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9岁读私塾，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

　　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

　　1929年底转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10月，他率领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因该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

　　1932年7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他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子午镇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坐着担架仍指挥部队顽强奋战，冲破敌军追堵，翻越秦岭，涉渡汉水。同年12月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5月，在方面军进行空山坝决战中，他率部迂回敌后，切断敌军退路，在夺取反三路围攻战役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0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率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11月，方面军组织反六路围攻战役，分东西两线抗击20多万敌军的进攻，鏖战十个月。李先念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指挥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在黄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

　　1934年1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3月，他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并率一部兵力先后攻克青川、平武，抢占战略要地摩天岭，打破了敌军夹击红军的计划，保障了西进主力右翼的安全。5月，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8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已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1937年底，他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

　　1939年初，他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他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1939年11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他和纵队领导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两大力量夹击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发动的反共**，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进攻。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1940年5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他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8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军政干部大会，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1.5万余人。他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2月，他抓住占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

　　1942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他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通过了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华中局嘉奖五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赞扬他们“背敌以对顽，背顽以对敌”，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12月，李先念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

　　1944年，他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1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 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

　　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在中原军区组建前后，他指挥部队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歼敌7000余人。

　　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又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6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6月26日晚，他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他率北路军共1.5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连夜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7月11日，他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决定北路军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与此同时，其他各部也先后完成了突围任务。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　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于9月29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继续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的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条件。

　　1947年5月，李先念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1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他任第二副司令员。11月，他在开封参与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他的灵活斗争艺术和卓越指挥才能。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级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

　　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30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1953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1954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3年1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国务院副总理。10月，他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156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1956年，他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批判反冒进，他也受到了批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他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1962年4月，李先念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7年2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

　　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他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他还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先念被迫“休息”。

　　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7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

　　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他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他去许多省市视察工厂、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从1981年春到1988年，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根据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他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

　　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受党中央重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起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 20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英勇斗争。他说：“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丢，这是我们的美德。”“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孕育和繁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热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李先念同志出身贫寒，只念过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扎下根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