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爆炸震惊中南海

　　巨响震天,矿药厂神秘爆炸,惨案惊动了中南海。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幸灾乐祸,大玩黑色幽默;苏联专家画地为牢,令案情错综复杂。众神探明察秋毫,真相终于大白。

　　突发爆炸

　　195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下午4时整,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人,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秘书长李维汉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主席作了讲话之后是政协委员发言。就在一位来自西南地区民主党派人士发言结束,旁边坐着的周恩来站起来和他握手的时候,突然中南海外东侧远地传来两声巨响。

　　如同一阵疾风刮过,春水般平静的会场泛起了层层涟漪。安静了片刻,毛泽东朝全场扫视了一眼,微微一笑,道:“请同志们继续发言。”

　　周恩来则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一位工作人员。10分钟后,工作人员同样以纸条形式向周恩来作了汇报:5点20分,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大爆炸,伤亡情况及爆炸原因不详;公安、消防人员已迅速赶到,正在现场抢救。

　　此后50多年里,这次爆炸案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所发生的最严重的爆炸事件和火灾事件之一。就在那两声传进中南海怀仁堂的巨响之后,辅华合记矿药厂的上空冒出了滚滚黑烟,直冲云霄。据目击者事后叙述,现场一片废墟,大火在熊熊燃烧,浓烟中隐约可见被炸得东倒西歪的电线杆、树杈和残垣断壁上挂着的死难者的破碎肢体,地上、墙上溅洒着死伤者的鲜血,真是惨不忍睹。

　　经6个消防中队及其他人员整整10个小时的奋力战斗,爆炸引起的大火,于次日凌晨才全部被扑灭。据资料记载,这次爆炸造成的损失极大,有39人(其中市民32人、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7人)死亡,406人受伤;全部倒塌的房屋有497间,部分倒塌的有1928间。

　　当晚,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立即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爆炸原因,如确系敌特分子破坏,必须迅即立案侦查,缉拿严惩。

　　北京市公安局接到指示,立即部署,于次日抽调侦察员17人组成了专案组。

　　案情疑云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爆炸原因作一个分析鉴定。一位名叫马特维也夫的苏联爆破专家被邀到辅华合记矿药厂踏勘现场。

　　辅华合记矿药厂是一私人老板与华北军区陆军第208师合办的一家专门生产矿用炸药、雷管的工厂。6月15日下午,马特维也夫勘查了两个多小时,认为两声巨响是两次小的爆炸所发出的,爆炸的位置分别是成品炸药包装点和雷管包装点。这两处都属于该厂的成品车间,位置相距大约30米。勘查发现,1号现场的地下有一个长7米、宽3至4米、深约1米的大坑;2号现场的地下有一个更大更深的坑。那都是爆炸发生后留下的。

　　马特维也夫向厂方了解了爆炸发生时这两个点的产品存放量,据此对爆炸破坏力作了精确的测算,最后得出结论,是雷管包装点最先发生爆炸,由此引发了成品炸药包装点的爆炸。

　　当天下午,专案组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马特维也夫为侦察员分析了爆炸现场的情况,并对几种可能出现的引爆方式进行了讲解。马特维也夫肯定地说,这起爆炸案是有人蓄意破坏。他强调,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种引爆方式,一是定时炸弹,二是白磷、黄磷等磷类化学物被人为点燃或者自燃。

　　专案组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将爆炸现场的残留物提取后急送清华大学进行成分分析。与此同时,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在爆炸发生前进出成品车间的人员身上寻找线索。

　　幸好该厂根据军方的建议,已于5个月前开始实行生产区域进出登记制度,各个生产车间都设立了门卫,所有进出人员都必须向门卫登记进出时间。成品车间的门卫室与两处爆炸点正好是死角,那位门卫只是耳朵受了点伤。值得庆幸的是,他在爆炸发生后逃离现场时及时带走了那本登记本。

　　不久,清华大学的化学专家拿出了爆炸现场取证物的分析结果:2号现场除了雷管本身的金属成分外,并无其他金属物检出;1号现场也没有金属物检出。这就是说,爆炸并不是定时炸弹引起的。

　　专案组据此分析,明火引爆(指直接以火柴、打火机等明火点燃炸药而引发的爆炸)的可能性几近于零,这样就只剩磷类化学物自燃引爆的可能性了。考虑到现场的作业环境,估计放置磷类化学物的时间离爆炸时间不会很长,否则容易被发现。所以,专案组决定先把后勤人员排除在嫌疑者之外。其他人员,则列出一份名单,然后分别进行调查。

　　方案确定后,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去多家医院访问了那些轻重伤员。6月17日下午,排查工作完成了,经专案组分析鉴别,初步确定了3名嫌疑人。

　　肖定天,该厂工人。6月14日那天,他中午没有吃饭,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另外,他在早上上班进车间前进行例行的交留危险品(即把火柴、打火机、香烟、钥匙、小刀,以及银圆等金属物品锁进各人固定的箱子)时,磨磨蹭蹭地故意落在后头。当天下午上班时,自3时半后已无人看见他在干什么。爆炸发生后,他瘸着一条烧伤的腿离开了现场,上了前来抢救的汽车,迅速离去。

　　郑新民,华北军区第208师技术员。6月14日那天,从来不在下午3时以后进车间的他一反常态,在4时许进了车间。据当时在2号现场的工人反映,说看见他在那里转悠,不时和装箱的工人说笑。他离开后不久,就发生了爆炸。

　　丁松林,在辅华合记矿药厂的成品车间靠搬木箱谋生。他是成品车间除门卫以外唯一一位没有受伤的幸运者。丁松林的工作位置在2号现场,按理应该是九死一生,这就很奇怪了!

