以下咽，便放下筷子叹起气来。东坡却什么都不在乎，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很快吃得精光，还不忘取笑苏辙：“老弟，这样一碗面，你难道还想细细品尝吗?”

　　东坡在弟弟的贬所雷州待了四天，即挥泪告别。一艘轮船载着东坡爷儿俩，载着苏辙的无限伤感，驶向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

　　儋州是出乎意料的荒凉和贫穷，该有的都没有，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这里的百姓都是黎族，语言不通，他们文身，不种地而以卖香为生，不请医生而信巫师，凡此种种，让东坡觉得这一次是真的身处“化外”了。

　　刚开始，东坡环顾四周浩渺的海水。会不无伤感地想，哪天才能离开这座孤岛呢?继而一想，九州和中国都处于海水的环抱之中，那么，每一个活着的人岂不都是岛上的居民吗?随遇而安的东坡再一次调低了自己的生活标杆：缺少食物，东坡就和苏过一起修习“龟息法”——利用吐纳减少食物的摄入;不但很快与当地百姓一样以薯芋为主粮。而且克服怕腥的习惯，吃起各种海味来。有一次，当地百姓送来一些生蚝，东坡把它们剖开，肉与浆入水，与酒一起煮，味道十分鲜美，他写文章记下这道美食，还劝苏过不要对外人说，“恐北方君子闯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哈哈，也真亏东坡想得出，有哪个官员情愿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自贬海南的呢?在儋州，东坡发明了简单易行的保健三法：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表面看来，东坡身上有很多佛、道的印迹，但他骨子里终是一位儒家，正是在海南，他一边写和陶诗，一边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着作。

　　如果说在黄州、惠州，东坡交往的士大夫远多于百姓的话，那么在儋州，东坡才真正成了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他从草根阶层出发，经过长期的仕宦生涯，又重新回到草根阶层。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喝酒，醉醺醺地不认得回家的路了，就向一位黎族老乡打听，老乡告诉他：“你只要沿着路上的牛粪走就行了，因为你家就在牛栏的西边啊!”作为对乡亲的回报，东坡在儋州积极兴办教育，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改良他们的生活习俗。在他的指教下，1103年，即东坡离开海南之后的第三年，他的弟子姜唐佐参加科举，成为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

　　就在东坡以为自己要终老海南的时候，1100年正月，24岁的哲宗死了，他的弟弟徽宗继位，5月，东坡接到朝廷救命，他终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等到了北归的机会。这不怪东坡生命力顽强，只怪皇帝太短寿。6月，东坡和苏过夫妇(为了照顾东坡父子生活，儿媳范氏刚刚渡海来到海南)带着看门狗“乌嘴”踏上了内迁之路，当地黎民百姓泪眼婆娑地为东坡送行。6月20日夜，东坡乘船渡过琼州海峡，望着海上明月，想起自己九死一生的遭遇，慨然写下一首七律：“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早在黄州时期，东坡还不无激愤地写“月明多被云妨”，如今，东坡在经历太多的人生风雨之后，依然坚信“苦雨终风也解晴”和“天容海色本澄清”。登岸后，东坡俨然成为大明星，求字画的、求序的、求一睹姿容的，络绎不绝。东坡走走停停，10月，东坡到达广州。1101年正月，梅花盛开的时候，东坡再次翻越大庾岭。七年之前，他和儿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个女仆踏上南迁之路，而如今，他最疼爱的朝云却永远留在了惠州!

　　东坡已经选定常州为自己的终老之所，所以一路北上，于1101年6月抵达润州。他的政敌章惇之子章援忽然求见，并呈上一封求救信。论关系，东坡还是章援的座师，章援参加科举考试时，东坡是主考官。这么多年不通音信，此时求见，只为了借重东坡的威望(社会上风传东坡即将复出拜相)，减轻其父章悖的罪过——章悖已被贬往苏辙原先的贬所雷州。东坡捐弃前嫌，扶病起床，亲笔给章援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其情可知!”信中，东坡还详细介绍了雷州的风土，嘱咐章援要多备药物，并抄录了一个延年良方“白术方”，希望对章惇有所帮助。一个刚从岭南捡了一条命回来的人，对待政敌，居然有如此雅量，大约也只有东坡做得到吧!由此北上不远，即到常州。正是夏季，东坡强支病体坐在敞篷的船舱中，头戴小帽，身着长袍，两臂外露。昔日那个颀然八尺的四川汉子，如今面呈土色、鬓发尽脱，垂垂老矣，但他眉宇间的淡定，眼神中的安详，绝非常人可比。船在运河中缓缓行进，数以千计的百姓夹河相随，争着一睹东坡的风采，看得他本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着说：“莫非要看杀苏轼否?”

