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南书房

  简介:

  清代内廷机构。座落于紫禁城内月华门之南﹐旧为康熙帝读书处。康熙十六年(1677)始设﹐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此为选翰林文人入值南书房之始﹐即内廷词臣直庐。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随扈。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因接近皇帝﹐对于皇帝的决策﹐特别是大臣的升黜有一定影响力。故入值者位虽不显而备受敬重。雍正朝成立军机处后﹐撰拟谕旨为军机大臣等专职﹐南书房虽仍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参预政务。有清一代士人﹐视之为清要之地﹐能入则以为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南书房记注》﹐系迄今发现的﹑为数极少的南书房档案。

  用途

  南书房"本来是官宦人家读书学习的地方,但在清人关前,却把它当成儒臣在宫内值班、工作地点的专用语。玄烨沿用旧称,在紫禁城设了两个书房,即南书房和上书房。南书房供人值内廷的翰林官们以诗词、书画等供奉皇帝,而上书房则是皇子从师傅读书学习的地方。

  南书房最初是康熙帝本人的书房。康熙十六年十月,儒臣开始在那里供职。它对于玄烨习文写字,读史论经,吸取前朝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接受汉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起过颇为重要的作用。

  玄烨本人早已在康熙九年开设日讲和经筵,每天都与担任讲官的翰林官往来。但这种接触只限于讲课之时,他觉得远不能满足自已对知识的渴求。康熙十六年十月,玄烨向内阁大学士提出:"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付。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厥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着于内城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清实录》)当时仅选择了两人,一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张英,一是流落在京的浙江穷书生高±奇,由内务府在西安门内给他们找了两所空房做住宅,每天到宫中南书房入值。此后,玄烨又不断在南书房增设大臣。南书房成了与玄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

  南书房不是一个行政机构,一切供应,如笔墨纸砚、太监勤杂等均出自内务府。入值官员每天辰时在皇宫侍卫的伴送下到南书房上班,戌时才下班离宫。在南书房供职的大臣不另设职衔,仍称原职。张英人值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后称"侍讲学士支正四品俸张英"。如果入值官员非翰林出身,入值后便看情况赐给官衔。布衣出身的高士奇,到南书房后赐予中书舍人的官衔,被称为"内阁撰文中书舍人支正六品俸高士奇"。一般统称他们为’尊书房行走"。还有一些大臣,如李光地等,虽不是南书房的正式官员,但因与皇帝关系密切,也常出入南书房。

  在南书房供职的大臣,任务离不开文墨。最早入值南书房的高0士奇曾说:"余自康熙丁巳叨尘侍从,日值大内南书房,寒暑无问,将十有三年。日惟探讨载籍,与笔砚为伍。"(《天禄识余》)南书房初成j立时,玄烨刚学作诗,兴趣很浓,不但命张英、高士奇二人写诗进呈,还常召王士稹、陈廷敬等侍读学士进内廷赋诗。有时天晚了,就把他们留在南书房,撤御宴以赏赐。在赋诗作文这些事情上,他自知不如。张、高等人,因此,同词臣们的关系还较平等。康熙十七年八月,玄烨命张英、高士奇及讲官陈廷敬、王士稹、叶方霭到南书房读阅自己的诗集,并且提出要求:"朕万机之暇,偶有吟咏,未能深造古人。因尔等在内编纂,屡次请观,故出以示尔等。中有宜改定处,明言之,毋隐。"(《起居注档》)玄烨的诗并不高明,更何况他还在初学。不过品位卑下的词臣却不敢非议,照例要说一番"千古帝王所不及"的恭维话。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使他难以听到大臣们的真心话。

  当时刊印御制诗文集,或内廷要编纂什么书籍,编辑和校对的任务就落在南书房官员身上。如康熙十七年南书房奉命为玄烨编辑御札,康熙五十五年,苏州织造李煦承办刊刻御制诗三集,但修改、校对和粘签的工作,却由南书房负责。每当年节,康熙帝要向大臣赐字,内容多是福寿、嘉祉,松鹤、松寿等吉祥字句,也常由南书房官员代笔。