　　专案组决定,立即传讯肖定天、郑新民、丁松林!

　　6月18日下午,肖定天独自一人来到了东郊公安局。他一身西装革履的打扮,并且是坐着洋车来的,手里还提着一个包。他的这副装束和派头,把那几个从山沟沟里来的侦查员愣神了半晌。

　　讯问开始。侦查员问:“肖定天,知道为什么叫你到分局来吗?”

　　肖定天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望着侦查员镇定地回答:“知道!准是怀疑我搞了爆炸案。”

　　“这么说,你是做贼心虚了?”

　　肖定天对答如流:“不是做贼心虚,是怕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我逮起来再说。”

　　“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吗?”

　　肖定天笑了:“那就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与爆炸案件是绝对无关的!”

　　说到这份儿上,干脆就开门见山了,侦查员要他回答几个疑点。肖定天神态自若,一一道来:“那天我没吃午饭,因为我在闹肚子,上班进车间时放东西磨蹭,我是在查看挂表,怀疑是丢了。后来到医院包扎伤口后赶紧回家去看了,见怀表没丢,心里就踏实了。”

　　“那天下午3时半以后,你在哪里?”

　　肖定天想了想:“我去医务室了,一直到5时过后才回车间,刚回去就发生爆炸了。如果我晚点回去就好了。”

　　侦查员马上找到破绽:“门卫那里怎么没有你那次进出成品车间的记录?”

　　据肖定天解释,那天他离开车间时,门卫不在岗位上,他就出来了。回去时,倒是见到了门卫,但听他说了先前出来时没见着之事,就叫他不必登记了。

　　肖定天说得轻松,倒把侦查员弄得紧张兮兮的:如果门卫真是这样工作的,那是否还有其他漏洞?

　　紧接着就开展调查。先查医务室,一问,肖定天所说的都是事实。这样,初步可以排除肖定天的疑点了。随后,和肖定天一样,对丁松林和郑新民的讯问也未查出任何疑点。

　　截获密电

　　6月23日,爆炸案发生后的第10天,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讯侦查技术人员截获了一条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密电,破译出的电文如下:“609”祝贺你组实施之北平爆炸行动成功,局座奉总统之命已令予以嘉奖,不日将有特使赴平。

　　这份密电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下令立即进行侦查。次日,电讯侦查人员再次截获一份密电,是针对爆炸的技术问题对“609”进行“指导”的,据称这是美国专家的意见。这份密电长达3654字,其中列举的技术数据、伤亡损失等情况,都是当时没有公开披露过的。这初步证实了专案组在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的判断:此次爆炸确系特务所为!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抽调了8名侦查员另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原先的侦查专案组互通情况,密切配合。不过,案件是分开调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个专案组称为“2号小组”。

　　2号小组中有一位密码专家,接手案子后,他立刻对两份密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有些不对头。第一,当时台湾特务机关与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用电台联系时,一般都是两套密码轮流使用,即这次使用甲密码,下次使用乙密码。过一段时间,又把两套密码都换掉。另外,还有一套备用密码,用于紧急情况使用。而这两份密电,却一反常态违反了这一规则,两份密电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码;第二,这两份密电使用的那套密码,破译难度极低,基本上是年初被侦破的一个敌电台所使用密码的翻版;第三,两套密码所用的电波频率是相同的,这也是敌特机关一般不用的,因为那样做很容易被我方侦听。

　　鉴于这三点,专家认为,密电有故意要让我方侦听、截获并破译出来的可能。他向专案组长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会不会是敌人的故意行为,以迷惑我方?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案件可能另有隐情。

　　专案组认为,第二份密电中列出的数据没有公布过,知道的人很少,可以从这条线索查起。

　　调查是由两个专案组联手进行的。1号小组负责调查辅华合记矿药厂厂内的情况,2号小组负责调查厂外的情况。

　　l号小组分析了第二份密电中的数据,确认这是辅华合记矿药厂内部传出去的。该厂爆炸发生后,鉴于当时的形势,未把伤亡损失详情对外公布。只有辅华合记矿药厂的老板、华北军区和第208师的有关部门及公安、民政部门才知道,而且后面4个部门了解的情况都比较笼统,只有辅华合记矿药厂方才有最详细的数据。而密电中的数据非常详细,因此侦查员怀疑敌特是从辅华合记矿药厂方获得情况的。

