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债

　　当躺在病床上的刘大叔抓着我的手，满眼热泪地对我说，永远也不要相信他儿子大伟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记得我刚刚认识刘大叔一家的时候，他儿子大伟与我一样，还都是六岁的孩子。那一年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被就近安排在平安胡同的大院里居住。初到大院，我还有点不适应，因为那个大院属于传统的北方民居，还带有四合院的特色。

　　我们就住在一间平房里，父母住里屋，我住在外屋。房门外就是一块被房子围成的院落，大家天天见面，邻居间就像亲人一样。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空调，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就像其他大院里的人们一样，我们也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盏灯，点了一支蚊香，然后拿着一把蒲扇，围坐在院子里乘凉。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娱乐，孩子们吃过饭就会在地上掏几个小洞，然后蹲在一起玩弹球；男人们则围着一张小桌子打扑克；女人们坐在板凳上嗑瓜子、话家常，时不时老人还端着茶杯插上两句话，然后就是人们爽朗的大笑声。

　　可以说，大院的门一关上，就是一家人。有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也会吵架，但是没有几天就会重新和好，就像亲人间的争吵一样。

　　由于我与大伟年龄相当，所以我们两个天天粘在一起踢皮球，打弹弓，关系是非常的好。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好，他的母亲非常喜欢我，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都要给我留一份。那时候，他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他家。他家就两个孩子，另一个是他的姐姐，大他八岁，很早就嫁了人。

　　记得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国家闹了三年饥荒，很多人都饿死在了家里。由于我父母所在单位福利比较好，每个月能领到几盒罐头，十斤黄豆，所以我们做饭时香味一飘出来，同院的一家人就要站在门口骂街。后来我妈妈受不了了，就要出去与他们理论，但是我的父亲拦住了他。晚上他还偷偷地给了那家人的孩子一些煮黄豆，那孩子几口就把黄豆都咽了下去。

　　后来饥荒越来越严重，大院里的人很多都病倒了。那时父亲看到谁浮肿了，就会把领到的豆子送给他们。再后来就连罐头也都打开分给孩子们吃掉了。妈妈回来见东西不见了，用炒菜的大勺子狠狠地敲了父亲一顿，父亲压低了声音“哎呦哎呦”地叫。那一段难熬的日子，我几乎每夜都会被饿醒。这时母亲就会拿起一杯温水，放几粒白砂糖，让我喝下去。因为白糖很少，以至于那水完全没有甜味，所以我喜欢喝凉水，因为那样白糖不会完全融化，当喝到杯子底部的时候，还会有那么一点甜味。

　　晚上喝糖水的事，妈妈不让我说，因为那些糖是她偷着藏起来的，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妈妈蹲在地上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老鼠把糖给偷吃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非常痛恨老鼠。

　　后来我上初中那年，大人们就像变成了疯子一样，儿子不认父亲，学生不认老师，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街上的碎玻璃，与一滩滩早已凝固的鲜血。

　　每当见到这些疯狂的人，我都会躲得很远，生怕与他们沾上一点关系。但是这种情况越演越烈，最后那终究要来的，怎么也躲不过。

　　就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很多戴着袖标的疯子在街上打砸商店，殴打警察与旁不相干的路人。我见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一路跑回了家，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路打到了我们的大院附近。我家里没有人，因为怕极了，就躲到了大伟家。

　　很快一群人冲进了我们的大院，砸开了我家的门，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了一地。邻居出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我父亲是间谍，是特务。他们要邻居快说出我父母的行踪，但是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问：“他的儿子呢？他儿子应该知道！”

　　他们说：“下学还没回来，如果要回来，早就回来了。估计是被父母接走了。”

　　他们领头儿的见到了大伟，就走过去猫着腰，摸着他的头说：“小朋友最诚实了，好孩子从不说谎，你告诉叔叔，他们家那个小朋友在哪里？叔叔是好人，是抓坏蛋的，你告诉叔叔他在哪里，你就是国家的小英雄。”

