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盛世的开创者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唐朝第二代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大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大唐帝国290余年基业的基础，唐太宗也因此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被人们誉为“帝王楷模”。

　　打出来的江山

　　李世民于公元599年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青年时代的李世民更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开始显露了出众的才华。

　　公元615年，隋炀帝巡查北方要塞时，突遭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四十一座城失陷三十九座，隋炀帝困守雁门城内，将求救的诏书捆在木板上放进南流的汾水中，命令各地募兵救援。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就在这时应募入伍，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李世民向云定兴献出疑兵之计：“始毕胆敢领兵围困天子，一定是估计到我们仓促应战无法增援解围，我们应当在白天遍设旌旗几十里，在夜里则擂鼓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大量救兵已到，便会望风而逃。如若不然，现在敌众我寡，万一敌军倾巢出击，我们就难以支撑了。”

　　云定兴立即依计行事，突厥人果然中计，匆忙引兵退去。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初露过人的军事才华。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本来是隋朝的大将，被封为唐公。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反抗隋炀帝。李世民也为国事担忧，常在父亲面前说起这些事。

　　李世民有个好朋友，名叫刘文静，是晋阳县(在现在山西省)的县令。刘文静因为和一位反抗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结成了亲家，隋朝官府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对李世民说：“现在天下大乱，可惜没有像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来收拾大局呀!”

　　李世民说：“我正是来跟您商议这件大事的。您有什么好计策?”

　　“现在各地反隋的有几万人，只要能把他们利用起来，夺取天下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您父亲统率着几万军队，晋阳城里也可以招收十万人，有了这支兵力，不用半年，就能得天下呀!”

　　“您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李世民十分高兴，可又有些犹豫地说，“就怕我父亲不同意啊!”

　　这时候，李渊的军队在一次和外族的战争中打了败仗，他怕朝廷责备，十分着急。李世民乘机对父亲说：“您要是能顺应民心，起兵反隋，就能转祸为福!”

　　“大胆!”李渊听了大吃一惊，“你再胡说，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县官去治罪!”

　　“我看清了天下大势，才敢说这些话。”李世民不慌不忙地回答，“您就是去告发我，我也不想跑。”

　　“唉!我哪能忍心告发你?只是让你不要再胡说八道罢了。”李渊说。

　　第二天，李世民又来见父亲，劝他说：“我昨天的话，是万全之策，请您别再犹豫啦!”

　　李渊长叹一口气，说：“昨儿晚上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说的话也有理，就依你说的去办吧。”

　　就这样，在李世民的鼓动下，李渊起兵反隋了。于是，李世民和哥哥李建成领兵首战西河郡，西河郡在太原的西南面，是以后进兵长安的必经之路。兄弟二人治军严明，长驱直入，攻下西河。此后，李渊父子又领兵南下攻下霍邑。在围攻关中门户河东时久攻不克，李世民主张先入关直取长安，长安一下则河东不战自降。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一路取长安，一路继续围困河东。果然在长安攻陷之后，河东守将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李渊有四个儿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李玄霸早死了，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哥哥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唐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全国的统一，事实上当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李渊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李世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的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公元617年十二月，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李渊争夺关中。李渊命李世民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局势。第二年的六月，李渊又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李世民正患疟疾，在军中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被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领兵进犯。李世民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李世民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宣告平定。

　　公元619年三月，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太原地区。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中地区震动。李渊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李渊便命李世民领兵出征，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李世民坚守不出，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放弃太原北逃。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公元620年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如果说李世民在唐朝建立之前已建有战功的话，那建立唐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无人能与其匹敌。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赫赫战功，李世民才有了要帝位的强烈愿望，才导致哥哥建成的嫉妒与谋害，才有了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

　　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使其在朝野上下的威信日增，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重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掌握着大量军队，除此之外，他在随父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嫉妒，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而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于是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便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公元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这无异加剧了兄弟之间的争夺。公元626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有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他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李世民喝下去以后，心痛剧烈，吐了好多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更加紧了行动。他们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于是他们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而就在兄弟们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而李渊也同意了。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这件事被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他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于是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知道了，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免后患，李世民答应了。

　　6月3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她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6月4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而此前他已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而被蒙在鼓里的李建成还认为守城门的是自己的属将，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和李元吉去上朝，可是等他俩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感到不妙，就立刻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候，李世民骑马赶来，李元吉立刻拉开弓就向李世民连射了三箭，可都没射中。而武艺高强的李世民拉开弓箭，“嗖”地一下就把李建成射下马来，然后再补上一刀，杀死了他。李世民的部将赶上去，把李元吉也射下了马，砍死了。

　　这时候，唐高祖正在太极宫的湖里划船，李世民的部下跑来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也就是626年8月，李渊自称太上皇，让李世民作了皇帝，史称唐太宗，李世民这年二十七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皇位坐稳、大权在握之后的唐太宗，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一场……

　　一天散朝后，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闲谈时，唐太宗忽然问道：“自古以来，国史为什么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呢?”

