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铁面威猛的皇帝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雍正全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是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共在位13年，庙号世宗。

　　登基迷雾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可以说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康熙生有36个儿子，除了夭折及过继出去的，还有26个。皇子们都为争夺太子之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私结朋党。1722年10月康熙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适。13日病情恶化，当天夜里69岁的康熙皇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驾崩。随即銮舆载着康熙遗体，像日常皇帝出巡一样，连夜送回北京城中大内乾清宫。

　　次日，由康熙帝临终前的惟一“顾命大臣”、担任卫戍京城与皇宫的步军统领、国舅隆科多传达康熙遗诏，命皇四子胤祯继位。同时，皇宫内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诸王非传令不得进”大内;关闭京城九门六天，等等。到11月20日，胤祯在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正式登上皇位宝座。次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

　　关于雍正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也是说法最多、最复杂的一个疑案。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代表性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雍正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是继位还是篡位?从胤登基以来，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据正史记载，胤禛是奉康熙遗诏登上帝位的。1722年末，康熙病情突然恶化，传各位皇子入见。不久，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到了御榻旁，听取了康熙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一诏书出人意料，据说胤禛知道后也深感意外。

　　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后，皇四子胤祯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开始流传，并引发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两派的激烈争论。

　　而在民间传说中，更是广泛流传着多种版本的雍正篡位登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是“雍正改诏说”：在太子胤礽被废以后，康熙特别宠爱十四子胤禵。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来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可当时胤禵正统帅西征，不在京城，于是权力很大的雍正就串通隆科多、年羹尧，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由“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太后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隆科多是当时的步军统领，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康熙病重时发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驾崩，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皇子胤祯，即雍正。

　　关于“隆科多改诏说”还有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后面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三是“雍正投毒说”：康熙病重时，胤祯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后就一命归天了。也有人说是雍正气死了康熙，密谋登上了王位。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

　　这些传说都把雍正描述成一个弑父逼母、改诏篡位、残害兄弟的暴君，而在这些传说中，最关键的就是雍正是篡位还是继位。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没有事实根据。比如，“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会有这样可能的，因为康熙诏书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而且汉文中的“于”字是一个繁体字“於”，要想改诏书，将“十”改成“于”没那么简单，更何况还有满文呢?而从保存至今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是传说中所说的“传位于四子”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谓康熙喝了雍正献的参汤而中毒同样不可能，因为康熙根本不喜欢这东西。由于康熙精通医学，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

　　而隆科多偷改诏书同样不符合历史，因为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雍正比年羹尧年龄还大。何况年羹尧和雍正关系不一定很密切，同时作为川陕总督的他不可能钳制西征的抚远将军胤禵。胤禵兵力不多，即便知道京城有变，也不敢轻举妄动，用不着年羹尧去钳制。最后，从康熙末年的情况看，雍正可能是最佳皇帝人选。在有实力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中，皇长子胤礽因求皇位过急而遭贬，皇八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十四子地位虽显赫，但从种种迹象看并未被康熙定位继承人。而雍正狡猾无比，与诸兄弟表面关系很好，并得康熙的好感。康熙晚年多次命他代行祭天，表明对他特别信任。另外，在诸多皇孙中，康熙特别喜爱雍正之子弘历(乾隆)，这也是雍正得有力因素。

　　民间传说虽然十分荒谬，站不住脚，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还是把结论分成两种：一种认为雍正是篡位，另一种则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篡位论者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步军统领隆科多是雍正心腹，在康熙病危昏迷时，雍正在隆科多帮助下伪造了遗诏，变相软禁皇子，编造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到康熙口传遗诏的重要情节，乘机篡位。

　　因为证明雍正合法继位的关键问题，是康熙临终前是否曾召见过皇子和隆科多，并口授传位遗旨。学者经过对史料对比研究后认为，雍正继位前后对这一关键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直到敌对势力被打压后才这样讲，所以很可能是编造的。

　　还有人称，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两份康熙遗诏，内容不一样，一份只有汉文，另一份则为满汉文，说明公布的遗诏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尽管民间所传“十”改“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能排除雍正矫诏篡立，因为正史记载有很多破绽。

　　这派学者认为，康熙晚年并不十分信任胤禛，而最喜欢的是允禵，屡屡委派胤禵以重任，尤其是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实际已认定他为接班人，让他去西北打仗是为让他树立威信。而在年龄上，胤祯也处于劣势。雍正继位时已45岁，比同母弟允禵大十岁，因此有人认为康熙不可能选一位年龄过大的皇子接班。

　　对于康熙非常喜欢胤祯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增加了胤祯继位砝码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这很牵强。因为从档案记载上看，康熙对皇孙们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和允禵的儿子。何况雍正与隆科多、年羹尧的关系也确实可疑，年的“今日之不负皇上，他日不负王爷”，更是篡位铁证。另外，雍正即位后残害兄弟也难于用缺乏宽大之心来解释。

　　由此他们推论：正因雍正篡位心里有鬼，才没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他把自己的陵墓选在清西陵，而不是康熙陵所在的清东陵。

　　继位论者则坚持认为，是康熙钦定的雍正，所以在有临终传位之举。他们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六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祯的遗命，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的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

　　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康熙虽然在22岁时就立了太子：皇二子胤礽，但后来由于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掉了太子。

　　废了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为制止这种情况，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次废了太子，并倾向于从皇三子、四子和十四子中选继承人。这期间，康熙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一定找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祯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祯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祯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祯“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这就是说，雍正是靠“诚孝友爱”来得到皇位的。胤祯为了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露得过多，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正是按照这种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的。

　　胤祯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又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祯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祯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祯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胤祯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练，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胤祯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祯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此发出上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祯继位后，就以“戒急用忍”为座右铭，用以警示自己。

　　对于为什么康熙最后选中的不是皇十四子，人们认为，如果康熙真想传位给他的话，是不会在自己年老生病时，把他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

　　如果说康熙五十七年让允禵到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是为了让他建功立业，但康熙六十年将立战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时让他重回前线，这显然表明皇位不是要传给允禵的。

　　雍正继位后，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将他软禁，但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采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选中胤祯，还因为他喜欢胤祯第四子弘历，这话也有些来历。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12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当即就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

　　佐证这一说法的还有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它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未来帝位的官方说法，这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的。

　　至于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作为篡位旁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顺治父亲的昭陵是在沈阳，顺治死后并没葬在沈阳;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却在清东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那他也不敢进太庙才对，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在那里雍正不是还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勤政务实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

　　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