　　大伟指着他的父母说：“他们都说谎。”

　　我那时正躲在床下，听了这话，全身都湿透了。吓得连气都不敢喘。

　　他继续说：“他们一家昨天夜里就搬着东西走了，我听见他们说是要去北京。”

　　那个人听了这话，就气哼哼地带着人走了。随后他们去了旁边的院子里，把那家人从屋子里拎了出来。打碎了窗户上的玻璃，让他们光着腿在玻璃上跪着，然后用腰带的铁头抽那家人。那家人第二天就都喝药死了，包括那家人的孩子。

　　从此我就住在了大伟家，每天我都不敢出门，更不敢去学校了。大伟一家也曾为了我的事小声争吵，但只要一见到我，就马上变成了笑脸。那段时间，我吃得甚至比大伟还要好，所以大伟不太高兴，我知道他是嫉妒我了，我就把他父母给我的食物偷着塞给大伟。有次他父母发现了，就悄悄地对大伟说：“他都没有父母了，你说可怜不可怜？”随后的日子大伟都会主动将好吃的让给我吃。

　　没过多久，我的父母回家了，他们说那天闹事的人已经被另一些人打败了。他们都被人活活打死后扔到了河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邻居们都说，你们能安全回来就好。

　　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直到十八岁那年，他去了一家机械厂上班，我去参了军，后来又读了军校，一直没有回家。就在我考上军校那年，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几个人都相继逝世了。那年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还好大院的房子是解放前财主盖的，设计合理而且用料考究，所以房子并没有倒塌。但是由于震级很大，房子也变成了危房。

　　很快我们各自搬了家，由于两家的距离非常远，电话又不像现在那么普及，所以后来就很少见面了。再后来我复员工作了，又搬了一次家，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一别就是28年。

　　当我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他时，我已经52岁了。尽管28年未见，但我还是认识他，他那国字脸与浓密的眉毛，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走过去抓住了他的手，一时间竟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满脸笑容地望着我。就像我们才几天不见的样子。

　　他说：“你还是老样子。就是没头发了。”

　　那天我请他喝酒，席间我问他，你这些年都干嘛了？

　　他说：“搬走后，我一直在那家机械厂当工人。后来厂里效益不好，一直半死不活，一个月就三百多块，还时不时发不了工资。后来开始改革，国家呼吁我们主动辞职，减员增效，于是我就辞职了。后来厂子倒闭被卖给了外国人。那时候歌里不是唱：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吗？我就到处去找工作，但四十多岁，体力活干不来，技术活也不会。到处都是农民工，人家给五百块就什么都干，而我要养家，所以没办法，只好去马路边摆摊，辛辛苦苦一个月能赚*百块。后来又借钱买了摩托去车站拉活儿，结果被交警扣了摩托，最后没办法，就去卖保健品，顺便做一些保险。”

　　他说：“咱们哥俩不说瞎话，其实卖保健品就是骗钱，骗那些有钱人的钱。他们有钱，不骗白不骗。你现在有工作吗？不行跟我一块儿干，可赚钱了，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一万多。”

　　我说不用了。我并不认为他的收入真会很好，因为在我看来，他无非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所以才说自己赚钱多。以我对他的了解，以他的性格，是无论如何也推销不出去东西的。

　　我之所以这样肯定，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不可能做推销员这种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工作。其次，他做事情从来不求人，非常好面子，他不可能为了推销东西而去低三下四地求人。再有，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他救我那次，他从来没有说过谎，而推销工作却是非要说谎不可的。

　　记得我们搬家之前的那一年，军队放假让我回家探亲，那天他领回了一个女孩子，说是他的女朋友。因为他的性格很害羞，所以是这女孩子主动追求的他。那女孩很主动，她甚至当着我的面就问：“说，你喜欢我吗？”在那种保守年代，这确实是很豪爽的事情。

