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关“出主意、用干部”的读史评论

　　关于领导者的主要职责，毛泽东和邓小平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

　　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邓小平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研究。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先说“出主意”。

　　领导出主意，最主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谋断能力和决策水平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包括总结失误的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今年）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讲过，“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汉高祖刘邦，毛泽东认为他算得上是一个“从谏如流”的历史范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一是楚汉以鸿沟划界之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想建都洛阳，但在听了刘敬的建议之后，决定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做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这就是五代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属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夺取了郓州。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后梁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研究。结果大家都认为应该退兵求和，但李存勖听了十分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则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欣然同意，果然取胜。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从李存勖灭后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思考：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自己胸中已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之处，是不被表面困难所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一举扭转困局，属大智大谋。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善于“审机独断”，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对主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迅速稳定局势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儒法并用实际上以法家之术为主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继续加以坚持，但汉宣帝时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他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这一点。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能否确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主意”、大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再说“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路线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只是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甚至全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儒法之士并用甚至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正确的主意后，用什么人来实施这个“主意”，是用赞成者还是用不赞成者或者模棱两可者或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大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

　　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度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上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斩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道：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用关羽守荆州固然是一个失误，但总体上，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60年12月在同薄一波谈话时，毛泽东还称道刘备入川时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北方人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 “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历史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现象发生。一时英武有成的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实行政治领导，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其死前五年，大臣贺琛上书，希望梁武帝整肃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臣贵族，而梁武帝却一一驳斥贺琛的劝谏，说自己一向痛恨昏聩，事事小心，还指责贺琛不应该同那些权臣贵族过不去。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朝的由盛而衰，根本原因是梁武帝执政后期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了。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但在他执政的后期，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政，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