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选官制度

　　东汉官吏的选拔制，大致是沿袭西汉，只是更加趋重于用考试的办法来挑选人才，各方面的限制也更加严格。官吏的来源，概括说，有选举和辟召两条途径，《通考·选举考》说：东汉时，选举辟召，皆可以入仕，以乡举里选，循序而进者，选举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

　　东汉后期的社会,灾异频发,政治昏暗,幼主嗣位,母后临朝现象不断,其直接后果就是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由于外戚和宦官操纵政治,垄断选举,使吏治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也严重扭曲,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东汉后期选官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选官的限制性法规遭到破坏,选拔人才标准的天平向外戚、宦官势力和世家大族势力倾斜。2、由于鸿都门学的设立,考试内容以尺牍代替了经学。3、任子制有滥情发展的趋势。4、买官卖官公行。5、选官混乱,令出多门。6、选举不实,所举非人。这些变化对东汉后期的社会又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加速了吏治的败坏,导致门生故吏集团的形成,而且加速了社会风气的衰落,在士人阶层中退隐、盗取虚名、浮华势利、拜金主义的风气也大为盛行。世风与士风的恶化,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腐朽和衰败。可以说,东汉后期选官制度的破坏与吏治的败坏、社会。

　　贡举

　　东汉选举的常行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等科。只有孝廉每年由郡国按人口比例察举，其他科目要等皇帝下诏令才实行，所以孝廉科选出的人特别多。按当时的规定，大致郡口二十万举1人。《后汉书·丁鸿传》说：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永元十三年(公元100年)，和帝又诏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者，岁举孝廉1人，不满十万，二岁1人，五万以下，三岁1人。所举的贡士进入京都，便拜为郎，居三署。 《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说：

　　三署谓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

　　东汉中期，选举之政已失其实，流弊甚大，各郡所察举的孝廉，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在孝廉这个名义下，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求名法。例如许武被举为孝廉后，和两个兄弟分家，三分财产自己取最好的一分。两个兄弟算是能忍让，因此也被举为孝廉。许武于是大会宾客，宣告使两兄弟成名的本意，再把自己一分财产分给两兄弟。许武因此获得更大的声名。又如赵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凡二十余年，乡人都称他是孝子，州郡官屡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出来，孝名愈来愈大。后来郡太守陈蕃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5个儿子，按惑众欺鬼神的罪名处罚。可见察举之不实。《后汉书》卷61《传论》说：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兢。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为了纠正这种流弊，汉顺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议，规定了严格的制度并采取了限年考试的办法。《后汉书·左雄传》说：

　　(顺帝阳嘉元年)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 ‘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变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龄。”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

　　博士弟子满一年考一次，中第者补郎，这个制度和西汉相同。汉质帝本初元年 (公元146)，又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满一年进行考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为太子舍人。

　　汉制内而公卿，外而牧守之掾属，皆归各级自由选署，但由于选择不够认真，造成贤佞兼有，朱紫错用。所以，东汉光武帝规定了四科取士：一、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诏令各级官署必以这四科为标准辟召。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每年送上黑绶长吏，视事三年以上政绩优异者各一人，年终与上计一起送上，以次叙用。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规定凡从郡国征召的均补为郎官。

　　东汉沿袭西京旧制，凡负有盛名之士，天子可下特诏，征召任用。西汉末，经王莽之乱，许多志士高人对现实社会不满，相携而去，隐居林园。光武即位后，下诏寻求隐逸之士，旌帛蒲车出入于山岩之中。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诏云：“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公车”，官署名，有公车令一人，凡所征召，总领之。

　　凡是贡举和征召之士，经过考试合格，均拜为郎，隶属于光录勋，再经过铨第，才可补为官。

　　东汉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均设有专职官，掌握铨选事务，《通典·选举》说：

　　其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而尚书令总之。

　　西曹主府吏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的选用。

　　走这三条仕路的人是：(一)士人;(二)通经学或能作奏章的人;(三)被称为孝廉的士人。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读书，所以，东汉的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也因为学校发达，士人间的竞争也更加剧烈。但是，有凭借的士人，或以阀阅 (门第资格)被荐举;或者走权贵之路。例如河南尹田歆，有一次荐举6个孝廉，其中权贵指定的就有5个。不管士人用什么方法求仕进，有权荐举士人的大官还自有一个选择法，那就是“郡国举孝廉，大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关系，在私人感情上发生父子关系，被推荐的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负义，将为士人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有些名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士人是无市籍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东汉后期士人逐渐从以外戚为代表的上层豪强集团里分化出来，变成官僚集团，在外戚、宦官两种势力之外，自成一种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团，反对宦官集团。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