　　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一个正直尽责的史官总是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得失。本朝的君主如果看到国史中记着自己的过失，很容易恼羞成怒，惩办史官，国史就很难撰写了。”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写什么，这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得罪君主呢?你去把国史拿来给我看看，朕正想知道自己以前都有那些错误，好拿来作为鉴戒呢。”

　　房玄龄这下可犯愁了，国史是由他负责监督撰写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面记载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死了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让唐太宗看到这一段记录，他能不生气吗?

　　因此，房玄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皇上已经下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没有办法，房玄龄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把国史拿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国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对房玄龄说：“其他都还好，只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没有写清楚……”

　　房玄龄一听，暗暗着急，心想这下真的糟了，看来皇上果然对此不满意。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忽然听唐太宗又吩咐道：“来人，去把史官叫来!”

　　房玄龄越发着急了，他正想为史官辩解，唐太宗已接着原先的话题说了下去：“撰写国史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以借鉴，所以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为怕得罪皇上就对真相有所隐瞒。朕要把当时的情形详细地给他们讲一讲，好让他们把遗漏的地方补上。”

　　房玄龄没有想到唐太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是又惊又喜。他由衷地说道：“陛下真是心胸宽广，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认真地说：“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这是关系国家安定的大事，没有必要隐瞒。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够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朕是一国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知后人。”

　　唐太宗的诚实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以后再有什么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朝廷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从而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任贤纳谏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唐太宗不计前嫌，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唐太宗任人唯才是举，不论亲贤远近，他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正是因为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公元620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例如唐太宗在即位之后在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时，就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魏征便是一个着名的例子。

　　魏征当年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他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曾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名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公元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鹞鹰儿，非常漂亮，特别英武，唐太宗整天让鹞鹰站在自己手臂上，爱之如珍宝。有一天，唐太宗正耍着鹞鹰玩儿呢，忽然看见魏征走了过来。唐太宗赶忙将鹞鹰藏在怀里，不想让魏征看见。其实魏征早已看见，但他不动声色，走到皇上跟前，作揖问安之后，就滔滔不绝地向皇帝汇报起一件一件的或大或小的事件来，唐太宗虽然觉得平时能言善辩的魏征今天似乎变得有些迂腐、唠叨，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的，但是他毕竟是自己一贯尊重严敬的大臣，总不能不让他把话说完吧。可是等魏征把话说完，作揖走开，唐太宗再看他的鸟儿，早憋死怀中，这时唐太宗才明白魏征装憨的目了。

　　越王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生的小儿子，风姿秀美，聪明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有人跑到唐太宗面前告状，说，朝中三品以上的老臣都没把越王当回事，认为越王长在深宫，不识创业艰难，不知民间疾苦，整天吃喝玩乐，不会有什么出息……唐太宗听了，勃然大怒，立即传旨：京中三品以上大员到齐政殿听宣。唐太宗怒气冲冲地来到齐政殿，扫了一眼满朝文武，压着满腔的怒火说：“我有几句话，想向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们讨教。以前天子，就是天子，今日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前天子儿，就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就不是天子儿了吗?远的不说，就说隋朝吧，那些王子皇孙，他们怕过谁?朝中公卿，他们想弄谁就弄谁，谁敢放个屁?现在好啦，我的儿子，我不许他们放纵横行，你们也就觉得好相处了，可以蔑视他们啦，是不是?要是有人生贱，我放纵一下，我的儿子未必学不会弄人?”大臣们吓得颤颤惊惊，作揖谢罪。这时魏征正了正朝冠，拉下脸来，说：“当今群臣，肯定不敢小瞧越王。话说回来，按照国家的规矩，大臣和皇子是平等的，臣子臣子就是这么说来的。皇上的大臣按说还应该排在诸侯王的前面。现在跪在皇上面前的三品以上大员，都是朝廷的公卿，皇上您都非常敬重，纵然小有不是，越王怎能代替皇上您来处罚大臣呢?当然就更不能随便折辱大臣。如果国家纪纲废坏，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如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隋朝不知礼仪，所以很快亡国，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唐太宗听了魏征一席话，说：“我刚才发火，自以为有理，等听了魏征一席话，始觉大非道理。”赐魏征绢一千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