　　他听了这话，抬头看了我一眼，脸红得像番茄。在他女友再三追问之下，他才尴尬地说：“有一点。”

　　女孩有点不高兴，问：“那你觉得我与小王，谁漂亮？”

　　结果这傻子说：“小王更漂亮些。”

　　女孩生气了，吼道：“她哪里比我好看。”

　　他竟然说：“你鼻子没她好看。”

　　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去做推销员？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他笑了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窝囊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那件事，把我变成了骗子。那是九八年，那年，孩子考上了高中，咱知道上大学需要很多钱，于是我就决定不再在马路边摆摊了，那时候城管也管得严，赚的钱还不够交管理费的。我听说干摩的赚钱，就买了辆摩托。结果才干了没几天，市里就开始严打摩的，一个警察扮成了乘客，让我把车开到了他们埋伏的地方。几个人围上来就把我的车钥匙一拔，抓住我就把我扔到了一面包车里。车里都是被抓的摩的司机。”

　　然后我们就被拉到了交警大队，警察告诉我们：“摩托车已经被依法没收了。”那是我第一次给人下跪。但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说：“再跪在门口，就以寻衅滋事罪逮捕我。”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我媳妇儿问我赚钱没有，我抱着她哭了一宿。说罢他尴尬地笑了笑。

　　“日子还要过下去，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我原来的同事说他发现了一条发财的路。我满心欢喜地跟他去，结果没想到他带我去了一个传销公司。那里面的人，都跟疯子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们都争着介绍自己发财的经历，但那情节一看就是安排好的。我说这不是骗子吗？结果我那个同事说：‘有钱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骗有钱人的钱，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听了这话，站起来就要走。这时我那同事追上来对我说：“哥介绍你来，是给你一条活路。别让我在中间难做。你可以走，但是你想想咱们厂怎么倒闭的？还不是那帮王八蛋把厂子的钱都贪污了，然后卖给了外国人。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咱们下岗吃不上饭，他们出国挥金如土！”

　　“我说，骗人是缺德的事，我不干！就是饿死，我也不骗人！”

　　“他说，你有骨气，你牛逼，但是你儿子呢！你没钱，你儿子就上不起大学，到时候看他不恨死你，他上不了大学，你们刘家就再也别翻身了！世世代代就那么穷下去，就因为你不愿意骗人。行，你走吧！哥看错你了！走，走啊！”

　　“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很久，我想起了那辆刚买了两天的摩托车，还有我那次次考第一名的儿子。最后我一咬牙说，我干，要报应就报应在我身上。”

　　“那同事冷笑了一声说，说啥呢？就是真有报应，你也得排队等着！几千万人都排在你前面了！”

　　“传销的第一课，就是骗家里的人。他们说，要狠得下去心，就得先从家里人下手。家里的人都敢骗，还有谁是不敢骗的？我一开始不干，但他们说，那你去找他们借钱，看他们借给你吗？”

　　“因为当时孩子要分班，学习再好也没用，想进好班就得交几千块钱。那时候几千块钱，是一大笔钱。所以我就真的去找他们借钱了。”

　　“可是一见面，还没等我张口，他们就把我骂了一顿。说我瞎折腾，买了摩托还被扣了。还问我什么时候还买摩托的钱。我知道借钱没戏了，于是我说，马上就还。”

　　“然后我一横心，拿出了身上带着的保健品说，妈，你身体不好，先吃点这些东西试试吧。妈终于高兴了点。我憋了半天，想找她要钱，但终于没说出口。后来爸看我一直不说话，就叹了口气，打开了柜子拿了点钱要给我。我刚要接，就被我姐给拦住了，她说给了也让我乱花了。还说，我一个做闺女的，养你们二老，他做儿子的却什么都不管，你们一分钱不给我，太偏心眼儿了吧？”

