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萧乾

　　竹林漫步在田野，望着西下的红圆的落日，我常想：它跟初升的太阳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具温柔的魅力，更弃满了对色彩的激情向往。

　　萧乾说：“在这个世界上，冰心只有两个人最亲，一个是巴金，一个是我。”

　　迟到走进民族学院这幢简朴的楼房，年过8旬的萧乾先生突然变得步履轻松，手杖挂在腕上，迅捷地走在前面，再不要人搀扶。

　　这个刹那，仿佛穿越时间隧道，觅回了流逝的岁月中那一刻带着激越音符的流光——这是驰骋在欧洲战场上的那个足登高筒靴、身着绿军装的中国记者。

　　宽敞的卧室内，一尘不染的书桌上摆着大花瓶。花瓶里注满清水，供养两支粉红色的牡丹；片片秀雅的嫩瓣托着点点晶莹的水珠，弥散在馨香在空气里流动，淡淡的，若有若无。配合着暮春明媚的光照，这花朵于摇颤间竭尽灿烂，似有一种恒久的穿透力。

　　在花前转过身来，那是她——他的“世纪大姐”冰心：朴素的中式布衣，白皙兹祥的笑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条纯白的羊毛披巾柔软地搭在胸前。

　　他们紧紧握在一起。他上身前倾，脖子伸得长长，半是淘气、半是乞求地把自己右边的脸颊给过去。于是她在那里亲切地吻了一下。

　　他似乎不满足，依然猴着不起身。她又亲了亲，他这才直起身。这时墙上的挂钟指在“10”上，一个圆满完美的数字。“你现在当了官了，架子大了。”她拍拍他，“说好9点半来的，我都等半天了。”

　　他歪着脑袋笑，不知是满不在乎，这是掩藏一份知错的愧意，像变戏法一样，取出一包枸杞，一包软糖——似乎要以此来搪塞自己的迟到。

　　她竟不领情，并且机智地揶揄：“你又把自己不吃的东西拿来送给我！”“我吃，我吃的！”他急得连连声明。

　　她仍不信：“你不是有肾病不能吃糖吗？”“可这糖我吃。”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这糖，不是一般的糖；这糖，咳，这糖……”似乎要数出这糖与众不同的好处来，但终于词穷。她便又锋利地点穿：“难道这糖能治病？”“反正，这糖对身体有好处。”他就大言不惭地接过来了，并且得意洋洋地晁了晁脑袋。 “你什么时候吃啊？”她忍着笑，终于相信了的样子。“我看电视的时候吃。”他认真地解释，“每次吃一颗，有时两颗……”。

　　那神情，仿佛随时准备抓一颗糖扔进嘴里，她倒劝阻起来：“听说肾病吃糖不好，你还是别吃了，要听医生的话。”“我最听医生的话了，”他忙又表白，“医生说不吃糖我就不吃糖，医生说不吃盐我就不吃盐，我连喝咖啡都不搁糖，我还常吃生食……”“你还菇毛饮血吗？”“有什么办法，只要医生吩咐。”

　　她意识到自己受了捉弄，这个淘气的小弟，总是要以自己的顽劣激起她宽厚的深爱：“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我弟弟，小时候，你们尽干坏事。”

　　见他的大姐眼圈微红，萧乾先生赶紧把我推出：“大姐，我给您带了个孙女——您的孙女向您献花来了。”

　　捧在我手里的，是一束鲜艳欲滴、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有红的也有黄的；这才是害萧乾迟到的真正原因——为了驱车去寻觅那在早晨初放的最清新美丽的鲜花。

　　信封这时，冰心严肃地望着萧乾：“有一件事，你知道不？我可生气了！”“大姐，什么事？”“有人整天班不上，却占着一辆车。公家的一辆车，专给他一个人用！”“你说谁？”其实萧乾马上就明白了，又叹息一声：“他有后台啊！”“管他什么后台，反正，我不能容忍！”冰心愤愤地说，“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我听说以后可生气了，可生气了！”“是让人生气！”萧乾同感，“现在，真不像话！”“应该撤他的职！”冰心好像还不解气，又加了一句，“换了我一定撤他的职！”他们以一种童稚的认真热情地愤怒着，仿佛不知道，当今世界，人们用公款吃喝玩乐，用公款出国旅游，甚至用公款逛夜总会……突然间，冰心又想起了什么：“吴清说，饼干舅舅可真小气，信封都是用旧挂历糊的。”

　　萧乾不吭声，只是笑，调皮而狡黠地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嘴弯成了月牙。

　　冰心大惑不解，追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穷，用旧挂历糊信封？”“嘻——”他终于笑出声来，一副恶作剧的样子，“那可是专为你准备的。”

