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阿包青天包拯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号文正，谥孝肃，庙号兼济，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包村人。他28岁中进士，曾先后任天长、端州、赢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地知县、知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至和三年（1056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当时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的大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孝顺父母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人家的独生子，父母宠爱备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不外乎走上科举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1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如今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要被世人唾弃。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除非皇帝因某种原因不愿让大臣回家守孝，即“夺情”，否则必须离职守孝。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

　　生平

　　包拯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西元999年）农历四月十一日，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科进士。

　　包拯之母生包拯时年事已高，其乳母为其嫂子，因此包拯懂事之后呼其嫂子为嫂娘以表示其既是嫂子，也是娘亲之意。包拯因天生面目黝黑而被父母取名为黑子。读书时由其师予名拯及文正，意思希望他为人正直，能够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初任建昌知县，后任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端州（广东肇庆）知州。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称其“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又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诈骗案，震动朝野。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包拯任权知开封府，至嘉祐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包拯公正廉明、明察秋毫、铁面无私，因此受人敬仰。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他进入“二府”成为北宋最高决策机关成员（枢密副使）后，衣着饮食和器具依然“如布衣时”，是古代中国清官的典型代表，民间谚语有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为人严正，殊少笑容，时人以“黄河清”比喻包拯之笑。曾与包拯同朝为官的欧阳修、司马光，乃至后世如朱熹、刘敞等，对包拯皆有正面评价。

　　包公于宋仁宗赵祯嘉祐七年（1062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7月3日），病殁于开封，但有人怀疑包公是遭到毒杀。宋仁宗赵祯加封包公为东海郡开国侯，赠官礼部尚书，谥孝肃，还根据包公‘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这句话追谥包公为孝肃，妻子董氏把包拯生前奏议底稿交付至门生张田辑录成《孝肃包公奏议》（即《包拯集》）传世，次年归葬合肥，墓志铭由同为枢密副使的骑都尉、濮阳县开国子吴奎撰写、朝奉郎、上骑都尉杨南仲书写以及甥将仕郎、守温州里安县令文勋篆盖。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已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包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