　　侦查员找了辅华合记矿药厂的老板于某。据他说,爆炸发生后,他曾责令3名下属负责善后工作。调查出乎意料的顺利。3人之中的一位,即生产部经理金 ,在接受侦查员讯问时讲了一个情况:他的一位名叫查一峰的表弟曾在爆炸发生后找过他,并要去了一份当时刚整理出来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单方面的调查报告。查一峰说自己在天津的一家报社工作,准备就此事写一篇调查文章,需要了解一些数据。

　　经查,查一峰确实住在天津,但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曾经当过记者的商人,在石鼓胡同开有一家西药批发公司。一个商人要这份调查报告有何用途?查一峰的疑点陡然上升。

　　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一张无形的网悄然撒开了。查一峰处于24小时的全天候监视之下。7月1日,警方截获了一封查一峰发往香港的信件,在里面发现了他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当警方正在考虑应当采取何种行动时,一个在上海落网的台湾特务供出了天津的同伙查一峰。7月3日,查一峰被捕,当即被押解至北京。

　　没费什么周折,查一峰老老实实地供出了他向金 索要那份材料的原委,确系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的密令指派。

　　那两份密电果然如密电专家所推测的,是敌特机关事后炮制的。这个结论在1953年得到证实。那年,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着文提及此事,称此举是“和共匪公安机关开了个玩笑”。

　　“密电案”侦破之后,专案组成员清醒了许多,一个新的思路逐渐形成……

　　真相大白

　　1950年7月5日,2号小组被撤销,辅华合记矿药厂案件由原专案组继续侦查。专案组决定对爆炸现场重新进行勘验。7月6日参加勘验的3位专家,两位是华北军区的,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从上海请来的。3位专家勘查了还处于封闭状态的两处现场,随后又走访了该厂的一些职工,还进行了一次模拟试验。经过认真分析,最后得出了结论:是炸药包装点先发生爆炸,然后引发了雷管包装点爆炸。这个结论正好与苏联专家马特维也夫的结论相反。

　　专案组根据这个结论调整了侦查思路,把侦查视线转移到了1号现场。

　　爆炸发生时,炸药包装点现场有3名工人,都已罹难。从门卫记录得知,这3人在早上进车间时已经交出了随身携带的违禁品。这样,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引发了爆炸的话,多半是身上还留有可以引发爆炸的物品。那么,他们那天上班时究竟带了什么物品?这是侦查员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侦查员走访了3位罹难者的家属。一位名叫刘古的罹难者妻子,回忆起丈夫那天上班时穿的是小舅子的一双底部有钉掌的皮鞋。侦查员马上想到,钉掌与地面摩擦时,有时会产生火花,会不会因此导致爆炸?

　　如果确是这双皮鞋引发爆炸的话,这双皮鞋应当已经随着主人粉身碎骨而消失了,现场应当找不到这双皮鞋了。幸亏爆炸发生后,公安人员到达得早,及时封锁了现场,火扑灭后,又把所有的物品收拢在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现在,侦查员就在这座小山里翻检。两天后,小山被翻了个遍,侦查员意外地找到了一双底部带钉掌的皮鞋!

　　刘古的妻子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穿走的鞋子。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双皮鞋是刘古的,肯定就没有穿进车间,那他那天穿什么鞋进车间的呢?再次访查得知,那天刘古进厂后发现自己穿错了鞋,便向一位家住附近的工人借了一双。这位工人也受了重伤,当时还躺在医院里。

　　刘古肇事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调查继续进行。其中有一条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罹难者范震光在那天进车间前交出违禁物时,有人听见他的口袋里发出过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响!

　　金属碰撞声响?那会是什么?侦查员查阅了范震光那天的存物登记,他交出的物品是:火柴半盒、钥匙一串计5把、香烟一包14支。带在身上不肯交出的物品还会有什么?一般说来,就是银元了。

　　范震光当天究竟带没带银元进车间?侦查员再次走访百余人次,最后终于从一位身负重伤的老工人那里了解到实情:6月14日那天早上,他向范震光转让过4枚银元。他把银元交给范震光时,曾提醒他必须存在保险箱里,否则进车间可能不安全。范震光当时答应了,但没想到他最后居然没有存进保险箱。

　　专案组再次把专家请来,要求他们对银元是否会引燃炸药导致爆炸予以验证。专家找来银元,进行了多次模仿试验,结果表明银元碰撞时确实能引燃炸药。据此,推断出范震光在操作中,不慎将银元滑落到了正在装箱的炸药上,银元碰擦产生的火花引发了爆炸。

　　根据这个推断,侦查员在厂方的协助下,在现场附近清查出3枚已经炸得难辨形状的银元,另一枚已不知去向。

　　至此,专案组对这一案件做出了最终结论:这是一起由于操作不慎而引发的特大爆炸事故。

　　专案组成员历时一个半月辛苦办案,虽然没有揪出期望中的“大鱼”,但其公正细致的工作作风、专业地道的工作水准仍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