　　“我与父亲的手都僵住了。我把手心翻了过来，变成了拒绝的手势，我说，爸，我不需要钱，还有。”

　　“匆匆地出门之后，我站在门口一直没走，站了很久很久，想到下学期孩子就要分班，我又回去了。我姐见我又回来，挡在门口问，还有什么事？”

　　“我说，那保健品是我妈让我代她买的，还没给我钱。”

　　“我妈站在姐姐身后，愣了一下。我姐姐回过头看我妈，我妈忙说：是啊，你瞧瞧我这脑子。多少钱？”

　　“我支吾着说：两千。”

　　“我姐听了马上就急了，说，咱家有金山银山啊？买两千块的保健品！不就是一瓶破维生素吗？药店卖2块钱一大盒，还给他！”

　　“我说，这是美国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你都打开了怎么还？”

　　“在我姐姐的怒视下，我妈将钱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拿着这厚厚一叠钱，走在路上，我哭了。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哭，我骂自己，你都四十几岁的人了，上养不起父母，下养不起孩子，现在走投无路，居然还来骗你妈的钱。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伸手找妈要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哭。等将来等我赚了钱，一定翻倍还给她。”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公司给我们定下了销售任务，每个月我们都有指标，指标是阶梯状的，完成的越多，提成的比例就越高，随着我对于业务越来越熟悉，我的销售完成得越来越好。连续几次，我只需要多卖两千块东西，我就能完成更高一级的指标，得到翻倍的奖金。”

　　“于是为了凑够销售额，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我妈。每一次我妈都会给我钱。我姐姐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就在我妈死之前的那一天，我与姐姐终于大吵了一架，那天我跟姐夫动了手，当天夜里我妈就死了。”

　　“我再也没有机会赚大钱给我妈花了。”说到这里，刘大伟的眼圈都红了，他举起酒瓶，犹豫了一下，没有倒在酒杯里，而是直接倒在了嘴里。

　　想起对我那么好的刘婶，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的人世，我不禁有点恨刘大伟。但看见眼前刘大伟那通红的眼圈，我又感觉对他实在恨不起来。

　　他接着说：“我想了，我从小就听国家的话，让我干啥就干啥。大炼钢铁时说国家需要铁，我们连做饭的锅都捐了。国家说工厂需要人，我本来能去报社工作的，也听国家安排去了工厂。国家说要听从安排，为国家改革分忧解难，我主动要求下岗去摆摊。那些死赖着不走的，现在反倒都提前退休了，每个月白拿国家3000多块！”

　　“我去摆摊自己解决了就业，城管却说我们有损城市形象。连打带砸，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

　　他越说越气，使劲儿地拍着桌子喊：“我他妈这辈子一直听国家的，怎么他妈的我吃不上饭的时候，就没人管我呢？怎么那些不听国家的，违法乱纪、贪污*的就大富大贵呢！”

　　我示意他小点声，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于是他抹了抹眼泪，咬着牙说：“自从想通了这个道理，从那以后，我就胆子大了，专门去骗那些有钱人。有钱人怕死，手里攥着大把的钱，却天天吃斋念佛。他们最需要保健品做心理安慰，你只要把这东西吹得神乎其神，不管价格多高，他们都会买。”

　　“后来，我还会去医院，专门骗那些特护病房里就要死的人。他们有的是钱，现在得了重病，自然有病乱投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的。等他们治不好的时候，我就第一个跑到他们床前去哭，哭得比孝子还伤心。你知道最高明的骗术是什么吗？最高明的骗术就是他明知道你骗了他，而他却不好意思起诉你。”

　　他的表情越来越邪恶，声音也变得越来越阴冷，我不爱听他说这些，于是就给他倒上酒，换了个话题，我问他：“老爷子好吗？”

　　他摇摇头说：“前两天突然说全身难受，正在住院，都检查了但是就是查不出病。那天我去看他，他一见我，就把头扭了过去。我放下了东西，就走了。”

