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9岁登基，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失去帝位。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加起来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

　　他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历史上被蛮族掳走的“天朝”皇帝，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大概也只有明英宗这一位了。而北宋徽、钦二帝的被俘是因为在军事上明显弱于对手金国，但明帝国相对于也先的部落，却是在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因此，明英宗竟然会被异族掳获，令人大跌眼镜，所以明英宗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又居然被谥为“英”宗，使许多深感不解。因为所谓“英”宗，顾名思义，指这个皇帝生前很英明。“英”这个谥号好象没有隐含不好的意思，不像谥“惠”表面上是说很有恩惠施与人，但多指白痴或是智障皇帝;或是谥“襄”表面上是说很威风壮盛，但多指穷兵牍武而一事无成的皇帝。一个因为宠信太监而被外族所掳的皇帝，居然被认为很英明而谥为“英宗”，好象是一个讽刺和笑话。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英宗被也先俘虏多年，竟然不死而能生还，说明他这个人是颇能委屈求全、忍辱负重的。而英宗返回故国后，皇帝已经由他的弟弟来做了，自己变成了太上皇。皇太子虽然还是英宗的儿子，但现任皇帝的党羽随时都在设计陷害他，以便让现任皇帝的儿子继位，事实上，皇太子后来也的确被拉下了东宫的位置。这一切都十分不利，但英宗居然安全地活了下来。不但如此，支持他的臣子们还趁英宗的弟弟病重时，发动了历史上着名的“夺门之变”，使英宗复位，并摘去了他弟弟皇帝的头衔。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的，在经历了这么风霜的洗炼后，英宗的头脑、阅历、手段、眼界、胸襟必然远超一般从小生长于皇宫内的皇帝，在大漠中物质匮乏的痛苦，恶劣气侯的考验，寄人篱下的忍辱负重，乃至于做太上皇时期明哲保身的智慧，凡此种种，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英宗已经从当初那个糊涂的小皇帝蜕变成了一个英明的帝王，而历史上的事实上也相去不远。所以英宗之所以为英宗，得来非虚。因此，后来的明英宗已经不是那个早年在土木堡被俘的无能皇帝了。

　　谁是生母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孙贵妃所生。《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另一说是宫女所生，即孙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女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原来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孙贵妃。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被册立为贵妃。

　　孙贵妃深得宣宗皇帝的喜爱，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当时的《寓圃杂记》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据这部书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的，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

　　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了，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而且他还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由于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

　　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

　　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

　　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王振怒其诈，下令减少赏赐，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

　　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极力撺掇英宗贸然亲征。英宗年少气盛，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决定草率亲征。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起的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八月十三日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被也先大军赶上，并被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着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紧接着，瓦剌大军直逼北京。英宗被俘，也先，想以此要挟明廷。这一来，整个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京师群情汹汹，人心惶惶。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以避敌人的兵锋，而监国郕王和孙太后也毫无主见。这时一贯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谦大声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太监金英也赞同于谦的意见，郕王就此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

　　此前，于谦顺应民意，建议对罪魁祸首王振及其亲信马顺等人绳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声望大增。由于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请求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后，人心稍安。

　　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调发军旅井井有条，郕王被推立为皇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太后本来想立朱祁镇的长子三岁的朱见深(就是后来的明宪宗)为皇帝，此办法虽然符合封建宗法观念，但是，国难当前，当立长君，于是，孙太后被迫表态可以立郕王。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时年22岁，年富力强。

　　拥立时，朱祁钰照例装出一副恐慌的模样，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于谦一锤定音：“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就这样，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于谦当时是非常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的，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应当说，朱祁钰的来路比朱祁镇明白多，但是，因为朱祁镇的养母是孙皇后，所以，朱祁钰最多只能是个郕王。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谁能想到，王振一手策划的“御驾亲政”导致的“土木之变”竟使他这位藩王一跃而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在于谦诸将的奋勇战斗下，北京安然无恙，也先没有占到便宜，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就变成了空质，同时由于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

　　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驾西去”，要明朝接回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景泰帝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南宋高宗赵构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长接回来。至于孙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怎么说，大臣怎么讲，他都不听。把他逼急了，他就恶狠狠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最后，还是于谦发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虽然糊涂程度不下乃兄，可有一点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爱国将领于谦，举凡于谦说什么，他都答应。半夜的时候，于谦有急事奏报，景泰听到鼓声也立刻起来听政，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还英宗。不过，态度很冷淡。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这也就此埋下夺门之变的种因。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但在迎接英宗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夺门之变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幸好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2日进羊一只，7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他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而朱祁镇被俘期间，也曾流泪对前往探望他的礼部侍郎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但实际上自从英宗被放回来以后，明朝内部围绕着新旧两个皇帝展开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明英宗回来以后，被景泰安排在南内居住，加派靖远伯王骥看护，实际上是监视，不过，这个王骥是个官迷，因为于谦和宰相王文等人都很讨厌他，所以，他反而和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景泰没有料到的。英宗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上却是没有任何自由。景泰给他的限制很多，不仅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而且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英宗的伙食不是很好，开销也不够，都靠着英宗的皇后钱氏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有个太监说南宫的树木多，恐怕会有人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景帝遂命人将大树砍伐掉。可以说，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英宗早年和太监特别是资格很老的太监们很熟，这时，看守英宗的宦官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太监阮浪。此人是和范弘等四人一起在明成祖的时候就入宫的，这时已经经历四朝了，不过，阮浪的运气很差，混了这么多年，也才是个少监，连个太监都没熬上。不管怎么说，阮浪是英宗的旧相识，两个人又都运气不好，因而，共同语言就多了。英宗是个很念旧的人，他一高兴就把自己用过的一把金刀和金袋送给了阮浪做纪念。偏偏阮浪和一个叫做王瑶的关系很好，他随手就把这个金刀转赠给王瑶。王瑶和锦衣卫指挥卢忠关系很好，卢忠一见到这把金刀后就借机把王瑶灌醉，偷了金刀，送给太监高平。高平立刻上奏告变，景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认定是英宗准备谋复皇位，下旨逮捕阮浪、王瑶，大刑逼供。阮浪和王瑶都不肯乱咬，景泰命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英宗复位以后，追封王瑶、阮浪。卢忠本人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找人给出主意，这人告诉他让他装疯，于是，卢忠就装疯，逃脱了罪责。不过，英宗复位以后，把卢忠、高平都凌迟处死。

　　这件事给景泰的刺激很大，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虽然景帝时时刻刻防备英宗复辟，但他并没有对皇兄做得太过分。有个叫徐正的刑科给事中建议英宗不宜居住南宫，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景帝听后愕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将其治罪。

　　在对英宗严加看管的同时，景帝还谋划换掉太子。景泰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但是景帝即位没几年，就想换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只是苦于一时间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