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托宾的一生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宾1918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香槟。他的求学历程异常顺利，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之后，托宾于1935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四年后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在哈佛的六年时间里，托宾受益良多：一方面他受到了爱德华·张伯伦、爱德华·梅森、阿尔文·汉森、瓦西里·列昂惕夫、约瑟夫·熊彼特等着名经济学家的指导和影响；一方面他还交往了一群非凡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包括保罗·萨缪尔森、保罗·斯威齐、J·K·加尔布雷斯、劳埃德·雷诺兹等人。

　　1941年，托宾加入美国海军后备队，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90天的军训后成为了驱逐舰凯尼尔号上的一名战斗指挥官，后来是炮兵指挥官、领航员、第二指挥，随舰到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参加过攻占北非、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战役。四年后退役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退役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被选为研究协会副研究员。1949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1950年之后，托宾则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1955— 1961年和1964—1965年间两度担任柯立芝基金会主席，帮助过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

　　他热爱教学并身体力行，而且善于从学生身上学习，善于从一群各个年龄层的朋友身上得到收获。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写了一些关于当代经济问题的文章给普通读者，并汇集成册，名为《国民经济政策》。托宾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再加上他为人宽厚谦和的风度和乐于助人的行为，赢得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尊重和称赞。正是由于此，1657—1958被选为美国经济计量学会副会长、会长。1961—1962年任美国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三成员之一。196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1968-1969年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0——1971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74—1978再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7年任美国东部经济学会会长。1979——1982年任经济科学部主任。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真挚美好的评价“……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或者对当代经济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托宾一生论着颇丰。主要论文有：《资产的持有和支出决定》（1952）；《动态总量模型》（1955）；《作为对风险行为的流动偏好》（1958）；《有限因变数关系的估计》（1958）；《货币、资本和其他价值的储备》（1961）；《货币与经济增长等》（1965）；《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1969）等。着作则主要汇集在他的三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卷一（1971）；《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计量经济学》（卷二 1975）；《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卷三（1982）。专着有《国民经济政策》（1966）、《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

　　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在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就有“托宾Q值”、“托宾税”和“芒德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称得上是经济学界的奇迹。

　　托宾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应当属创立不确定条件下有价证券选择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该理论考察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以各种不同的实物和金融资产形式来持有财富。由于各种形式的财富尤其是股票、债券等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资产选择理论可以看作是投资者在权衡比较各种资产的预期报酬率与风险程度是怎样选择其资产稽核的投资决策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托宾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此理论运用到货币需求的决定中，把凯恩斯宏观模型中货币与债券的简单替代，变为多种资产间的替代，从而修补、拓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托宾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把资产选择理论的一些观点发展成一个包括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经济体系中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考察金融市场的变化，将怎样通过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来影响生产、就业和物价。他的研究成为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正是这些突出贡献为托宾赢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作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是一个积极行动主义者，他深信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奏效，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调节经济运行是必要的、有效的。他主张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进行管理，并主张辅以工资指导线、收入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来抑制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