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文革”前——第一次见江青

《沙家浜》剧本改编之后，爸爸才和江青第一次见了面，这已经是1964年的冬天。

江青召见爸爸是她想搞一出新戏。当时小说《红岩》出版不久，在全国引起相当轰动。于是江青就想借用这个题材搞一个京剧《红岩》。为此，江青从外面调来了不少人。有《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有空政文工团的编剧阎肃，他写的歌剧《江姐》当时也很有影响。北京京剧团参加的是党委书记薛恩厚和汪曾祺。

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那是薛恩厚带着他和阎肃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场的有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

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有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汪曾祺只是可使用但不可重用的人物。江青懂得京剧，明白汪曾祺的唱词写得好，想借助他手中的笔搞戏。江青又是搞政治的，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有历史问题，还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在调阎肃参加京剧《红岩》创作时，江青告诉他从京剧团找一个人和他合作。阎肃表示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态度何其鲜明。

从1964年冬到1966年春节前，爸爸他们一直在改写《红岩》剧本。这期间，1965年4月，爸爸随剧团赶到上海，重新排练《沙家浜》，因为江青当时在上海，要审查这出戏。

江青审查改排《沙家浜》之后，表示满意，并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不过，剧团当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红岩》一直折腾到1966年春节之前还没有写完。江青打来电话，让火速赶往上海，《红岩》剧本没有写完也要去。于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和汪曾祺乘飞机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才知道，江青决定《红岩》不搞了，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她要另搞一个新戏：党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但是没影的事也得干。爸爸和阎肃，根据江青的意图，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个提纲，定了剧名——（《山城旭日》。然后向江青汇报。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北京，着手编剧。

3月份，江青又把爸爸他们召到上海，还是谈《山城旭日》的创作问题，仍旧是李琪带着他们三个人。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已进入高潮。爸爸尽管对政治向来不敏感，但是也觉察出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关系已经相当微妙，气氛有些紧张。一次在谈话时，江青对北京京剧团提出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痛快答应，她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相当重。爸爸听得出，她实际是向北京市委摊牌。

回到北京，爸爸悄悄地和妈妈讲了这些事情，两个人嘀咕了一晚上，把我们赶到另外一间房中，不许听。爸爸显得很焦虑，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是夹在中间，却不知该怎么办。妈妈当然也不知道，只能说些无济于事的劝慰的话。两个不懂政治的人商量的结果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其他事情管不了，只能顺其自然。

就这样，爸爸还是搞他的《山城旭日》，写完了剧本，进行排练，彩排，直到1966年的6月份，江青已经顾不上看这出戏的彩排了，她正忙着“文化大革命”的彩排。

“文革”中——赶进小楼成一统

“文化大革命”来了，轰轰烈烈。

北京京剧团尽管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也逃脱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很快，剧团的“走资派”被一个一个揪了出来。

爸爸被揪出来的直接原因是和薛恩厚合写了《小翠》，这是《聊斋》中的一个故事。剧本中有一段写的是，傻公子把被人用弹弓打昏的小狐狸带回家，而且认定是一只猫。家里人说嘴是尖的，不是猫是狐狸，傻公子说：“尖嘴猫。”家里人又说有大尾巴，傻公子还坚持是猫，是“大尾巴猫”。造反派宣称，猫就是毛，毛就是主席。如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

爸爸自己还另有罪行。在他自己搞的现代小戏《雪花飘》中有两句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你跟地富反坏也要亲？

“文化大革命”中这样荒谬而真实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

在京剧团，进“小楼”相当于其他地方的进“牛棚”。因为有过当“右派”的经历，最初的冲击过去之后，爸爸的精神状况还不错。一次，我们几个去剧团看大字报，想知道他究竟有些什么问题。看了半天，不得要领。这时，传来一声嘹亮的咳嗽声，和京剧老生出场前的那声咳嗽差不多。这声音挺熟，再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场了，穿着一件黄棉袄，掮着一条扁担，正准备去劳动。见到我们，他挺惊奇，但并不尴尬，他问了问我们的来意，说了一句：“好好看吧”，随即扛着扁担去了。我们又看了一阵大字报，实在找不出有分量的内容，于是也走了。剧团的人没什么文化，大字报的水平比高校差多了。

“赶进小楼成一统”的日子一直过了好几个月，谁也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没想到突然间，爸爸糊里糊涂地给“解放”了。

一天，爸爸正在抬煤，被李英儒看见，问：“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爸爸说：“检查，交代。”李英儒说了一句：“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爸爸听后明白，他的问题可能要解决了。李英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隔上十天半个月就要到剧团看看。隔了几天，1967年4月20日的上午，李英儒派人找到爸爸，对他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做一次检查。”爸爸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让人将他叫去，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个态。不要长，5分钟就行了。”爸爸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李英儒又把他叫了回去，说：“不用5分钟，3分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