　　我问他：“在哪家医院。”

　　他将地址告诉了我，我马上就开车去了那里。到了那里，大伟说他不上去了。于是我买了点水果，走上了楼。当我见到刘大叔那瘦弱的身体时，我感觉心里酸得像是吃多了柠檬。

　　刘大叔见到我，想了好半天，才认出我来。他激动地坐了起来，问我怎么知道他在医院的。我说是大伟告诉我的。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不管他说什么，也千万不要相信他。”

　　我说：“大伟再坏也不会骗我，他骗人是因为穷。不是因为心眼儿坏。”

　　刘大叔摇了摇头说：“你那是不知道。唉！”

　　坐了一会儿，我说我还有事，等过几天我回来再看你。刘大叔感激得用力点头，动作就像小孩子一样。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再想：一个人究竟无耻到了什么地步，才会使得最亲近的父母都不再敢信任他了呢？一个如此老实的人变成了这样的人，倘若不是因为绝望、无助到了极点，而仅仅是出于自身甘于堕落，那我是绝不会相信的。

　　回到车上，我带他去了我家。

　　妻子问我这是谁，我说：“他就是我跟你一直在说的那个大伟哥。”

　　我的妻子说：“快坐，我给你沏茶。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买吃的。”

　　他说下次再说。我说：“那不行，今天嫂子亲自给你下厨做饭，你要敢走，可别怪我把你绑起来。”

　　他说：“好，不走，不走。”

　　晚上经不住他劝，我也喝了点酒，吃过饭我给他叫了一辆出租，把他送上了车。我告诉他，以后有事情别犯愁，一定来找我，只要我能力范围内的，我一定帮你办。他感激地点了点头。之后的几个星期，虽然我几次打电话给他，要他来陪我喝酒。但是他一直说忙，没有过来。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刘大叔，刘大叔说：“我的钱花光了，现在正在想办法找原来的单位报销。要是不能报销，治不好就不治了。”

　　我劝他说：“别瞎想，一定能够报销的，您放心。”

　　出门之后我打电话问大伟，刘大叔看病还差多少钱。他一开始好面子，不肯告诉我。后来我说：“刘大叔也是我的亲人，咱们是一家子，我掏钱是应该的。”他说不行。

　　最后我只好说：“差多少，我这里有。算我借你的，等你有，你再还。”

　　他说：“五万。”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当我把那一摞钱交给他时，他说：“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说：“我不急，你就拿去用，不够的话，只管再来要。”

　　他点了点头咧着嘴笑说：“你跟你爸一样，都是好人。”

　　一个星期之后，他满脸大汗地跑来，又借走了十万块钱。

　　第二天我又去医院看望刘大叔，刘大叔已经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他不停地对我夸自己原来的单位好，领导特批报销了他所有的住院费用。

　　我知道那是大伟用我的钱付的帐，就没有说话。出了医院，我打电话给大伟，想问问他钱够不够，但是*机械的女声对我说：“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去他家找他，但是他家的地址是不存在的。他说他住11号楼，但是这个小区只有10栋楼。

　　我回医院去找刘大叔，刘大叔却已经出院了。具体去了哪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回家我也没敢把事情告诉妻子，因为以她的脾气一定会报警的。

　　那时我想：我就当作把欠他家的，都还他了吧。如果用钱来计算，我还是赚了。这年头也是，不论什么都是用钱来衡量的。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我欠他的情，那么我就是他的资产，但这种资产不保值，如果哪天我死了，这资产也就消失了。所以不如马上把这人情债抛售掉变成现金。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就想，那就这样算了吧。

　　本来事情应该是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我昨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大伟。他说他最近出了车祸，才因此而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在医院，医疗费需要20万，他问我还有没有钱。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是否还要再相信他？

　　是不是我需要连别人欠他的债，也一并还了？关键是，这笔债，我还得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