　　见他的大姐还不明白，他不由得大卖关子：“就是专给您的——给不用这种信封。”“为什么？”“您不是反对用公家的信封吗？”他俏皮地反问，一改刚才的义愤。“可也没让你用旧挂历糊呀！”冰心还是那么认真。“那我就用文中馆的信封给您写信啦！”这口气，简直是一半威胁一半撒赖。“不行不行！”冰心居然真怕他这么做，连连阻拦。“那我还用旧挂历糊。”这就是全然在撒赖了。“你不能买点信封吗？街上去买点。用旧挂历糊，多麻烦呀，又浪费时间。”

　　冰心低声细语，那样耐心，如同在跟一个不肯在饭前洗手的小弟弟讲道理。就差没把那双小脏手按在水里打肥皂了。

　　我蓦地记起，许多年前，我有过两封来自民族学院“谢缄”的信，白纸信封，一角印着素花，街上出售的一种。

　　萧乾先生给我信，牛皮纸信封上印着“中央文史馆”的红字。但信笺是自裁的白报纸，没有格子，正面反面，充分利用。

　　我呢？我写信既用作家协会的信封，又用作家协会的信笺——当然邮票自己贴，至于公家的小车，是没有福气坐的。

　　又记起上海的一家精品店，出售的一支唇膏价值1.9万元，上柜即被一时髦女郎买去，晚报的记者追踪前去采访，拿出发票一看，那发票上写的不是唇膏而是“办公用品”——所谓“办公用品”，似应包括信封信纸之类。

　　超越“最近马金给我写了封信，写得很长。”冰心告诉萧乾。

　　望着冰心的萧乾，收起顽皮像，正襟危坐，流露出极关切的神情。

　　冰心说：“他写到后面，说自己精疲力尽。你看，写了一封信就精疲力尽，他精疲力尽了……”“是他自己写的么？”萧乾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小林代笔的吧。”“是他亲笔写的，信封也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他精疲力尽了，精疲力尽了……”冰心一再重复，低沉的嗓音里，有一种纯属女性的柔弱的忧伤。“不要紧，” 萧乾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说，“他虽然年纪大，可是器官没毛病，说不定比我活得长。”

　　这一握之际，所给予的必是温暖和一种力量。他悄悄地、知心地靠近她：“大姐、我少了一个器官。“你少了什么器官？”“我少了一个肾。”“少个肾算什么呀。”冰心笑着安慰他，“有人还少了胆呢。”“可是，胆并不重要啊！”“那倒是，”冰心点头，“少了胆的那位朋友，最近给我来信说，割胆以后，胆子更大了。”“这不就成无胆英雄了！”一起开怀地笑起来。这笑声有如早晨的阳光湿沉。

　　突然萧乾收住笑：“大姐，你知道我平生最怕什么？”不等回答他先就皱起了眉，做出一副发愁的样子：“我最怕的是题字——我的字写得不好，像狗爬，可人家看我是中央文史馆馆长，总以为我字写得好，总是叫我题。最近一个元帅死了，还叫我题碑……”“哪个元帅？”“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个元帅。”“你题了没有？”“题了——不过，我题，让别人写。”“那还叫什么题字！”冰心开心地笑着打趣，“别人替你写，也算你题字？”“这有什么办法啊！”萧乾依然苦着脸，“我的字不好看，不好意思往人家碑上刻。只能取这么个折衷办法，算是萧乾题，某某书。”“也有人让我写悼文，我就没写。”冰心好像并不同情他的苦衷， “不过一般我都写，凡我不写的，必有原因。”

　　萧乾一听，便有些发急：“那我死了你写不写？”“你——”大姐看着她的弟弟，故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你写不写。”

　　他的大姐终于心软，以一种既溺爱又无奈的口气说：“我当然不得不写了。”

　　萧乾终于眯起眼笑了，高兴得如同得了一个大奖。“可是，我会死在你前面。”冰心又说。“不，”生怕失掉这份奖，萧乾叫起来，“也许地我死在你前。”“我死在你前面！”冰心顾不了惯有的大姐风度，固执地说。

　　像贪馋的孩子争夺甜蜜的糖果，他们争着这个“死”。萧乾说过：“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而在他清澈的眼底。连天宇也是透明的。

　　也许，这便是一种超越，对生命和死亡的超越，对滚滚红尘功名利禄的超越。“回去代我亲亲洁若。”“那你就亲我吧，我回去亲她。”

　　——这是照例的告别。冰心奶奶转过脸来朝我微笑：“我这个弟弟，总是要我亲他，像小时候那样。”又说：“我这个弟弟，年轻时毛病可多了。现在好了，严肃了……不过也不算很严肃，还是很幽默的。”

　　我报以微笑。

　　我看见萧乾先生也在笑，似乎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照片上还是书斋里，凡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在笑：清亮如童眸的眼睛，闪着既天真又顽皮的光芒；弯如月牙的唇牵动着几分温柔，几分宽容，几分洞察世事的睿智。

　　在这样的微笑面前一切语言都属多余。也许人类的微笑，便是一种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