  康熙朝后,一些文人在自己的随笔中记有南书房还担负着草拟谕旨的重任(见《檐曝杂记》、《啸亭续录》、《养吉斋丛录》、《恩福堂笔记》等)。但是从康熙年问的起居注档看,情形却并非如此。就在张英、高士奇正式供奉南书房的第二个月,康熙下了一道上谕,明确指示"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伊等俱系读书之人,此等缘由虽然明知,着仍恪遵朕谕行"(《起居注档》)。张英、陈廷敬、王士稹等人在到南书房供职前都曾担任起居注官,他们对国政大事虽不起多大作用,却是直接介入政事,入值南书房后,就再也不担任起居注官了。而与玄烨面商国务,请旨草拟谕旨的,是内阁大学士和学士一类官员,并不是南书房行走。《起居注档》上几乎每天都有"上御乾清门听部院官员面奏政事毕,部院官员出,内阁大学士、学士捧折本面奏请旨"的记载。有时玄烨患病,无法御门听政,也不召近在内廷的南书房官员商议政事,却要"召内阁大学士、学士至懋勤殿,面商折本"(《起居注档》)。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为康熙草拟谕旨的,是内阁大学士,而非南书房官员。

  但是,南书房官员也不是绝对不干预政事。曾在南书房供职的侍读学士王鸿绪说过:"先年承旨,密缮小折于皇上巡幸之时,亲诣雨书房,交与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俟宫报回日,臣亲诣领出。此时圣驾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今重奉密令,似宜照先行走,交与首领,慎密收发,庶免他虞"(《王鸿绪密缮小折》)。王鸿绪奉旨向康熙帝奏交密折,想来其他南书房官员也可能做类似的事情。然而这种向皇帝奏交密折同前面所说的为皇帝草拟谕旨,尢论形式上或实质上,都完全不同。草拟谕旨是当时最重要的机密工作,参加草拟的大臣必须直接介入政务;而提交密折,不过是大臣就自已的见闻密奏皇帝而已,其密奏事情的本身并非都是机密。应该说,这是大臣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

  玄烨与南书房官员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常"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析经义,无异同堂师友"(《啸亭续录》);康熙十七年三月,五台山向宫中进贡了一种"天花蘑菇",玄烨认为蘑菇"鲜馨罕有,可称佳味",派人送到南书房,特让正在那里编辑御札的张英等人尝鲜,"使知名山风土"(《起居注档》)。李光地病了,玄烨关怀备至,不但赐他薰细鳞鱼、鲜鹿肉条,而且还特让李光地的家人每天到宫中取饮玉泉水,滋补肠胃。张英的父亲病故,张英请假回乡奔丧,玄烨特赐他白银五百两料理丧事。至于赏赐诸臣御用瓜果酒菜,更是寻常之事。玄烨本人常到南书房看大臣赋诗作画,他高兴起来,也挥毫命笔,赏赐诸臣。

  南书房的官员主要来自翰林院。当时的翰林官大都是科举出身、才学出众的文人,同时,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一般还都要经当朝名士的举荐。但玄烨仍不放心,还要亲自考察他们的才学。清初鼎鼎大名的诗人、侍讲学士王±稹,侍读学士陈廷敬,都是被玄烨召到懋勤殿,当场赋诗,又受到皇帝的赞赏后进人南书房的。康熙二十四年,玄烨又对翰林院、詹事府诸臣进行了一次考试。有一位日讲起居注官在这次考试中获第一名,玄烨才把他选人南书房。康熙三十三一年,玄烨又下令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每天选派四名官员,轮流入值南书房,以便他从中挑选。

  玄烨选择南书房官员的主要标准也可概括为德、才两项,当然他是要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德和才。对他们的职务、门第,倒不大放在眼里。如最早人值南书房的流落京城的穷书生高士奇,因大学士明珠的举荐,说他写得一笔好字,便被破格选人南书房;南书房官员戴梓,原来也是个布衣,通天文算法,又能诗能文。他发明的连珠火铳法,在平三藩时起过很大的作用。他亦被破格选人南书房。至于颇有影响的朱彝尊,更是有名的"四布衣"之一,在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时初露头角。当时朝野舆论攻击他为"野翰林",但玄烨认为朱彝尊兼诗、文、考据之长,还是将他选入南书房。

  最能说明玄烨注重南书房官员才华的例子,是方苞的人值。方苞本是震惊全国的《南山集》案中的一名要犯,因为《南山集》作序,被关进死囚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玄烨听李光地说,方苞的古文超群拔类,便赦免了方苞的罪行,又命人把他带到畅春园,撰写《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等。玄烨阅后十分满意,竞说方苞的文赋"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望溪全集》)。从此,方苞就由一个罪犯一跃而成为南书房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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