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平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 临黄河，北面50里是着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着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 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 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 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 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着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 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 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 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 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 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 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 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 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 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 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 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 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 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 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 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 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 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 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 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 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 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着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着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 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 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着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着书的类型，是在 经历磨难之后通过着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 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司马迁的着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着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着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司马迁之死

　　司马迁到底怎么死的后人却有多种不同说法，归纳一下大致有三：1，寿终正寝，并且死于汉武帝身后说;2、因写《报任安书》再次入狱而死说;3、死于巫蛊之狱说。

　　这几种说法都各有佐证，又各有缺陷，直到我小人家大学毕业时候，争论还没有了局。但无论哪种说法，对于“司马迁拥有一个不幸的人生”这一事实，大家都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