　　但此时的东坡已被痢疾折磨得近乎虚脱，一个月之后，1101年7月28日，东坡自知大限已到，要求沐浴，换上朝衣，从容等待死神的降临，侍候在病榻旁的有钱世雄和维琳等友人。两天前东坡曾送给维琳长老一偈，其中有“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的句子，维琳不懂“神咒”的含义，东坡解释说：“过去鸠摩罗什病危，他让弟子不停念西方的咒语以除病，但弟子们还没念完他就死掉了。”此时，维琳还不失时机地在东坡耳边大声提醒：“别忘了西方净土啊!”东坡喃喃回应：“西方净土也许有，但不能刻意去想。”钱世雄也在一旁说：“先生平时已经实践得很好了，这最后一程更要用心走好啊。”东坡淡然回答说：“凡事，一用心就错了。”长子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东坡不再作答，溘然长逝，享年66岁。而东坡死前的这段对谈，充分表明东坡拒绝皈依西方净土，而信奉自然、超脱的人生观。表面看来，东坡思想中杂糅很多佛家、道家的成分，但真正构成其精神骨架的还是儒家。在人生的大灾大难面前，他从来也没有想过遁入空门，尽管他有很多佛门朋友，他从他们那里学习坐禅、制欲，只是为了化解生活中的苦难;他也炼丹、练气功，不是想修仙成道，只是为了保健养生。面对自己“磨蝎宫”的宿命和接二连三的人生打击，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儒家思想帮助他度过劫难，愈挫愈奋，而且总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最大的作为。这是东坡比李白、杜甫、韩愈，比许许多多风流才子都要高明的地方。

　　八

　　东坡这一生，仕宦生涯近40年，其中地方官任上13年半，京官8年11个月，而贬官12年(黄州5年，岭海7年)，几乎占其生命的1/5时光。在常人看来，12年的蹉跎岁月，足以耗尽一个人的精气神，但东坡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却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为什么这么看重贬谪时期的成就呢?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东坡才真正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自由，才发现在官场之外，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同样可以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抱负，可以与天地对话，可以与百姓同忧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种地、喝酒、旅游、打坐、赏月、读帖、画画、看别人下棋、写作、思考……

　　很多人因为东坡的天才而喜欢他，比如林语堂，他说：“苏东坡的主要魔力，是熠熠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还有很多人因为东坡的仁政，因为他的风流潇洒、坚强刚毅、乐观旷达、幽默诙谐，甚至因为他的美食而喜欢他，而我，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趣的人而喜欢他。

　　东坡有多有趣?当年东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为了立论的需要，杜撰了一个“皋陶杀人”的典故，连博学多采的欧阳修都没听说过，事后质询东坡典-出何处，东坡竟笑着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有一年，东坡一个人到河南尉氏出差，遇上大雪。有位客人来到驿站，呼人喝酒，东坡正愁着找不到酒友，于是两人推杯换盏，一直饮到天亮。等客人骑马离去的时候，东坡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一次，东坡与两位朋友同游南溪，溪水清清，引得东坡“醉中相与弃拘束，顾劝二子解带围。褰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想想看，挽起裤腿，赤着脚在溪水中嬉戏的东坡，是一副多么可爱的形象!1084年6月，东坡从黄州改贬汝州，途中，他居然有雅兴和儿子苏迈一起乘着小船，在一个月夜考察石钟山“声如洪钟”的秘密，且不说东坡做出的推论是否科学，他作为一名贬官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就很难得。东坡还曾坐在灯光下，让人照着墙上自己脸颊的投影描画其轮廓，连眉目都不用画，但观众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东坡。他描写自己醉酒后写草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哈哈，和“张颠素狂”(张旭、怀素)好有一比!东坡在儋州的时候，爱好制墨的潘衡知道他是名墨收藏家，就从浙江金华不远千里到海南拜访东坡，没有场地，就在东坡家里设灶制墨。没想到半夜失火，差点把东坡的房屋烧成灰烬。这潘衡有点拗劲，次日清晨从余烬里找到几两松煤，用牛皮胶和弄一下，做成一小块墨锭，虽不够坚挺，但东坡重其情义，欣然为其墨题跋：“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二十年后，潘衡终成一代制墨名家。

　　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东坡对世界、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所以当各种灾难袭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找到多种化解的途径，而不为灾难所困。一个人的内核再坚硬，如果缺少招架的方法，总会被刺伤或者刺死的，东坡命在磨蝎，被贬岭南七年而不死，靠的不只是顽强的生命力，更因为他有“金钟罩”、“铁布衫”，而织成它们的纺线就是东坡的性格、文化和兴趣。

　　还有一点让人感佩的是，东坡的“适命”并不是逆来顺受，屈辱苟活，而是活得坦荡，活得有质量。上文中提到，东坡在贬谪生涯中把生活的标杆降得很低很低，可以缺衣少食，可以形容枯槁，但东坡生命的质量却是高水准的，物质匮乏，环境恶劣，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精神是充盈的、饱满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冒着风雨吟啸前行的东坡，他的身影也许不如李白飘逸，不如柳永风流，不如屈原哀怨，不如杜甫沉郁。但他比这些文人刚健得多;他也许不如王安石有魄力，不如张居正有城府，但他比这些政治家更有人情味。这就是东坡，一个在政治和文学上均有相当成就的东坡，一个千年之后仍觉元气淋漓的东坡，一个两千年之后仍然时尚的东坡。

　　谁也不曾想到，大宋天空下那颗磨蝎宫的星宿，就这样变成了一颗恒星。如果可以把它的一束光芒集结为一盏明灯，那么我想一定有很多读书人愿摘一盏下来，悬挂在自己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